【标题】：简论新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

【内容】：简论新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

其一，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苏联模式的负面影响、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和十年“文革”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边缘的情况下发生转折的。转折是从总结历史经验，确定理论路线的拨乱反正开始的。随后又在农村、城市和各领域、各部门陆续展开。这种历史转折不仅有一以贯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有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使一系列出台的改革开放新政策具有针对性、稳定性、系统性和科学性。这样的路线和政策，既是历史的选择，它的延续也是历史的必然。

其二，中国的社会主义定位在哪里？社会主义建设从哪里出发？这关系到对中国基本国情的理解和把握，关系到如何贯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是邓小平和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基本国情作出的科学论断。这一理论首先肯定我国社会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或其他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旗帜必须鲜明，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否定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的现实就是否定过去的历史和奋斗的成果；这一理论同时也肯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处在不发达的阶段或初级阶段，一切都必须从这一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初级阶段，离开现实和超越这一阶段的“左”的办法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只有全面地把握上述两层含义，才能同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划清界限。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我们更清晰地认识社会主义建设长期性、紧迫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理论基础，是我们更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作长期奋斗的理论基础，也是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共同奋斗的理论基础。

其三，社会主义实行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进入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的新时期，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最好时期，概括起来可以说，成就为举世公认，成果使人民受惠。经济上，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民经济连续较快增长，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特别是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下，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维持了良好的经济发展形势，成为稳定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政治上，逐步扩大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实行依法治国，坚持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实行“一国两制”，树立了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范例；思想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上，既坚定不移地贯彻四项基本原则和双百方针，营造发展科学文化的宽松氛围，又坚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从严治党，惩治腐败，树立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和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在对外交往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反对霸权主义，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在国际上树立了维护世界和平的形象。总之，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最大、发展最好最快又最为稳定的时期，它证明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它不仅适合过去和现在，而且适合下个世纪，适合上百年时间。从本世纪最后二十年看下个世纪，历史的连续性和发展规律是不能违背的，中国在新世纪的历史抉择是大势所趋，是千百万人心所向，非少数人所能左右的。马克思主义的命运离不开三大关系，关于马克思主义在未来的历史命运，离不开当代的几个重大关系，一是马克思主义同全球化的关系；二是马克思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三是马克思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关系。

关于马克思主义同全球化的关系。有人说，全球化的核心是资本全球化，他们据此认为，全球化意味着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有人把全球化归结为从工业化进入信息化的时代，进人知识经济时代，进入生态化时代，而这些似乎是同马克思主义绝对排斥的；有人以为全球化要求后现代的思维方式，即从文化层面来解释社会冲突、寻求社会发展前景的思维方式，从这种观点出发似乎就可否定马克思主义，等等。

其实，关于全球化思想早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初期就以“世界性”的观念提出来了，并作出过一定的分析和预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充分估计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作用和必然结果，认为“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愈是扩展，资产阶级也愈是发展”。资产阶级为了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他们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正因为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而“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也会“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

马克思恩格斯此前在发现唯物史观的研究中，在他们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谈到无产阶级作为失业大军也正是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他们把世界历史性的存在看做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的存在，指出无产阶级的存在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实现，都离不开世界历史性的存在，都是与世界历史性直接联系着的。

从马克思主义的上述论断可以看到：

第一，世界性或全球化，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唯物史观分析资本主义、揭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一个重要范畴，它不仅同资本主义社会相联系，也同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发展相联系，仅仅把它归结为全球的资本主义化是片面的、错误的。

第二，研究全球化或世界性，必须从当代社会发展变化及其规律性的高度来进行，从唯物史观高度来进行，而不应仅仅停留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上。

第三，真正意义上的彻底的世界性或全球化，是共产主义目标的实现，那时才会有从经济到政治到思想的一系列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会有真正的世界性的团结和协调。

关于马克思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如前所说，世界性或全球化是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提出的，只有从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中才能了解世界性或全球化的状况和问题，才能了解它的来龙去脉，而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世界性或全球化的前景也是同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相联系的。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跨国公司和国际性的垄断，其时代特点必然要反映到它的全球化战略上来。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不能忽视如下情况：

其一，当代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在日益发展，全球不同类型的国家，都在谋求自身的发展，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把它的势力扩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实现其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掠夺，有时还要进行政治干预，阻碍发展中国家求发展的要求，阻碍进行公平、合理、互利的贸易交往。因此，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建立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些对资本主义大国的发展当然是不利的。 其二，全球生态危机的加剧，要求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不要用自己的发展去妨碍别人的发展，要求制定挽救地球的协议和公约的呼声与日俱增。这些也是资本主义难以解决的，而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却给人类带来了希望。

其三，现代资本主义为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和冷战结束、传统的政治分野与两极化对立态势有所变化的情况，提出超越左右两极的第三条道路，以维护自由、民主、人权相标榜，用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组织新的国际社会同原有国际组织相对抗，推行新霸权主义，借以缓解自身的危机和问题。这些花样翻新的手法仍然是以维护资本主义为前提的，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改良和更新，越来越被更多的人们所识破，越来越受到发展中国家和各国人民的反对。

其四，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有人只看到它同资本主义对立与斗争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两者还有相互联系的另一面，没有看到还有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某些资本主义制度的赞誉者总是把两者绝对化，把一切美好的桂冠加在资本主义头上，把资本主义看做是完美无缺的制度，而马克思主义则是一种对资本主义怀有偏见的理论。其实，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肯定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进步和变革社会生活方面所具有的无可比拟的巨大作用，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而某些资本主义制度的卫士总是把民主和极权、清廉和腐败、人道和斗争、文化和无知作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分野的“标志”，不加分析地把后者归罪于马克思主义，这当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无知。历史恰好表明：马克思主义早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就对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作了深刻的剖析和无情的揭露，对无产阶级专政所包含的民主思想作了精辟的阐发，随后又在70年代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和肯定了以国家机关民主化来取代国家机器官僚化的经验，并且破天荒地把公社公职人员定位为“社会公仆”，肯定了公社对他们的报酬和权利作出的种种限制，为防止社会公仆蜕化为社会主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更为深刻地从解放全人类的高度肯定了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认为公社提供了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向着共产主义目标和理想前进。这一光辉的理想虽然未能实现，但是对于那些把阶级斗争同人道主义绝对对立起来的论调却给了当头一击。同样，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也是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后起的社会制度的历史地位上提出的，这种优越性不仅没有离开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达到的成就，而恰恰吸取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全部文明成果。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一贯强调社会主义文化是在批判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强调社会主义绝不能建立在文化落后和愚昧迷信的基础上，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在美国，也有许多有识之士看到了上述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互联系的方面。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的，是以剖析资本主义而发展的，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下去，马克思主义就不会失去其历史作用，更不会灭亡。当然不能用一成不变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不应把马克思主义凝固化或僵化，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修改，恰恰不是它的危机，而是它的生命力的表现。现在有些美国研究者还认为马克思确实是一个通晓我们的经济制度的人，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他的作品就值得拜读。有些研究者甚至认为，在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和社会变革理论，对于促进自由、民主、正义、平等、人道的生活方式，对于消除人类的痛苦和压迫，都是同自由主义、保守思想相抗衡的不可替代的思想。

关于马克思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关系。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到革命实践，从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到多国胜利，从社会主义在苏东剧变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复兴，社会主义在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命运总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某些社会主义的反对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这种联系扩大化绝对化，认为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和灭亡，这种错误在于：（1）社会主义在一国的失败和它在其他国家的命运是有区别的，不能等同：（2）社会主义在苏联也仅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还处在不成熟、需要在实践中试验的阶段；（3）社会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但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体，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是有所不同的；（4）各国社会主义者都会从苏联的失败和本国实践中总结经验，采取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又符合本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法，模式的多样化，有可能使社会主义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就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来看，我们也已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从1949年到1956年，我们成功地确立和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从1957年到1966年，由于指导方针上犯有“左”的错误和实践中不断总结、不断纠正错误，社会主义是在曲折中前进的，使社会主义中国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没有充分地取得；1966年后的“文革”十年，在林彪、“四人帮”的操纵下，走上了一条完全背离社会主义，背离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背离中国国情的道路，出现了中国历史暂时倒退的局面；在结束“文革”、彻底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由于清除长期形成的历史积淀需要时间和华国锋所推行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在历史转折中出现了两年徘徊的局面。近五十年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曲折复杂的历史变迁，都成了我们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宝贵财富，都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振兴，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就势所必然，势在必得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继毛泽东思想之后，第二次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重大飞跃和重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就是这样问世的。

形成于世纪之交的邓小平理论，能不能适应中国即将面临的新世纪的需要？要看它能否回答和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面对的国际形势是和平与发展、是全球化，其确定的国内主要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些都是不会改变的，都是完全适应新世纪需要的。

第二，邓小平理论根据中国国情，参照世界经验，科学地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定位问题，把初级阶段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和出发点，这样既区别于社会主义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定位过高，轻率地宣布已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忽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放松现阶段的任务和努力，实际上降低了共产主义的标准；又区别于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走回头路，搞资本主义化的观点。初级阶段的理论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也为我们下个世纪一百年的艰苦奋斗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三，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估计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今后的发展和遭遇，最为实事求是；对于正确解决前进中的曲折和突发事件，最富远见卓识。邓小平在90年代、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也是他的晚年，讲得最多的莫过于两个问题：一是要把共产党内部搞好，使之不出问题，要注意培养人，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二是要看到社会主义在前进中出现某种严重曲折甚至暂时复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失败了，“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把这样的好事变成传统，永远丢不得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如同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善于对困难和曲折做革命转化工作，尤其深刻的是，他更善于把一切转化归结为依靠和坚持传统，依靠和坚持祖宗，即依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这对于我们在新的征程中立于不败之地是极其重要的，不可忽视的。

（作者：庄福龄）

（摘自《新华文摘》2000年第4期）

【标题】：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内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邓小平哲学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曾说过，我是实事求是派。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邓小平哲学理论称之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哲学。

把实事求是提升为一个哲学范畴，并赋予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意，是毛泽东的一个创造。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支持和推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恢复和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在实践中发展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他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根本观点”、“根本方法”。针对“文化大革命”多年“左”的禁锢，邓小平在实事求是前面，又增添了“解放思想”四个字，这不仅有现实的针对性，而且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可以说，这是邓小平哲学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创造。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辩证的统一。解放思想，不是胡思乱想，而是以实事求是为基础的；实事求是，不是爬行主义，而是以解放思想为前提的。因此，在我们讲解放思想时，不要忘了后面还有实事求是四个字；当我们谈实事求是时，不要忘了前面还有解放思想四个字。这样，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就科学地表达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实质，形成了比较完备的解放思想的理论。纵观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的论述，我体会，有这样几个基本点：

一是解放思想的涵义。邓小平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4页）江泽民同志对此也作了这样的阐发：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要勇于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善于从实际出发，努力开拓进取。这就是说，在对待历史传统的态度上，不仅要善于识别先进和落后，还要勇于冲出落后传统的束缚；在对待现实的态度上，要排除主观主义和错误思潮的影响，按事物的客观规律办事；在对待未来目标的态度上，要努力奋进，百折不回。

二是解放思想的内容。解放思想的本质，是冲破旧的落后思想的束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其具体内容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了必须破除思想理论上的“三个停留”，即“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他又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此作了阐述，并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放思想的新任务。

三是解放思想的标准。在我国新时期的发展过程中，邓小平先后充分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了判断改革是非成败的“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在一定意义上说，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也是衡量思想是否解放的根本标准。

四是解放思想的途径。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发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这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立足点，也是解放思想的立足点，因为解放思想的实质就是理论和实际的统一；“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就是在行动中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而解放思想就是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中实现的；“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这是解放思想的关键环节，因为理论的发展不是实践的自发行为，而是通过人们自觉地总结经验实现的；通过这种自觉的理论思考，使思想不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是说实践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理论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只有着眼于“新”宇，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才能在解放思想之路上永不停顿地前进。“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不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风也是解放思想的基本途径。

五是解放思想是无止境的。实践发展的无限性，认识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解放思想的无限性。解放思想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不断地在实践基础上进行再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基本规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形成都是一个过程，都有一个从提出个别观点到逐步形成理论体系的过程，而科学体系的形成就是理论成熟的一个显著标志。胡乔木同志曾经提出，一个理论要构成科学体系需要有几个基本的要素，即要有一个坚实的基础，要有首尾一贯的若干基本观点，要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发展。对邓小平哲学理论可以作如是观。

（作者侯树栋）

（摘自《求是》1999年第9期）

【标题】：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与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确立

【内容】：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与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确立

党的十五大根据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建议，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进一步成熟。深刻认识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确立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过程中的重大贡献。对于坚定不移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完成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各项任务，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为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把邓小平理论写在我们党的旗帜上，是由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全党的共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客观需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经过这次全会，邓小平同志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两大历史性贡献：一是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二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功地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实践证明，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正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全党指导思想的客观依据和根本原因。

为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有三件：一是提出了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任务。这是十四大的一个历史性贡献。十四大之后，一个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部署。党的十五大的主题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这就从党的基本理论与基本路线的内在关系上阐明了怎样坚持基本路线、如何高举旗帜的问题。它表明：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坚持邓小平理论对各项工作的指导。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的基本理论，是制定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前提和依据。党的基本路线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规律，指明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体现了基本理论的精神和要求，是使基本理论见诸实践的行动纲领。只有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才能使基本理论在实践中真正发挥它的指导作用。

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运用、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

——始终坚持完整地准确地把握和理解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江泽民同志始终强调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要求领导干部首先是高中级干部要带头学习邓小平理论，完整、准确地把握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要在认真研读邓小平同志的原著，全面系统地把握理论的科学体系上下功夫，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上下功夫，在运用理论研究解决当前重大问题上下功夫，特别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他尖锐地批评了在一些领导干部身上存在的学风不正的现象，指出绝不能搞断章取义、各取所需，把自己不正确的理解说成是邓小平理论的原意。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的认识和把握上，他要求我们必须把“社会主义”和“初级阶段”这八个字统一起来。这就是说，我们既不能超越初级阶段，又不能背离社会主义，将改革引入歧途。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方面，他提出“两个坚定不移”，即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定不移，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也要坚定不移。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他指出股份制是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中的一种形式，不是唯一形式，不能搞“一刀切”，不要“刮风”；搞活国有小企业是要“放活”，不是“放弃”，组建大企业集团，不能不讲条件，搞“拉郎配”。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上，他强调要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同依法办事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关键，发扬民主是基础，依法办事是保证，绝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些要求，对于我们全面正确地理解和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实现跨世纪的战略任务，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江泽民同志认为，把握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精髓，也就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也就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联系和它的统一科学思想体系。他强调指出，在开创全新事业的过程中，我们只能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一切从国情出发，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探索，在实践中提高。他要求全党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抛弃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抛弃那些对社会主义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抛弃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思想。他反复强调，要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有机地统一起来。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他深刻地指出：“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我们的认识要随着历史的前进。时代的发展、实践的深化不断提高。全党同志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是由于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能够敏锐地抓住带倾向性的问题，在风起青萍之末时果断地加以解决，保证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注重在实践中正确运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同志十分重视学风问题。他告诫全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开放的和发展的理论，它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所作的回答还只是初步的，没有也不可能穷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和各个领域的具体规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近年来从实际出发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不仅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正确运用，而且是对邓小平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方针和基本纲领的提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提出和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等等。这一系列新观点和重要论断，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方面看，都取得了新的突破，做出了重要贡献。

——始终坚持把学习邓小平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与其崇高品德、革命风格结合起来。江泽民同志指出，邓小平同志不仅以他创立的光辉的革命理论指引着我们，而且以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锤炼出来的鲜明的革命风格感召着我们。江泽民同志深深崇敬邓小平同志，在他担任党的总书记之后，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和崇高品德、革命风格。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实践中，他以身作则，号召全党“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大力发扬邓小平同志倡导的革命风格，使我们党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战斗力和创造力。

在世纪之交的今天，面对复杂的形势和改革攻坚的任务，我们只有坚持不懈地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自觉地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才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不断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表达了我们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动摇、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作者黄宏　季明　卢冀宁）

（摘自《求是》1999年第2期）

【标题】：邓小平对价值哲学的重大贡献

【内容】：邓小平对价值哲学的重大贡献

价值哲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哲学分支学科，形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其一百年来的历史发展中，历尽坎坷，步履艰难，对世界哲学的发展未能产生大的影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说，就在于价值问题的复杂性，许多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这些问题主要是：

1．价值的本质问题。什么是价值？怎样界定价值？怎样理解价值的本质？

2．价值评价问题。怎样进行价值评价？用什么作评价的标准？怎样确保评价的客观性？

3．价值与事实的关系问题。如何克服价值与事实之间的鸿沟，实现事实与价值的统一？

4．价值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价值多元性与一元性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

5．研究价值哲学正确的指导思想即哲学观是什么？

以上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各国学者。而邓小平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新思路，作出了简明而科学的新阐述，从而有力地推进了价值哲学的发展，使价值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一、关于价值的本质

价值范畴是价值哲学研究的起点和基石。在价值哲学发展史上，对什么是价值，价值的本质是什么，各派学者都提出过自己不同的见解：

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价值哲学的奠基人文德尔班认为：“每一种价值首先意味着满足某种需要或引起某种感情的东西。”在他看来，价值是主体意志与情感的产物，完全是主观的东西。

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的李凯尔特说：“关于价值，我们不能说它们实际存在着或不存在，而只能说它们是有意义的，还是无意义的。”他还说：“价值绝不是现实，既不是物理现实，也不是心理现实。价值的实质在于它的意义性，而不是在于它的实际事实性。”他认为价值不是事实，客观上并不存在价值，价值只是一种先验的、抽象的意义。既然客观上并不存在价值，这就失去了进行科学研究的客观基础。

美国实用主义者詹姆士说：“善的本质，简单说来就是满足需要。”在詹姆士看来，被人享受，情绪上的满足，就等于具有价值。这种观点，连实用主义者杜威也批评说：“享受这些事物，认为是善，并不保证这些事物只会带来善的后果。”杜威认为，“必须用作为智慧行动后果的享受来界说价值”。

美国新实在论者培里说：“价值是欲望的函项”，“是兴趣对象的任何东西事实上都是有价值的”。他认为欲望或兴趣决定价值。

逻辑实证主义者罗索说：“关于‘价值’问题完全是在知识的范围之外。那就是说，当我们断言这个或那个具有‘价值’时，我们是在表达我们自己的感情，而不是在表达一个即使我们个人的感情各不相同却仍然是可靠的事实。”他认为价值不是事实，而是一种感情的表达。

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尔认为价值与经验事实无关，它属于精神的内容。他说：“价值这种术语就是用跟人们的决定有关的一种选择系统和所有这样的自然规范作出的选择。”他把价值作为人们有充分根据的决定或选择，而人们有充分根据的决定或选择是人们思考的产物。

存在主义者萨特认为：“所谓价值，也只是你所挑选的意义。”就是说，价值决定于个人自主选择。

人格主义者布赖特曼说：“价值是一个最高的心对于范畴的鉴赏而为人心所知晓和鉴赏的。”“一个最高的心或人格是宇宙的根本实在和价值本源。”他认为价值是一种意识的经验，是人格的体现。

以上各派各家的共同特点是从主观出发来看待价值的本质。

60年代以后，前苏联的学者开始研究价值哲学。前苏联价值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图加林诺夫认为：“价值——这是人为了满足其需要和利益所需要的东西。”他还说：“价值是一定社会或阶段的人们以及个人所需要的、作为满足其需求和利益的手段的那些物、现象及其特性，也包括规范、目的或理想的种种观念和动机。”他用满足主体需要界定价值。

前苏联学者特夫扎泽认为，“价值是对于确认人的生存含有某种意义的东西。”他把价值看成对人的意义。

《苏联百科词典》把价值定义为“周围世界的客体对于人、阶级、集团、整个社会的正面用处和反面用处。”

前苏联学者姆斯维尼拉泽认为：“价值是符合社会进步的客观规律的东西。”这个界定的缺点是容易与真理相混。他提出以符合社会进步来界定价值，但怎样衡量是否符合社会进步，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1934年，我国学者张东荪出版了《价值哲学》一书。他认为“价值之所以为价值在于能对于生活本身而成其自然趋势，满足其必然要求。”他把价值理解为满足人的必然要求。

80年代初以来，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开始研究价值问题，并对价值提出了多种界定。多数学者赞同用意义来界定价值，认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生存和发展的意义或积极意义。另有不少学者认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对价值的不同界定还有：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合目的性；价值是人；价值是人类所赞赏、所希望、所追求、所期待的东西；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效应；等等。

总之，对价值的界定、价值的本质问题至今仍是众说纷法，莫衷一是。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1962年及以后的一系列讲话和文章中，已经对价值的本质表达了他独到的看法。

1962年7月7日，邓小平针对当时因有些生产队出现了“包产到户”、“责任到田”，社会上有不同看法的情况，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里讲的是如何评价一种生产关系的价值问题。根据什么去判断哪种形式的生产关系有利于更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呢？邓小平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这就是有名的“猫论”。邓小平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即：评价社会现象的价值，最重要的是要看它的实际效果。

在社会生活中，一种事物好不好，有无价值，是相对于一定的人、一定的主体而言的。同一社会现象，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主体，其价值往往不同。所以，讲价值必须首先明确是对谁有价值，要确定谁是价值主体。邓小平在发表上述见解时说：“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这说明，他说生产关系好与不好，是相对于农民而言，相对于能否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而言。这就是以农民为价值主体；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农民为价值主体就是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价值主体。

邓小平的以上论述，概括起来说包含三个要点：第一，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保二，以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作为价值标准；第三，从实际效果出发确定价值。从价值理论的主客体关系来说，价值就是客体对主体（这里指人民）的实际效益、效果。

后来，邓小平又对这一思想作了多方面的论述。他在1978年12月13日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说：“今后，政治路线已经解决了，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一个部门的党委领导得“好不好”，主要看是否实行先进的管理，看技术革新、劳动生产率、利润、劳动者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等实际工作及实际效果、效益好不好。

关于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说：“开始的一两年里有些地区根本不理睬，他们不相信这条路，就是不搞。观望了一年，有的观望了两年，看到凡是执行改革政策的都好起来了，他们就跟着走了。”我们的办法是“拿事实来说话，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他们。”这就是说，农村改革好不好，有没有价值，要“拿事实来说话”，让人们看实效，以是否有实际效果来确定有无价值。

在政治领域，邓小平说：“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包括决策是否正确，这属于认识问题；正确的认识和政治决策对人民有重要价值，所以，这里的评价也包含着价值的评价。在评价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有无价值时，主要看是否收到好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政治效益在内。

在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领域，邓小平的论述更多。1979年，他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要求文艺工作者“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献给人民。”这就是说，一个文艺工作者的价值如何，就看其作品的社会效果如何，看他是否把最好的精神食粮献给人民。

1980年，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他提出：“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他要求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判断其作品的价值要以对人民、对国家、对党的利益的实际影响，也就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实际效益、效果来衡量。

1985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更加明确地提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这就是说，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一切活动的价值，都要以社会效益如何为唯一标准。其所属企业也要讲经济效益，但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或最高标准。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邓小平看来，一项工作做得好不好，有无价值，主要看实际效益、效果。效益是多方面的，有经济效益、政治效益、文化效益等，最根本的效益是社会效益。社会效益指符合社会、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实际效果。效益问题是一个价值问题。效益好，效果好，就是正价值；反之，则是负价值。效益高，效果显著，价值就高；反之，价值就低。根据邓小平的论述，可以说，价值就是客体对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这一思想，深刻地揭示了价值的实质。这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讲求实效，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在价值理论上的运用和发展。从这里可以看出，邓小平不仅在真理观上坚持实事求是，而且将实事求是运用于价值观。他的价值观是以人民为价值主体、实事求是、讲求实效的价值观。

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坚持实事求是，讲求实效，从实际效益、效果出发确定价值，确保了价值的客观性。这里应特别指出，邓小平讲求实效，重视效益、效果，与实用主义者所谓的效果、效用是根本不同的。实用主义者皮尔士认为，实际效果取决于人的感性知觉；詹姆士认为，效果取决于是否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是否符合人的某种利益和愿望。他们所说的人都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所以，实用主义者的效果是主观的。而邓小平所说的效果，是对人民的客观存在的实际结果、作用和影响。

其次，西方一些学者称价值为善、好，包含珍贵、优越等意思。善是指对群体、对社会有益的行为，好指有益。同一客体对不同主体的价值不同；真正的价值，是指对社会、对人类有益，能使社会、使人类更美好。邓小平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从对人民的实际效益、效果去确定价值，可以说是具体地揭示了价值客体与价值主体的关系。

再次，邓小平用实践活动的效果去确定价值，即“拿事实来说话”。事实胜于雄辩，拿事实说话，使价值问题从玄虚的东西，变成了与生活实践密切联系的、具体的、可以分析、测量的东西，具有充分的说服力。这就克服了过去一些学者对价值的界定不是从实际效果，而是根据人们的理解去确定价值，既缺乏说服力，又难以确保价值客观性的缺陷。

邓小平科学地揭示了价值的本质，使价值哲学研究中长期困扰人们的价值本质及价值的客观性问题得到正确解决，并为科学地进行价值评价奠定了基础。正如实践标准的确立，为建立科学的真理观奠定了基础一样，价值本质的科学揭示，也为建立科学的价值哲学或科学的价值观奠定了基础。这是邓小平对价值哲学的重大贡献。

二、关于价值评价的客观性

价值评价理论是价值哲学的重要内容。价值评价决定人们的价值选择与价值取向、行为取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所以，国内外学者都重视价值评价问题。

要对价值进行评价，首先要有科学的价值标准。而价值标准又决定于价值的本质、决定于价值的界定。

在西方，对价值评价的研究有重要贡献的哲学家，首先是杜威。杜威从经验主义出发，承认价值的客观性，承认价值是我们所经验到的，但他认为价值评价的标准是“正当”，是一种理性的原则。杜威提出将实验法运用于价值理论，用实验来检验评价是否正确，试图以此克服评价中的主观主义。他说：“把实验的习惯应用于一切事务中去，还产生另一个巨大的差别，即铲除了通常称为主观主义（最好称为自我主义）的根源。”他还说：“道德家们通常在自然科学领域和道德行为之间划上一道鸿沟。但是有一种道德，它是依赖后果来构成其价值判断；这种道德必须最紧密的依靠科学结论。”依赖后果来构成其价值判断，就是以后果作为价值判断的依据或标准。杜威的这一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一个道德的法则，也像一个物理学上的法则一样，……它的正确性和恰当性，是靠实行它以后的结果来加以验证的”。价值评价的客观性问题，是评价理论中的关键性问题。杜威从价值判断与物理判断都属于科学判断出发，把科学中的实验法引入价值评价问题，用行动的后果作为检验价值判断是否正确的标准，这对于解决价值评价的科学性、客观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他对价值评价理论的重大贡献。

但是用后果作为验证标准，在真理观上与在价值观上是不同的。价值与真理不同，真理是一元的，即符合客观事物本质与规律的正确认识只有一个，而价值则是一元性与多元性的统一。将实验法运用于自然科学与运用于价值领域，是有区别的。杜威把二者等同起来，看成是没有差别的，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是一种抽象人性论的观点。因为同一客体对不同主体其价值不同，评价也不同，一件事情的后果，不会是对每个人都一样的。所以，杜威虽然力图解决价值评价的检验问题，但这一问题并未真正得到解决。

捷克学者弗·布罗日克于1976年出版的《价值与评价》（原名《马克思主义的评价理论》）一书中，认为“评价是只有在主体的需要和兴趣的关系中才能得到实现的特殊反映，同时也表现了主体的需要和兴趣的状况。”书中研究了主体需要对评价的作用。并认为：“主体的兴趣深刻地影响着评价的结果。”该书作者认为，主体的需要、兴趣和立场，是价值评价的基本标准或原则。

1994年以来，我国相继出版了四本价值评价理论的专著，对价值评价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这些著作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总的说来都超过了国外同类著作的水平。这是我国价值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这几本书各有特色，但都以满足主体需要来界定价值，以主体需要为价值标准，这是其共同点。

主体需要在评价中有重要作用。一个人在评价一件事时，首先自发地或自然地以主体需要为价值标准。主体需要是价值活动和评价活动的动力。但以主体需要为价值标准，存在着一些困难：首先，需要并非天然合理，并非满足任何需要都有价值。这已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其次，价值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以主体需要为价值标准，就会夸大主体的作用，贬低客体的作用。再次，主体需要不能离开客观的可能性，主体需要离开客观的可能性，只能是主观、片面的，只能是负价值。总之，以主体需要作价值标准，难以确保评价的科学性、客观性。所以，我国学者在价值评价理论上，虽然确实取得了不可忽视的重要成果，但仍然未能解决价值评价的客观性问题。

如何确保价值评价的科学性、客观性，是价值哲学中的难点。各国学者对此作了许多探讨，但未得到满意的解决。而邓小平提出的关于“三个有利于”等一系列关于价值评价的重要见解，却令人信服地解决了价值评价的客观性问题。邓小平关于价值评价、价值标准的论述很多，总的思想是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以人民利益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实际效益、效果去进行评价。

例如，在经济工作中，过去人们往往把产值、产量作评价标准，邓小平则以经济效益作为衡量经济工作的评价标准。他在谈到产值、产量、速度与效益的关系时说：要“重视提高经济效益，不要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

在政治工作中，用人的政治标准是什么？他说：“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从价值评价上说，这就是以对人民、对社会的实际贡献作为价值标准。

衡量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的标准是什么？邓小平说：“教育方面有好多问题，归根到底是要出人才、出成果。”“科学研究机构的基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要出又多又好的科学技术成果，出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人才。”这也是以实际效益、效果为价值标准。

邓小平还说：“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有利有害，是价值问题；对不对，包含正确不正确的意思，也包含有无价值的意思。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衡量各项工作的最根本的价值标准。

邓小平的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1992年初视察南方谈话时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中。他针对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情况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有利是一个价值问题。判断是否有利的标准，就是价值标准。这是邓小平提出的指导各项工作的根本价值标准。 价值评价首先要确定价值主体。在“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中，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为价值主体；而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国家为价值主体，归根结底就是以人民为价值主体。

评价事物的价值，还有一个评价主体是谁的问题。邓小平在谈到文艺工作时说：“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即文艺作品的价值应由人民作评价主体。他还说：“生活水平究竟怎么样，人民对这个问题感觉敏锐得很。我们上面怎么算账也算不过他们，他们那里的账最真实。”即人民生活水平如何，要由人民来评价。在选择领导干部问题上，他说：“我诚恳地希望，在选人的问题上，要注意社会公论，不能感情用事。”社会公论，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评论。选人要注意社会公论，就是要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以人民为评价主体，而不能感情用事，以个人为评价主体，以个人的好恶为标准。这体现了邓小平公正无私的宽阔胸怀。正因为如此，这样的价值评价就坚持了人民的价值主体性和价值的客观性。

“三个有利于”是生产力标准、综合国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相统一的根本的价值标准。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关于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要求。所以，“三个有利于”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因而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标准。

利益是一个社会关系范畴，一件事情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国家、人民的利益，有各种理解，可以从各方面去看。邓小平主要看实际效益、客观效果，即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些都是可以实际测量的有直接现实性的东西。所以。“三个有利于”用实际效益、客观效果作价值标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能有力地保证评价的客观性。

“三个有利于”科学地解决了价值评价中的价值多元性与一元性的矛盾问题。在社会生活中，同一客体对不同的个体主体、群体主体的价值不同，所以价值具有多元性。而同一客体对同一时空条件下的同一主体及对社会主体的价值是一元的，所以价值又具有一元性。如果仅仅立足于不同的个体主体或群体主体去进行评价，就会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现象，给评价带来许多困难。“三个有利于”是以社会主义社会、国家、人民为价值主体。社会主义社会、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所以，“三个有利于”坚持了价值的一元性。它要求各项工作都以“三个有利于”作为评价的根本价值标准，就是各行各业、各个集体、个人的各种价值评价都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指导，服从于“三个有利于”这一根本的价值标准，在这一标准指导下去实现各行各业、各个集体和个人的价值。这就是以价值一元性为指导，去实现价值多元性，把价值多元性与价值一元性结合起来，使社会生活既生动活泼，又统一有序地向前发展。这就解决了有无普遍的价值标准以及普遍的价值标准与不同的个人、群体的价值标准的关系问题。正因为如此，在“三个有利于”的指导下，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实践证明“三个有利于”是指导我们各项工作的根本的科学的价值标准。“三个有利于”解决了价值哲学发展史上困扰人们的评价的科学性、客观性问题，这是邓小平对价值评价理论的重大贡献。

三、关于事实与价值的统一

客观存在包括事实（狭义的事实）存在与价值存在，二者都是客观存在的。就价值也是客观存在而言，价值也是事实，是广义的事实。狭义的事实与价值虽都是客观存在，但又各有其特点。事实（狭义的事实）指不因人而异的事实存在的东西；而价值则是客体对主体的作用和影响，是客体对主体的效应或意义，是因人而异的。从客观存在中区分出事实与价值，是认识的深化的表现。事实与价值的区别是价值哲学的起点，具有重要意义，但这种区别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因为价值也是一种事实，即广义的事实。长期以来，西方学者把事实与价值的区分绝对化，只看到二者的区别，看不到二者的联系，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划了一道鸿沟。

第一个提出这种区别的是休谟。他在《人性论》中说：“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个时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进行的，……可是突然之间，我却大吃一惊地发现，我们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连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他说，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对这种似乎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应该举出理由加以说明，他建议读者对此留神提防。

休谟在这里提出“是”与“应该”的区别，以及能否由“是”推导出“应该”的问题，包含着把知识区分为事实的知识与价值的知识的思想。英国伦理学家摩尔在1903年出版的《伦理学原理》中，认为价值谓词在意义上并不等同于事实谓词，从事实陈述中不能演绎出价值陈述，使事实与价值的区别突出出来，本世纪20年代开始兴起的逻辑实证主义，其特点是认为价值是感情的表达，从根本上否定了价值的客观性，又进一步强化了事实与价值的分离。随着逻辑实证主义在西方哲学中的影响的扩大，事实与价值的区别也进一步加深，一些学者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划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维特根斯坦认为价值在事实之外，罗素认为价值是感情的表达，卡尔纳普认为价值或者规范的客观有效性不能在经验上得到证实。这以后，事实与价值的分离成为西方哲学中的主导的见解，虽然有一些学者也力图消除事实与价值的鸿沟，但从根本上说影响不大。 客观存在包括事实与价值，事实与价值是相互联系的。认识一个事物，首先要认识其事实，包括它的性质、结构、层次、属性、过程、关系在内；同时还要认识其价值，即认识其对主体的作用与影响。对客观事物，只认识事实，不认识价值，是不全面的。而要认识价值，首先必须认识事实；不认识事实，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价值。过去人们往往只注意对事实的认识，忽视对价值的认识，因而在认识上产生一些片面性。邓小平则既重视事实，又重视价值，把事实的认识和价值的认识结合起来。例如，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农村改革好不好，有无价值的问题，当时一些人有不同看法。对此，邓小平说：“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来说话。”即把价值与事实联系起来，用事实证明价值，这就突破了事实与价值的鸿沟。又如，邓小平曾批评这样一种观点；“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种看法，单从事实来看，“三资”企业包括中外合资、合作、外方独资，“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似乎无可非议。然而，这种观点的根本错误在于只讲事实，而不讲价值；只讲“三资”企业多了，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不讲引进“三资”企业的价值。邓小平对这种观点的错误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说：“这些人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多吸引外资，外方固然得益，最后必然还是我们自己得益。”得益就是对我们有价值。他还从税收，搞为外资服务的行业，自己搞一些有利可图的企业，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可以学技术和管理，还可得到信息，打开市场等方面说明吸引外资的价值。他说：“‘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即归根到底是对社会主义有价值的。一些人只看事实（狭义的事实），不看价值，不了解事情的重要意义，因而迈不开改革开放的步子。邓小平的一席话，使人顿开茅塞，有力地促进了思想解放，促进了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在这里，关键就在于把事实的认识与价值的认识统一起来。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都坚持既要重视事实认识，又要重视价值认识，对事物既要进行事实分析，又要进行价值分析。例如，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问题上，邓小平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是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性质的认识，属于事实认识，事实分析。同时，他又说：“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这就包含着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价值分析与价值认识。他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事实分析与价值分析，是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根据。“三个有利于”就是邓小平指导改革开放、进行价值分析的一个根本价值标准。“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不仅为我们进行价值分析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而且启示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仅要重视事实分析，更要重视价值分析，不能用事实掩盖价值，不能拘泥于事实而忽视其价值。这样就可以解放思想，利用一切有利的因素，以促进我国经济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所以，邓小平把事实分析与价值分析相结合的思想，对于解放思想，开拓思路，克服思想僵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价值哲学理论上来说，邓小平从根本上克服了西方学者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划一道鸿沟的局限性，打破了这一长期形成的僵局，是对价值哲学的重要推进。 邓小平理论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他在价值哲学理论方面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远不止以上几个方面。但我们仅从以上三方面，特别是他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运用于价值哲学理论中，科学地揭示了价值本质和价值的客观性问题，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解决了评价的客观性问题，并提出了事实与价值的统一的思想，已可说明：邓小平理论为价值哲学理论的科学化、为建立科学的价值哲学奠定了基础，从而使价值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