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签定的关于解决澳门问题的重要文献。中葡双方根据1985年5月23日中葡新闻公报的决定，经过一年多的准备，于1986年6月30日至7月1日，在北京揭开谈判的序幕，拟定了谈判的议事日程。经过多轮谈判，两国政府于1987年3月26日在北京草签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1987年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葡萄牙总理卡瓦科·席尔瓦代表政府分别在联合声明上签字。1987年6月23日，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根据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授权，决定批准赵紫阳总理代表中国政府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包括附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澳门的基本政策的具体说明》，以及附件二：《关于过渡时期的安排》，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四号公布于众。《联合声明》对中国于1999年12月20日收回主权之后的澳门政治经济制度、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司法、高度自主权等等，作了明确规定，在《联合声明》生效时成立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保证《联合声明》的有效实施，并为1999年政权的交接创造妥善的条件。
《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于1984年9月26日在北京草签，同年12月19日由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在北京正式签字。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将在同日把香港交还给中国。中国政府还在联合声明中宣布了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将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现实的法律基本不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香港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的地位。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继续开放外汇、黄金、证券、期货等市场，资金进出自由。港币继续流通，自由兑换。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财政独立。中央人民政府不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征税。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签订有关协定。联合王国和其他国家在香港的经济利益将得到照顾。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可自行签发出入香港的旅行证件。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社会治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维持。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上述基本方针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之，并在50年内不变。
《南京条约》
这个条约是英国侵华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直接产物。英国夺占中国沿海岛屿，蓄谋已久。18世纪末期，英国使节就向清朝提出过割让海岛的要求，遭到拒绝。随着英国工业的发展和19世纪初对华鸦片走私贸易的扩大，英国侵占中国海岛的要求更加强烈。首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于1834年提出夺占香港岛的主张。鸦片走私商人如威廉渣旬（怡和行创办人之一）等，更是侵占香港岛的狂热鼓吹者。1840年，英国为了破坏林则徐等所主持的禁烟运动，悍然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入侵中国。次年1月，英军攻占大角、沙角炮台，威胁广州。清朝大臣琦善在恐吓下擅自与英国订立《穿鼻草约》，答应割让香港及赔款。但是，中英双方的政府都没有承认《穿鼻草约》，清廷还下令将擅自割地的琦善革职锁拿。英国一方面推翻《穿鼻草约》，另方面却于1841年1月26日，以武力强行占领香港岛，在岛上升起英国国旗，随后便张贴布告，硬说香港岛已归英国所有。1842年英国继续扩大侵略战争，英军直迫南京城下。清政府屈辱求和。这年8月29日签订的《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该约第3款规定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但这已是在英军强行占领香港岛1年半之后了。
在割占南九龙后不久，英国又进一步图谋占领整个九龙半岛及附近岛屿和水域。一些英国军官和资本家相继提出攫取整个九龙半岛的建议。1894年冬天，港督威廉·罗便臣向英殖民部提出了扩界的具体方案，要将“香港边界推广到大鹏湾、后海湾”一线。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西方列强掀起了在华划定势力范围的狂潮，竞相强租我国重要港口。1898年4月，英政府指令在对华外交中以“贪”“狠”出名的驻华英使窦纳乐，向清廷提出扩展香港界址的要求。李鸿章在谈判中屈服于窦氏的威力，于同年6月9日订立了由窦纳乐一手草拟、不许稍改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根据此约，清政府把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的整个九龙半岛及附近岛屿（现在称为“新界”），还有大鹏湾和深圳湾海域都租借给英国，租期99年，到1997年6月30日期满。所以， 连英国学者、香港大学教授史维理也指出：这个条约“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因为只有一方从中得到好处……而且缔约双方并非处于平等谈判地位”。当英方接管“新界”时，当地人民曾经进行勇敢反抗。英方得陇望蜀，竟于1899年5月派兵强占深圳，还发出布告说什么深圳已属英国。后来由于遭到东莞、新安人民的抗击，以及其他原因，英军才撤回深圳河以南。
爱国主义
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是人们热爱祖国的感情、信念以及表现为追求、意志、道德和政治原则等维护和发展祖国的价值的意向的通称。列宁称它为“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人类在社会生活的早期，随着定居的乡土生活的发展，便产生一种爱故乡的情感。这种情感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逐步演变为一种比较明确的民族意识和对祖国的爱。它包括热爱祖国的优秀文化和优良传统，热爱勤劳勇敢的人民，对祖国的前途、命运的关心，以及为祖国、为人民勇于献身的坚定信念。但爱国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的、超阶级的社会意识，它是一个历史的、阶级的范畴。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内容。剥削阶级的爱国主义，在一定条件下，具有进步意义，但带有阶级的局限性。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是同国际主义相结合，它从本国人民和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的根本利益出发，既反对外国侵略者，热爱自己的祖国，进行忠诚的卫国战争，也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对其他民族的压迫，支持别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帝国主义者的所谓“爱国主义”，是以“爱国主义”为幌子的民族利己主义和沙文主义，是为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和推行霸权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服务的。这种“爱国主义”是同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根本对立的。
按劳分配
指社会按照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制度，其原则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社会，这一原则是通过向劳动者支付工资、奖金和津贴、联产计酬等形式来实现的。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收入的基本分配形式，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这一原则是对剥削制度的否定，有利于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对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
按生产要素分配
所谓生产要素，是指进行社会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须具备的因素或条件，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和技术等等。按生产要素分配，是指按照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时所投入的生产要素的多少，进行收益分配的一种方式。按生产要素的分配有多种表现形式：通过出租土地带来的收入是地租；资本带来的收入是利润或利息；劳动带来的收入是工资等。实行这种分配方式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它符合我国的国情，同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有利于调动全社会参与物质资料生产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澳门问题
澳门（别名濠镜、濠江、海镜、镜湖、香山澳等）历来是中国的领土，旧属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珠海市）管辖。1535年（明嘉靖14年）葡萄牙人取得在澳门码头停靠船舶、进行贸易的权利。1553年（明嘉靖32年）葡萄牙人以曝晒水浸货物为由上岸居住。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葡乘机扩大其在澳门侵占的地盘。1851年和1864年又先侵占了凼仔岛和路环岛。1887年葡迫使清政府签定《中葡会议草约》和《北京条约》，塞进了葡“永驻管理澳门”的条文。但后来中葡双方未就葡占澳门的界址达成协议。1928年，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通告葡方，中葡条约“已期满无效”，葡方不同意，但表示愿谈判修改现约。经谈判双方于当年签订了《中葡友好通商条约》，对关税、商务等重新做了规定，但未涉及澳门归属问题。此后，葡占领并管理澳门的状况并未改变。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革命后，1976年葡萄牙修改宪法，承认澳门是葡萄牙管治下的中国领土，并给予澳门政府行政、经济、财政和立法的自治权。1979年2月8日，中葡建交，中葡关系发展良好。1986年6月底开始中葡会谈。经过四轮谈判，圆满解决澳门问题。于1987年4月13日正式签署《中葡联合声明》，又经1988年1月15日正式换文生效， 澳门开始进入过渡期，至1999年12月20日，中国将恢复在澳门行使主权。
霸权主义
少数帝国主义超级大国或受帝国主义政策影响的国家，凭借其军事、经济实力压制弱小国家，干涉别国内政，侵占别国领土，妄图主宰他国、称霸世界或地区的方针、政策。在古希腊文中，霸权主义一词指个别大的城邦对其它城邦加以控制和支配，后来泛指一些有实力优势的国家野蛮地干涉、控制他国主权和独立的政策。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帝国主义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世界霸权。列宁指出：“‘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内容，而这种政策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而引起的，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销售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附属国、战略要地、势力范围等互相角逐、互相倾轧，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由于沙文主义思想严重也会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同样构成了对世界和平和地区安宁的重要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争夺，正是世界不安和动乱的主要根源。反对霸权主义是世界各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任务。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并和世界人民一道保卫世界和平。
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总称.“社会主义”一词，起源于19世纪30年代英法两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某些著作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作为思潮的名称，通常是指科学社会主义，它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学说。此外，“社会主义”仍有各种含义和用法，如空想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为了实现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实践活动，就是社会主义运动。它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为指导的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是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有反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各种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是指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一种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是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产生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获得充分发展，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产品分配原则，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日益受到高度重视并且不断扩大和普及。在社会主义社会，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从总体上已经被消灭，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制度已经建立并得到巩固，国家动员和组织一切积极因素有计划地发展经济和文化，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国防。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作用。为此，必须不断地进行各项改革，发展科学技术，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多方面地改善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从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并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准备条件。
超级大国
实力远居于一般国家之上、以谋求世界霸权为其对外政策的大国。超级大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剥削者、掠夺者，超级大国的出现是战后国际关系中的一种新现象。一个国家是否是超级大国，一要看它是否拥有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这种军事、经济实力足以能干预国家局势和地区冲突；二是看它是否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奉行霸权主义政策，或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和颠覆活动。这两个方面密切结合，但并不具有必然联系。只有军事、经济强大的大国才有能力推行霸权主义政策，才有独霸世界、左右世界局势的企图。但这并不意味着军事、经济大国必然是超级大国。
打中国牌
在国际间外交活动中，利用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去遏制其他国家的一种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都想利用中国，拉住中国，去压服或遏制对方，以扩展自己的势力。这是国际间外交活动中一种不正常的方针和方法。邓小平在1984年5月29日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的谈话中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同任何国家没有结盟关系，完全采取独立自主的政策。既不同苏联恢复同盟关系，也不同美国结成战略关系；既不参加苏联组织的军事集团，也不参加美国组织的军事集团；既不联合苏联反对美国，也不联合美国反对苏联。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我们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维护世界和平；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这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基础。因此，中国极力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打中国牌。
大民族主义
大民族在对待少数民族的关系上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权思想，也是种族歧视的一个表现。在多民族国家，当大民族的统治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时，统治阶级往往凭借国家强制力强大的民族力量胁迫少数民族，强调民族优势和民族特权，歧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和风俗，否定民族平等原则的错误思想，实际上是剥削阶级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思想往往渗透于民族成员的头脑中，成为大民族同少数民族平等与团结的障碍和民族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在中国封建社会，大民族主义突出地表现为大汉族主义，各少数民族被视为化外蛮夷和偏邦小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制定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体的民族政策，大民族主义得到扼制。但由于历史和其他原因，大民族主义的思想在汉族和其他民族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成为社会主义时期发展民族关系的一项障碍，更对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很大反作用。因此，我们处理民族关系时，必须坚持处理民族关系的“三原则”，特别注重反对大民族主义。
大跃进
50年代末中国经济建设中盲目掀起的跃进运动。亦称“大跃进”运动。1958年初，在国内外和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党内毛泽东等一些中央和地方负责人滋长了骄做自满和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情绪。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并进而提出“大跃进”。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继续批判“反冒进”，并制定了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第二本帐，标志着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开始发展起来。5月召开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争取在15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会后，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1958年的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即要达到1070万吨。会后掀起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大炼钢铁运动”。在大炼钢铁的同时，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开展“全民大办”。“大跃进”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经济遭到重大损失。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全党着手解决“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高指标、浮夸风等问题。但是，从1959年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后，经济工作中“左”倾思想又发展起来。直到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才被迫停止。“大跃进”的出发点是想高速度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在跃进中也重点抓了一些基本建设项目，加快了一些建设步伐。但由于对经济发展规律和国情认识不足，过分夸大主观努力的作用，使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造成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严重困难和挫折。这种违背价值规律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党的领导
共产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统帅和引导作用。共产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的斗争历史中形成的。在中国革命发展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时期，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实现党的领导的基本途径是：把党的主张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向国家机关推荐主要干部；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领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党风
一个政党及其成员的思想、政治、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作风。亦称党的风格或作风。这些作风，反映着党的正确的思想方法、政治立场、工作态度、生活作风以及道德水平。它既是党员党性的表现，又体现着一个政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党的世界观在行动中的表现。党风的理论，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党风的概念，但他们对党的作风建设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列宁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风的思想，并与俄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相结合的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毛泽东1942年2月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中提出了党风这个概念。他指出，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要完成党内整顿学风的任务，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作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他认为，学风、文风也是党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风问题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无产阶级政党有没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和作风，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能不能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是能否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实现党的领导的一个关键问题，党风问题是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第一生产力
指科学技术对当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起第一位的推动作用。1988年，邓小平同志在总结了战后，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经验后明确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既继承了生产力发展的新特点，同时又揭示了当代生产力发展的新特点，强调了科学技术在当代生产力和各国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揭示了科学技术对当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第一位变革作用”。这就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转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质量和以效益为中心的内含扩大再生产的轨道，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揭示了科技进步是推动当代生产力向前发展的首要动力这一深刻道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样一个创造性的结论，是邓小平同志生产力标准思想的发展和深化，是针对生产力发展变化诸因素的一次划时代的认识。正是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出发，邓小平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建设方面的巨大作用；体现着邓小平理论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总之“要大力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全党和全社会都真正尊重知识、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为知识分子创造必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提出的“科教兴国”的口号，是对邓小平同志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的充分肯定。
多极化趋势
指世界格局在两极体制瓦解后向多极体制发展的总趋势，这是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最主要特点。前苏联解体是导致两极格局终结和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的直接原因，二战后世界经济政治发生深刻变化是导致多极化发展趋势的根本原因。60年代以后，第三世界的形成对两极格局产生了巨大冲击，导致美苏两大集团内部都开始出现独立倾向。由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世界各大战略力量经济实力发生变化，决定了它们在国际政治中地位和作用的消长。日本、西欧的崛起，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东亚经济异军突起，从根本上动摇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主地位。冷战结束后的今天，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多种国际力量既斗争又合作、既竞争又协调的新时期。目前，多极化正在加速形成，主要战略力量己初见端倪。
现代化正规化
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任务，军队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建设方针。这是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方向上的拨乱反正，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问题是在和平与发展为当代世界主流的新的国际背景下提出的，它要求把解放军的工作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真正转入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具体地说，就是要充分利用今后较长时间大仗打不起来的和平环境，在服从国家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提高军队的军政素质，增强军队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党的十四大提出，军队建设要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要努力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注重质量建设。这是对军队现代化的具体要求。因为其一，军队现代化水平的一个标志是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现代化战争往往是由武器装备的优劣决定的，而武器装备的先进程度，又取决于国防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因而当前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发展军队高科技。其二，军队现代化水平还表现在军队成员熟练地掌握和运用现代化武器装备。高技术兵器的出现，对军队成员的素质要求较之以往要更高。其三，军队现代化水平还表现在拥有现代化的军事理论。先进的军事理论虽然不能代替人的实践，却起着调动和发挥物的能量的优化作用。当今世界都把占领军事理论的制高点作为实现军事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提出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是现代化战争对解放军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解放军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必由之路。军队建设的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进行。
乡镇企业
我国农村乡（镇）、村举办的企业、部分社员联办的合作企业以及个体劳动者兴办的企业的总称。乡镇企业原名“社队企业”，即农村人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兴办的企业。建国初期，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内组建的一批为生产、生活、外贸服务的传统工艺厂，成为乡镇企业的前身。1958年在实现“农村工业化”，“人民公社工业化”的口号下，原属农业社的工厂企业、作坊全部收归公社所有，共形成公社企业260万个，产值62亿元。“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国营工厂正常生产受到破坏，一些工业产品奇缺，农村公社、大队又兴办了许多工业企业。1970年，国家为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用扶持人民公社的资金，帮助社队建立了一批农机修造厂，1976年全国社队工业产值达到243亿元。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队企业得到了恢复和新的发展，出现了许多联产合办、跨区联办等形式的合作性企业的各种联营、自营企业、农村多种形式企业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原来“社队企业”概念和范围。因此，随着我国实行政社分开、乡政府的建立和党的农村政策的贯彻执行，农村经济改革和建设的展开和逐步深化，乡镇企业犹如异军突起，迅猛发展。中央于1984年4号文件中正式把各种形式的农村企业称为“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包括乡办企业、村办企业、社员联办的合作企业以及其他形式的合作企业、户办企业。乡镇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力量。邓小平说它是“异军突起”。乡镇企业的兴起，是我国农村贯彻执行党的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政策的重大成果，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合作经济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农村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振兴农村经济的一个突破性的发展，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独创性的表现。现在，全国乡镇企业的总产值已经超过农业的总产值，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又是我国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道路。它必将在国家关于“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指导下，不断自我完善、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