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加入世贸组织报告

【来源】：《新华文摘》1999年第12期

【内容】：加入世贸组织报告

　　一、正确看待国际组织的地位与作用

　　我国1971年恢复联合国席位，80年代初进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没有在全国范围内介绍过这些组织。为什么世贸组织却搞得沸沸扬扬，要求大家去研究和了解？这主要有个历史背景，主要是我们这场谈判进行得太长了。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当时的关贸总协定驱逐了台湾，我国恢复关贸总决定席位的政治条件已经成熟，只要我们提出申请，很快就可以恢复。7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拿起石油做武器，与发达国家斗争，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当时联合国搞了一个贸易与发展会议，与关贸总协定分庭抗礼。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关贸总协定是“富人俱乐部”，只有几十个缔约方，主要是发达国家。贸发会议则是在经济贸易方面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与关贸总协定是针锋相对的。作为一种政治选择，我国选择了贸易与发展会议，不参加关贸总协定，但并不是我们当时不能参加。1972年3月，我作为代表团成员在圣地亚哥参加了贸发会议举行的会议，各国给予我们很大的关注。后来一直到1986年我国提出“复关”申请，然后就开始谈判，一谈就谈了13年。由于谈了13年，整个谈判引起了全国、全世界的关注，特别是最近朱镕基总理访美，美国公布了一张所谓“中美谈判的大单子”，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各样的“专家”、“学者”都出来评论“入世”问题，搞得思想非常混乱。因此，从思想上怎么能够在全国统一认识，澄清一些对世贸组织的不准确看法，使大家形成一种共识，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了。本来“入世”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因为谈了13年，各种各样的因素掺合进来，现在中美之间，我国与欧洲、澳大利亚、日本等都把“入世”作为一个大的课题来做，在这个时刻，我们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只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关于世贸组织基本知识的普及与研究。

　　二、客观地认识国际组织的作用

　　世贸组织是一个国际经济组织，带有所有国际经济组织的普遍性。我们现在许多同志研究世贸组织，探讨“利弊”，把这个问题说得太大了。一种观点是说我国如果“入世”，简直就是大难临头，外国的产品、服务大量涌入，给我国带来极大的冲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入世”后，我国如何进一步开放，与国际接轨，我们很快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快地发展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出口、就业增加多少。两种看法都有一定的片面性。首先我想强调一点，“入世”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利”，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弊”。

　　其实，国际组织无非就起到一个论坛的作用，如果有矛盾就起缓冲一下的作用，交流、沟通和协调的作用。当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基本上还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我国又不与世贸组织做生意，搞投资。我国还是与主权国家搞贸易、投资，主要还是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世贸组织起一个论坛、一个缓解冲突的作用。所以，不要过高地估计国际组织的作用。一个国家能否在国际政治、经贸关系中，发挥作用，能否捍卫自己的利益，关键还是看能否掌握自己的主权，这是我们认识世贸组织“利弊”的一个最根本的前提，我国是最讲主权、讲自己利益的，怎么会为了加入一个世贸组织，丢掉我们的根本利益，让世贸组织冲得“一塌糊涂”？要对国际组织的作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对自己的力量要有一个基本的信心。

　　当前，国际组织实际上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操纵，我们对国际组织整个的运作，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联合国也好，国际经济机构也好，特别是国际经济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都是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美国在整个国际组织中采取双重标准，对美国有利的，它就推动国际组织来做；对美国不利的，它就阻挡国际组织来做。我国加入一个国际组织时，我们也是以主权、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第一的。有些同志说：“加入世贸组织，对我们产生重大冲击怎么办？”怎么办？违背我国的利益，我们就不干。当然不是说我们不遵守国际协议与规则，我们是愿意遵守的。但是如果其他国家为了本国的利益，为了自己的霸权主义目的可以破坏国际协议，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国际组织中按规则理所当然地维护自身的利益呢？在研究世贸组织时，要从大的方面来看，从当今国际组织的作用、运作的态势和整个国际形势来看，不然我们就大天真了。总书记在讲到“入世”问题时，有个“十六字方针”，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可天真”，这是很深刻的一句话。我们用这样一些指导思想来研究一些大的问题，心里就会踏实，比较稳当，就不会惊慌失措。

　　三、客观认识我国“入世”中的几个巨大问题

　　为什么我国“入世”谈判进行了13年？就是因为我们坚持自己很多的原则。如果我们什么都答应的话谈判早就结束了。谈判的艰难，拖延的时间之长，正说明我国在坚持自己的原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要了解我国“入世”利弊，必须了解我们在谈的几个主要问题。

　　第一，关于降低关税的问题。我们不是因为要“入世”才降低关税，是完全从自身利益和发展的需要出发的。最近学习江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关于关税的部分，报告提出要“进一步降低关税总水平，鼓励引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就是说，降低关税是写进党的十五大报告的，不是我们随意降低的。1994年之前，我国的关税总水平是42％，1994年降到36％，随后过一步降到23%，目前降到17％，这是平均关税水平。逐步降低关税总水平是符合我们自身利益的。

　　首先，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需要。如果我国的关税水平还维持在40％或30％以上，我们的对外开放就面临一些困难。实际上，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关税作了很多特殊的安排，外商来华投资进口设备、加工贸易原材料实行零关税，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很多地方也实行了特殊的关税。实行这些政策，引进了外资，发展加工贸易，发展特区。这样使我国名义关税很高，而实际关税很低。1994年，名义关税约为42％，世界银行的专家就对我们讲，我国的实际关税水平仅有5％。因此，我们是背着高关税的黑锅在谈判，我们的实际赋税水平是很低的。这是为了开放的需要，为了吸引外资，搞加工贸易、发展经济特区。现在的关税改革就是要把名义关税和实际关税逐步统一起来。目前，名义关税已经降到17％，1998年实际关税7.9％，还是没有接轨。一个国家的名义关税和实际赋税怎么可能脱离呢？是不应该脱离的。降低关税，就是把我们的名义关税降下来，这是开放的实际需要。有一段时间，我们把外商来华投资的进口设备免税、优惠取消后，外资流入很快就减少，后来赶快恢复。加工贸易也曾引起争论，一提出加工贸易要征税，贸易量马上下降。所以，降低关税是服务于对外开放的实际需要，不是因为“入世”才实行低关税。

　　其次，从世界平均关税水平来看，这次“入世”进行的关税减让谈判，实际上是一次补课。因为原来的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已经进行了八轮多边贸易谈判，把世界关税总水平从40％降低到6％左右。我们既然要“入世”，当然要顺应这个大潮流。世贸组织成员的总体平均关税水平为6％左右，发展中国家为10％左右，发达国家为3％，我国是17％，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还要高。由于我国不是世贸组织成员，不是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没有参加40多年的谈判，所以这次“入世”谈判就是补这个课，补人家40多年降税的课。

　　尤其应指出的是，在国际贸易中，关税对整个民族产业的保护作用、职能在不断削弱，这是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所决定的。所谓经济全球化，简言之就是生产的全球化。技术特别是电信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全球化的生产越来越普及，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基本上是全球化的生产。如果一国想关起门来从头到尾生产一个产品，生产出来的产品是绝对没有国际竞争力的。目前，我国处在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层次上，一定要参与世界大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成为其中的一个链条，一个生产环节。既然是全球化的大生产，那么生产的零部件在全球的流动必须是自由、无关税的流动。若生产一架飞机，在我国组装，而零部件从墨西哥到我国要征20％—30％的关税，那么，在墨西哥生产所获得的成本优势会被20％—30％的关税所抵消，人家为何要来我国建厂呢？了解这个大趋势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国决定参加《信息技术协议》的重要原因。该协议规定其成员的高新技术产品，包括计算机、电信设备、集成电路等，到2000年实行零关税，发展中国家部分产品可以延长至2005年。为参加这个协议，有关方面进行了反复研究。当时我在日内瓦问印度大使为何要参加《信息技术协议》，他说为了使印度不成为全球信息产业发展的孤岛。如果印度不参加，那么跨国公司就不可能在印度建立信息产业。因为一旦在印度建立这些新产业，零部件到印度缴纳高关税，成本就提高了。全球化的生产使全球贸易中关税下降得非常快。有些同志对加工贸易有不同看法，我认为加工贸易已成为当今全球贸易的主流，而且越来越重要。美国连波音飞机制造都搞加工贸易，目的是生产最具国际竞争力的飞机。我们如果不大力发展高水平的加工贸易，不坚持对加工贸易实行零关税，则我们就会被排除在全世界高新技术产业日新月异的大潮流之外。所以，这不是一个降税的问题，是一个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问题。降低关税是国际大趋势，关税的保护职能越来越降低。那么国内的产业还要不要保护？当然要保护，关税还会存在一段时间。但将来更多采用的是技术保护。

　　走向零关税是全球大势所趋，关税最后将仅存在于一些农产品和资源性产品中。制成品零关税是全球加工贸易和生产的大趋势所决定的。降低关税，实际上是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要前提和措施。另外，对一国产业的保护，关税不是最重要措施，而且这个措施也越来越不重要。关税仅是整个税收制度的一部分，为什么非要以关税水平的高低，作为民族工业是否受到冲击的一个根本性的标志不可呢？

　　第二，关于非关税措施问题。非关税措施中最重要的是进口配额和许可证。它所代表的是进口数量限制，是被世贸组织禁止的，不能用进口数量限制保护国内产业。当然现在还有例外．纺织品和服装是最后一个堡垒。到2005年，如果我国“入世”，纺织品和服装配额就取消了，而纺织品又恰恰是我国最有竞争力的产品。1998年我国纺织品贸易顺差为280多亿美元，占总贸易顺差的65％左右，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998年，纺织品与服装出口429亿美元，如果按1.5万美元的出口可以解决一个工人的就业计算，相当于解决了290万人的就业问题。纺织品的出口对我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世贸组织要求减少纺织品配额限制，到2005年就完全取消，对我国的纺织品出口是个非常大的机遇。但是，你要想别人取消纺织品进口配额，你自己就得取消其他产品的进口配额。这次谈判中，我们指出：一些国家要把纺织品配额保持到2005年，我们也要把一些竞争力较弱产品的配额保持到2005年，包括汽车。这是权利义务的平衡，是公平的。有些同志提出是否把我们的汽车进口配额延长到2008年，这不太可能，除非你同意人家将我国的其他产品的进口限制延长。国际上的谈判就是如此。

　　在这次谈判最关键时刻，美国一定要求我们“入世”后，还要对我们强加5年的纺织品配额管理，这当然是不能允许的。我们为什么要取消配额，就是要顺应世界上配额取消的大趋势，这不是我国所做的单方面的让步，是为了遵守这个准则。如果我们在2005年后保留对汽车和其他产品的配额，我们就无法坚持要求别人取消对我国产品的配额管理。况且我们保留了近400种产品到2005年的配额，我希望把配额管理的问题澄清一下，是为了争取在2005年对我国纺织品及其他产品限制的取消。

　　第三，关于农业问题。这次签订的《中美农业合作协议》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实际上协议仅解决了小麦、肉类、柑橘的检疫问题。小麦有种病叫“黑穗病”，困扰了中美贸易关系20多年，这次中央下了决心要把它解决。这次谈判我们解除了对美国西北部地区7个州小麦进口的禁令，这在美国引起极大轰动，各大报纸都以大幅标题报道这件事。宣布解除这个禁令对我们实际上有什么危害呢？我们应当实事求是，中央作出这个决定是进行过非常慎重研究的。第一，美国生产小麦的州共十几个，但这7个州在美国生产小麦的总量中仅占10％，这是重要的数量概念。第二，我国进口美国小麦最高时每年800万吨，一般年份是300—600万吨，现在越来越少。1998年进口小麦总计140多万吨，美国小麦才10万吨左右。这使我们检验小麦的工作量大大减少，是很有利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过去，对美国小麦进行非常认真的检疫是不太可能的，进口量太大。而从科学上讲，按行政区划划分“疫区”和“非疫区”是违反科学的，行政区划是人为的区划，并不能反映农业疫区的性质。关键是要加强检验，一定要把病检验出来，这是底线。我们的“让步”，争取了美国7个州的参议员、众议员、广大农民的支持，政治上效果非常好。

　　肉类的问题也没有作出实质性的让步。美国有6000多个肉类加工厂向我国出口肉。以前进口肉都是派人到美国工厂进行检查，看是否符合标准。如果符合标准，我们就发放许可证，这个厂就可以向我国出口肉。美国提出：我们共有6000多家厂，你们一家一家认可，现在才认可十几家，什么时候才可认可6000多家？所以，构成很大的市场准入问题。最后，谈判达成协议：第一，我国对美国联邦肉类卫生许可的体制进行认可；第二，我国保留抽查权。我国有选择地进行抽检，通过抽检再进口，就没有风险。其实，这只是换了种说法，但在美国却引起轰动，认为我国打开肉类进口的大门。过去只有十几家才有出口权，现在6000家都有了。其实这只是理论上的市场机会，我国还有抽检的权利。外交谈判就是要我说法，说法好谈得就漂亮。实际上，我国任何利益都没有损害。

　　柑橘的问题，本来就谈得差不多了，这次再认可一下，预检的权利也拿到了，过去他们不给。因此，《农业协议》在名义上我们做了“很大的让步”，我却认为没有做出实质性让步。

　　第四，关于服务业开放问题，是这次整个谈判的核心问题。服务贸易的谈判完全是贯彻中央的精神，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开放我国的服务产业”。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专门有这样一句话：“有步骤地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整个谈判是符合中央精神的。

　　有必要指出，服务业是朝阳产业，是我们成为经济强国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占它GDP的70％—80％，我国还不到35％，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40％）还低。我国现在急需加快服务业发展。如果服务业不能有一个大的发展，我国要想成为21世纪的经济强国是很难的。

　　西方国家服务业在GDP中占的比重比我们高出许多，就是因为它们把服务业当成真正的产业，成为一个经济增长点。因此，如果对服务业发展引起充分的重视，我国经济的发展就有后劲。根据过去20年制造业开放的经验，发展服务业，很重要的途径是搞中外合资，吸引外资、人才、技术和管理。难道我们的服务业不应该走这条路吗？我们这次服务业对外开放，就是要在金融、保险、电信、分销、旅游、教育等领域逐步引进外资。

　　我们在“入世”谈判中，对服务业开放作出的承诺是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当然服务业和其他产业有不同之处，有特殊性。如电信、金融涉及国家安全问题，我们在审批条件、引进外资的速度方面，一定要在中央统一部署之下，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出台一系列的法规、规章制度来加快发展。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已经超越了加入一个国际组织的范围，而是讨论我国大的发展战略问题，是在谈我国怎样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体制改革的问题。这个讨论有重要意义。发展服务业的问题对我国进一步吸引外资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过去20年吸引外资做得很好，现在是全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资国。但现在吸引外资的工作确实面临一个新的外资热点问题，增长点在哪里？我认为，就在服务业。如果我国不逐步开放服务业，那么我们吸引外资可能就会搞很多重复建设。服务业的改革、对外开放非常重要。另外，进一步开放服务业，对我们吸引人才、培训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服务业大部分是高新技术产业，知识、技术含量很高的产业。如果不通过逐步对外开放，发展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我们就留不住人才。现在很多同志都担心大量人才流失，特别是我们一些大学培养的优秀人才外流。为什么？因为外国提供了好的研究、物质和工作条件。怎么能把我国优秀的人才留住？你不修巢，怎么引鸟呀？所以，我国如果不发展真正的高新技术、高智力水平的服务产业，我们的人才要继续外流。现在我们的一般产业，不能提供这么高的薪水，我们的合资企业、独资企业已将工资提高到比较高的水平，可以留住那些人。如果不加快发展服务业，我们的人才特别是优秀的人才都留不住。因此，要创造高薪、中高收入的就业机会，才能够留住人才，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决定的。这样一些问题确实涉及我国服务业的对外开放问题，是我国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

　　从上分析可知，我们做出的所谓“让步”都是为了我国的进步，在这个问题上是毫无疑问的。下面，我再简单讲一下，到底加入世贸组织有什么好处。要分析“入世”的“利弊”，首先要知道世贸组织主要是干什么的。世贸组织主要有三大职能：一是制定国际经济贸易的规则，并监督这个规则的执行。二是组织世贸组织成员进行开放市场的谈判，但不是全面开放市场。第三是争端解决机制，即如果世贸组织成员之间有矛盾、有争议，它有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我国在“入世”中，为了适应这三大职能，能够为这三大职能的实施发挥作用，它无非要我们做几件事情：

　　第一，承诺遵守规则。我们在谈判中承诺按世贸组织规则办事，承诺逐步开放市场，对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现在整个外交工作中，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消除“中国威胁论”，就是要让世界觉得我国经济的发展对世界不是个威胁，而是个机遇。中央领导同志做大量的工作就是要消除“中国威胁论”，就是要使我国在一个比较好的国际环境中能够发展起来。像小平同志讲的，“中国威胁论”是中国发展一个非常重大的制约。所以，我们承诺遵守规则和开放市场是有重大意义的。按照国际政治学的观点，一个国家不管它多么强大，如果这个国家能够承诺按照国际规则办，这个国家不可能构成对其他国家的威胁，这是国际外交关系学中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我国为了适应新的国际环境，承诺按照规则办。按规矩办，人家就不会怕你，就会为我国的对外开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所以我们一再强调按照规则办事。

　　第二，承诺逐步开放市场。因为按国际经济关系学，一个国家，无论它经济多么强大，如果它的市场是对外开放的，它就不可能成为世界经济的孤岛。我们对外经济关系的王牌是市场，如果我们不充分地利用这个王牌，怎么能为我们的经济外交服务呢？所以，我们的市场是开放的，这对各国是个机遇。通过“入世”，承诺遵守规则和逐步开放市场。这有利于为我国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经济贸易环境、有利于消除“中国威胁论”。加入世贸组织就是树立一个形象，树立我国是开放、遵守规则的形象，对我国在一个平稳的、比较好的国际环境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承诺遵守规则，承诺开放市场，可以增加外国投资者和外国产业界在我国投资、做生意的信心。因为外国企业，特别是大的跨国公司，它最看重的投资环境就是法律环境，有没有一个透明的法律环境，这套法律是不是和世界法律规则接轨，这关系到它的信心。如果　我们承诺按照世贸组织规则办事情，对改善吸引外资的法律环境有很大的好处。大家知道银行、证券这些敏感的领域，信心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维系世界各国对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吸引外资、做生意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信誉是企业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信誉也是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生命。所以，我们在世贸组织中承诺按照规则办事，承诺开放市场对我们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树立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利用争端解决机制。世贸组织成员间发生贸易冲突的时候，可以用争端解决机制加以解决。过去几年我国和美国发生多次贸易纠纷，有几次差一点出现报复与反报复。在与美国的经济、贸易实力相差比较悬殊的情况下，我们是和美国人面对面对着干好呢，还是到世贸组织解决好？当然是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接世贸组织规则和我们承担的义务作为标准解决最好。否则，美国会按它制定的标准解决纠纷，自然不可能公平。有些同志说，你即使加入世贸组织，美国还要动用它的301条款。但是，自从世贸组织成立以来，美国引用301条款的频率大大降低。我们“入世”后，首先美国不能随便动用301条款，否则就违背了世贸组织规则，道义上失去了支持。当然，还可能动用301条款。但是，我们毕竟有两套体制来解决纠纷，一个是双边，一个是多边，有两个选择比一个选择好，美国用双边手段解决是不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则的。

　　四、澄清误解，提高认识

　　现在对我国“入世”有几个误区、顾虑，需要加以澄清。最近，接江泽民总书记的指示，我们和各大企业接触，听取它们的意见，它们有很多顾虑，这些顾虑都是对世贸组织不了解所造成的。比如“入世”对石油化工行业有较大冲击，几十万油田工人的就业问题会受到影响。根据分析，现在我国石油的生产成本比较高，1998年我国生产一桶原油的平均成本是13．3美元，国际上平均是8.98美元一桶，中东地区是2美元左右一桶，国际上原有的价格、成本比我国低得多。所以，“入世”后外国石油一进来，我们大庆油田等全都会垮。其实，我国“入世”并不等于实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我国的原油也好，其他产品的价格也好，均应该和国际价格并轨。但是，我们在参加世贸组织谈判过程中，从没有谈过价格并轨的问题。相反，我们还让世贸组织各个成员承诺允许我国保留对涉及国计民生的石油、粮、棉、油、糖、电力、电力供应等实行国家指定价格，所以不存在价格并轨的问题。因此，不会出现几十万油田工人失业。我国“入世”之时，不是我国所有产品和国外价格并轨之时。况且，即便是价格并轨，我们还保留了原油进口的垄断权。外国石油进口只能由3家国有公司经营。如果3家企业不进口，外国石油就不可能到我国来，就不存在价格并轨或大量进口问题。所以，第一个重要的误区，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就等于立即全面开放市场，就等于我国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如果我国开放市场不是有步骤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还谈判那么多年？

　　第二个误区认为我国逐步开放银行、保险市场就是开放资本市场，这是连最基本的开放资本市场是什么都没搞清楚。银行、保险作为服务业，其开放并不意味着开放资本市场。这是两码事，况且，从国际组织分工来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资本项目的开放与管理问题，世贸组织根本就不谈开放资本项目问题。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一天要我们开放资本项目，那时候才是真正的要开放资本项目。如果我国过早地开放资本市场会带来灾难性的危机，但世贸组织根本就不谈开放资本市场，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问题，所以谈不上“入世”承诺开放资本市场。

　　第三个误区是对世贸组织的基本知识、规则缺乏了解。比如这次大家反映最强烈的是我们答应进口730万吨小麦，因为我们给美国关税配额量是730万吨，把所有粮食加起来2000年承诺要进口2000多万吨粮食。其实，我们承诺的关税配额量只是理论上的市场准入机会；不是一定要履行的实际采购义务，是给人家一种市场准入机会，而不是市场份额。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定，所谓现行市场准入机会应定义为允许在一定时间内进口的数量，无论这个数量是否进口。这个配额量可以进口，也可以不进口，需要就进口，不需要就不进口。所以730万吨是毫无意义的。另外，730万吨不是我们与美国人谈出来的，而是按世贸组织《农业协议》算出来的，如果加入世贸组织，要对小麦实施配额管理，必须承诺一定的配额量，具体数量是由两个公式计算的：第一，是前3年平均进口数量，730万吨是我国1998年前3年的平均进口数量。第二，如果前3年的进口数量的平均数不足整个消费量的3％，则按照整个消费量的3％计算。因此，不是我们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而答应进口730万吨小麦。实际上，在执行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国家按它承诺的配额量执行的。如1995年，美国承诺的奶油进口量是4.3万吨，实际进口量是零，承诺的黄油准入量是397.7万吨，而实际进口量只有25.6万吨。那我们承诺的市场准入量有多大危害呢？如果不对配额的问题、配额量有一个科学的认识，以为我们承诺了730万吨，我们2000年就要进口730万吨，那简直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关于“入世”谈判的前景问题。我国“入世”对美国是有利的，我国承诺按规则办事、开放市场，对美国及其他国家均有利。中美关于我国“入世”的谈判是可能恢复的，因为这是一个互利的事情。第二个条件是大家统一认识，统一行动。这场谈判搞不搞下去，要不要有一个结果，还要看国内能不能统一思想，达成一致的意见，看谈判本身能不能有利于国内的统一、稳定。

（作者：龙永图）

(摘自《新华文摘》1999年第12期)

【标题】：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

【来源】：《政工研究文摘》2000年第3 期

【内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

　　前不久，应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之邀，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张培刚教授，在港大经济金融学院作了一场学术讲演，畅谈了他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各种非经济因素的看法。下面是他演讲的实录。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

　　为什么要讲这么一个题目呢？因为一般来说，要经济发展，要实行改革，经济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作为一个大国，就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而且区域差异很大，现在又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光谈经济因素就非常不够了。中国的复杂情况决定了她所进行的经济改革——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非常复杂和艰难的过程。因此，单纯地用经济因素来解释这一过程中的经济现象，有很多方面就解释不通，或不能完全解释通。所以要借助非经济因素。综合到一起来考察，才能把中国的许多问题弄明白。如何实行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使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兴旺起来，就如同一个人生了病要好起来一样，首先要找医生看病，要摸清病因、病源，然后才能对症下药。经济问题，特别是经济改革问题也是一样，首先要搞清楚为什么以及是什么因素阻碍了经济发展。对于中国经济近百余年发展不起来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是不能完全用经济因素来解释的。我一向主张将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教育的等等各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当然这些因素有轻重之分），一起来解释经济现象，这样才能找到真正的病因。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悠久，而东西部的差异又非常悬殊，所以必须将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结合起来考察，因而叫综合考察。这样才有希望把中国的病因找出来，搞清楚。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讲非经济因素这样一个题目。下面我想就三个主要方面来谈一谈。

　　首先我想谈一谈历史因素。我以前把历史因素叫做历史的幽灵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在这里，我也要向张五常教授和在座的诸位请教。有一个问题我想了十几年或许是二十多年：为什么中国和日本同是东亚国家；在上一个世纪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了，中国的戍戌变法却失败了，其中原因安在？日本过去是向中国学习的，明治维新以前比中国还落后。后来，日本向西方学习。而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愈来愈受列强的欺悔。在这段时间日本却乘机起来了。今天我们在这里要搞清两个问题：第一，是什么因素阻碍中国几千年，特别是近两三百年的经济发展？尤其是民国以来，解放前后的经济发展？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提到的，同处东亚的日本为什么能够乘机兴起，而中国却迟迟未能发展起来？

　　要想回答第一个问题，首先就要用历史分析的方法，从历史方面来考察，探根溯源，寻找历史幽灵。历史幽灵就是历史上主要阻碍我们发展的因素。就中国来说，中国历史悠久，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有三千多年。但中国历史上很强盛。到1368年明朝开始的时候，中国还很好。又过了一百多年以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就落后了。中国早就有指南针、印刷术，为什么从这时开始就不行了呢？特别是最近一两百年大大落后了呢？中国有三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一百多年受列强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加上解放后还有近30年左倾路线的历史，所以我称之为“313”。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特点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解放后的的30年经济有发展，但是很慢，牺牲也很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巨大。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恐怕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有一个重大的原因，那就是土地制度改革的问题。西方在封建社会以后，通过文艺复兴，到产业革命、再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一步步发展，中国却一直徘徊在封建状态，后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也有资本主义的因素，但不能独立自主，中国的封建制度与西方的封建制度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厦门大学的校长王亚南教授研究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领主型的土地制度与西方的时间差不多，但中国地主型的土地制度时间比较长，比西方要长一千八百多年，所以我们的封建制度特别长。最近一个青年人写了一本书，他说这表明中国的封建制度对中国的整个经济发展也造成了有害的影响。什么有害影响呢？主要就是它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体来分析，也就是使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难得产生出来，同时也难得产生中产阶级。而要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和市场经济，中产阶级是一个重要因素。所以、中国的封建制度很有生命力，适应性很强，这一方面是它的优点；另一方面却也阻碍了整个经济的发展，这又成为它的弱点，这里，我特别强调土地制度改革。张五常教授的《佃农理论》也是研究土地制度和租佃制度的。我认为，中国的土地制度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解决。孙中山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这个主张很好，但却没有真正实现。台湾后来的土地改革基本上成功了，所以它的经济就发展了。我们大陆解放以后实行土地改革，这一步是正确的。这一步走了以后，农民的积极性很高。可惜，后来搞合作化运动，又搞人民公社，就把土地制度改革造成的积极性扼杀了。人民公社化就是吃大锅饭。大家一起去上工，上工就是磨洋工，没有生产积极性。这个制度是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发展的。我们是个农业国家，农业制度的好坏，关系整个经济的命脉。这就是解放后头30年，尽管农业生产每年还有一定的收成，但是发展很慢的原因，所以到1978年，邓小平的改革首先就是改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4年取消人民公社，因而农民的积极性大大地高涨起来。但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农民只有短期行为，没有长远观点，掠夺性使用土地肥力，不愿在土地上进行投资。1988年我就提出来，农民之所以不会在土地上进行投资，是因为这个土地还不属于他，不要说所有权，就是使用权也不属于他。因此我主张把所有权限使用权分开。所有权叫田底权，使用权叫田面权。所有权可以归国家或集体，但要把使用权商品化。可以转让，可以继承，现在进一步承包30年不变，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思想。不过每个农民承包的土地面积还是太小，问题还不算完全解决。说到这里，我想起那天我把张五常教授送给我的《中国经济革命》（1993）拿给他看，我在上面作了一些注解，说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与邓小平的观点不谋而合，我的观点与邓小平和他的观点又不谋而合。可谓一邓二张不谋而合！

　　其次一个重要间题就是日本的明治维新为什么成功，中国的戊戍变法失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西方列强一开始就欺侮中国，而日本国家较小，资源又不丰富，所以西方列强没有把日本当作侵略的重点，日本就利用列强侵略中国的空隙机会发展起来了。而中国过去一直夜郎自大，外国人来了还要别人磕头。一直到鸦片战争打不赢了，才不得不屈辱求和，割地赔款。当权者自此就很怕外国人。另外一点，甲午战争失败使中国赔偿日本两亿两白银。日本把这笔钱拿去发展教育，所以后来日本的初级和中级教育非常发达。这对日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总的来说，外在的原因是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是首当其冲，日本则不大被他们重视，这是一方面，内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形戍一个中产阶级，日本很早就产生了中产阶极。日本下级的武土道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再就主要是商人，还包括自由职业者如医生、律师、会计师等等。工业革命开始时，这些人就形成一个阶层。他们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再次，中国的戍戌变法失败，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还有一个原因是维新派的领袖人物问题。日本充分利用了维新人物。日本维新派的领袖如伊腾博文，跟我国翻译《国富论》的严复部留学英国、学海军。胆伊腾博文回国后受到重用，官至首相。而严复回来之后，没有被朝廷重用，只好个人搞翻译，先后翻译《源富》（即《国宫论》）、《群学肄言》等名作，没有真正发挥其所长。中国维新派还有根多人物没有发挥作用，因为中国当时还不想真正地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和新的知识。尽管有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们没有真正学习西学。所以科学技术与教育的问题，民主与法制的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明治维新成功和戊戌变法失败，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明治维新很现实，实事求是，拥护明治天皇，实行改革。可是我们的戊戌变法人物，改革精神可嘉，但却找错了依靠的对象，他们找到不掌实权的光绪皇帝，没有找掌握实权的慈槽太后。假如当时找慈槽大后，尽管她比较保守，但她基本上是同意维新派的改革主张的，她实行20％一30％的改革，比不当权的光绪皇帝答应实行90％或100％的改革都要有效果。而日本假如打倒了天皇，它能实现明治维新吗？戊戌政变就是走错了这一步，以致前功尽弃，有人杀头，有人出逃。所以我们希望青年人有改革精神，但改革以的一定要弄清楚要依靠什么人，要革什么人的命，要革掉什么东西。 第二个问题是人口与地理的因素。人口因素不用多说。人口本来是社会进步的一个积极因素，但人口太多了，就成为一个负担。我是农村出来的，农村有两句话，我觉得是至理名言：人多好种田，人少好过年。人多好种田里的人多表明劳动力多，这是生产的观点；人少好过年则表明人太多了，在经济不太发展的情况下，每个人能够吃到的东西就少。这是消费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就犯了错。只因错批一人，枉增三亿人。这也说明当政者对任何问题都要小心。对人口问题，我在《农业与工业化》中，把人口和资源这两个因素都作为限制性的因素。另一方面，我把生产技术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看成是发动因素。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口是一个限制性的因素，所以我们国家实行节制生育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由于节制人口和经济发展，中国的人均寿命从解放初期的35岁，已提高到现在的70岁。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其次我想说一下地理因素。地理因素好象是一个死的因素，其实这个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刘易斯是用二元经济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当然也是道理，但是中国的问题特别复杂。二元还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经济问题，要用多元经济才能解释。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从西部到东部（或者从东部到西部）看一看。前几年，甚至现在，在云南西部和西藏一些地方还有刀耕火种，这就是原始社会的遗迹，所以那些地方生产非常落后。那些地方尽管在解放以后，生产和生活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改善，但耕作技术的改进不大。而在东部，比如上海，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几乎与发达国家的情况差不多。这说明中国的地域差别非常大。大致说起来，在空间上从西部到东部的发展，就好象是时间上从古到今的演变过程。这就是中国的多元经济的特点。因此。我们采取政策的时候，绝对不能一刀切，必须实事求是，有区别地对待。执政者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最后，我想谈一谈政治因素的问题。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我觉得任何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首先要保持一个社会的稳定。如社会政治不稳定，一切的改革和一切的发展都谈不上。对于我们的国家，为了保持社会政治的稳定，采行一些大家不一定喜欢的政策，或者有时候是难以理解的政策，经过研究之后是应该可以理解的。现在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试一步。所以我们改革的特点是：改革不是一下子完成的，而是走一步看一步，有时快一些，多数时候是比较慢的；然后再摸一步走一步，对于一个大国这样做还是比较好的，也是必要的。稳定的政府可以减轻社会活动的交易费用。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改革时期实行开明的中央集权，还是合理的。比如说计划经济，虽然毛病很多，但开始时如果不搞计划经济，中国的经济就很难得建成一个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体系。再比方说苏联。如果不实行计划经济，首先建立重工业体系，二次大战时就不可能抵抗希特幼的进攻。重工业的发展使苏联在战时能够一下子把汽车制造厂变成坦克制造厂。假如苏联不是实行计划经济，建不成强大的工业体系，希特勒早就打进莫斯科了。如果希特勒消灭了苏联，欧洲也就完了，整个世界的格局也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对很多问题，都要辩证地看待，比如中国，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一批老干部，挨整，亲身尝一尝受委屈的滋味。恐怕也就难得有后来的平反冤假错案和改革开放。当然像文化大革命这种悲剧，不能再重演。计划经济在中国开始的时候，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种作用也是不能否认的，中国如果没有计划经济时期奠定的基础。也就难得有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没有计划经济建立起来的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即使引进了市场机制，也不能马上发挥作用。这里还要补充一句，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靠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作为依托。这就使中国实现了第二次工业化。

　　最后说一点，经济发展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先导，而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进行文化教育体制的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是集中式的，当然许多人不赞成集中式的。但这种集中式在一定时期内还是有必要的。

　　（作者：张培刚）

　　（摘自《政工研究文摘》2000年第3 期）

【标题】：张家港市两个文明建设情况汇报

【内容】：张家港市两个文明建设情况汇报

尊敬的各位领导：

　　今天，各位领导来我市视察指导工作，这是对我们张家港市的关心、鞭策和促进，也为我们向各地学习请教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在此，我谨代表中共张家港市委、市政府以及全市人民，对各位领导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下面，我就我市两个文明建设的情况作一简要汇报：

　　第一个方面：我市两个文明建设概况。

　　我们张家港市地处长江下游南岸，前身叫沙洲县，1992年由常熟、江阴两县各划出一部分组建而成，1986年撤县建市，下辖26个镇，413个村，总人口83万，总面积999平方公里。我市历史上基础比较薄弱，在苏南一带属比较落后的地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市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基本路线和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二十字方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文明一起抓，创造胜地开展上作，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综合实力不断增强。1994年，我市综合实力位居全国百强县（市）第2名。1995年被评为全国科技百强县（市）第2名，1996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30亿元，比上年增长20.4%，人均达2.8万元，按现行汇率1∶8.3折合美金3379元；今年1—9月底国内生产总值达185.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11.2%。财政收入10.79亿元（加上港区海关一块5.8亿元共16.59亿元），比上年增长28.8%。今年1一9月底完成财政收入8.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2.7%。工业经济运行质量明显提高。1996年，全市实现工业销售收入424.3亿元，工业利税总额30.93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6.9%和4.75%。今年1一9月，完成工业销售收入339.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15.1%，利税总额22.7亿元，增11.8%，实现利润13.2亿元，增11.2%。开放型经济迅猛发展。1992年以来，我市三外总量连年在全省夺冠。1996年，全市实现外贸自营出口创汇达6.9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4.1%，继续在全省县（市）外贸公司中领先。外贸公司进出口名列全国500强大公司第70位，其中自营出口名列第65位。1996年全市新办三资企业155家。开业投产65家。到帐外资5.68亿美元，全市累计批办三资企业1147家，累计到帐外资19.8亿美元。今年1一9月，全市外贸自营出口达5.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7%，合同外资6亿美元，逐年累计39.6亿美元，外资到帐3.5亿美元，逐年累计23.3亿美元。新批外资企业71家，逐年累计1218家。农业基础地位更加稳固。91年以来，全市每年用于农业的投入都在5000万元左右，近5年累计投入3.2亿元。已建成丰产方（带）399个12万亩，修建永久性排灌渠道410公里，完成中低产田改造14万亩，复垦整治耕地1.64万亩，首次实现耕地征用和复垦复耕的动态平衡。土地规模经营单位达1909个，面积达12.3万亩，占全市粮食责任田面积的84.7%，规模经营水平列全省前列。1996年，全市水稻单产达620公斤，增3.14%。亩售皮棉达133.2公斤，增21.4%。双创历史最高记录，名列江苏首位。全市已建成各级各类“菜篮子工程”基地271个，市场供应货足价稳。去年初，我市被农业部授予全国乡镇工业和农民收入先进市的光荣称号。第三产业迈出大步。1996年全市三产增加值达80.5亿元，比去年增长21.2%，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35%，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者达15.5万人，占社会劳动者总数的34.4%，城乡面貌发生巨变。1992年以来，全市在城市建设上共投入了23.5亿元，拆迁了140多万平方米，新建了300多万平方米。市区建成区面积由1990年的5.6平方公里扩大到目前的20平方公里。基础设施、公益设施基本配套，建成了商业、服务、文化娱乐、行政、居住等多功能小区和商业步行街、美食街等一批标志性工程。1994年被评为国家卫生城市，1995年，我市被建设部列为“城市现代化、乡村城市化”建设试点市，96年出席了联合国第二次人类居住最佳范例大会，96年5月底，我市通过了省级园林城市的考核验收，7月份又破国家环境保护局授予“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光荣称号96年12月份又获得了“全国双拥模范城市”光荣称号。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96年，我市农民人均收入根据百户抽样调查为5400元，职工平均收入达7850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4.3%和6.5%。到今年9月底，银行各项存款余额达119.2亿元，比年初增10.6亿元，加上个人入股资金，人均实际存款1.2万元。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18.5平方米。农民人均住房面积49平方米。精神文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协调发展。近年来，我市的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计划生育、城建、绿化、环保、社会治安、纪检监察、党建等20多项工作获得了全国和省级先进荣誉称号。近5年来，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乔石委员长，胡锦涛书记，荣毅仁副主席，邹家华，李岚清副总理等4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前来我市视察，都对我市两个文明建设所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和鼓励。

　　第二个方面：我们的主要做法和体会。

　　回顾近几年的工作，我们主要做法有以下几点：

　　一、振奋精神，艰苦创业，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1.明确“发展是硬道理”，坚持抢抓机遇加快发展不动摇。

　　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发表，我们因势利导，组织市镇和骨干企业主要领导赴珠江三角洲参观，开阔了视野，增强了加快发展的紧迫感。广大干部的思想观念从姓“社”姓“资”的争论中解脱出来，认准“三个有利于”，牢固确立了“不争不抢是庸人，错过时机是罪人”、“没有经济就没有地位”的思想，加大了拼抢力度，掀起了大改革、大开放、大开发、大发展的热潮。全市每年用于技术改造和开发的资金都在50亿元以上，全市有300多个工业大项目相继办成，对外开放的大框架全面拉开，城市从原来4平方公里，扩展到现在的12平方公里，新建各种现代化建筑380万平方米。全市呈现了一个面向未来，只争朝夕办大事业的生动局面。

　　2.明确各个阶段的工作重点，坚持艰苦创业，开拓前进不动摇。

　　近几年，我们遵循小平同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坚持把发展的热情与科学的态度结合起来，按照上级的精神和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每年都有针对性地提出加快发展的新思路。1992年年初，我们针对国家经济发展高潮即将到来的新情况，以及我市良好的港口条件和工业基础，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三超一争”的奋斗目标，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艰苦奋斗，全市全面实现了“三超一争”的奋斗目标，工业经济、外向型经济、城市建设在全省处于领先地位，还有教育、文化、体育等28个方面获得全国的先进。1993年，我们针对宏观经济环境趋紧的情况，提出了“三抢一高”（抢发展机遇，抢投入产出，抢结构调整，提高经济效益）的思路，把工作重点放在抢在建项目的尽快产出上，严格控制新上项目，集中财力、物力保重点项目建设，抢在宏观调控之前，全市近百个投资在三千万元以上的大项目全部峻工投产，而且个个产生效益，从而奠定了张家港市现代工业的基础。1994年，随着宏观调控措施的不断强化，我们又先后作出了“三攻一促”（攻龙头优势，攻产出效益，攻科技含量，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新思路，全市充分利用港口、保税区的政策和区位优势，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很快形成了“四带一区”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全市近三年用于引进高新技术和设备的技改投入达200多亿元，使全市的乡镇工业、市属工厂企业，基本上完成了一次技术改造，机器设备由土变洋，工业产品由差变好，经济效益由低变高。1995年，针对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我市又提出了加快两个根本性转变的“三大战略”：即开放带动战略，规模优势战略、以质取胜战略。这一年全市上下加快了经济改革和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大了企业改革、改制、改造的力度，组建省级企业集团78家，苏州市级集团一百多家。1996年，我们适时提出了“农村城市化，城市现代化，港口国际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这一年，农业现代化步伐大大加快，城乡一体化已经初见成效，各行各业都出现兴旺发展的局面。

　　3.明确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大力发展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动摇。最近几年，我们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始终坚持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凡是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大胆利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努力实践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全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企业都全面实行股份制。1996年，全市完成工业总产值592亿元，其中集体工业占96%；工业增加值102亿元，其中集体部分占96.5%。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集体经济的大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生活的富裕。

　　二、深化改革添活力，加快调整增效益，不断提高工业经济运行质量。

　　最近几年，张家港市的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这主要是依靠不断地深化改革，实行两个转变，使张家港市的经济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并在优化经济结构，发展科学技术和提高对外开放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逐步走出了一条速度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经济协调发展的新路子。重点是跨了这样三大步：第一步是我们在全市所有企业中全面推行股份制。我们体会到，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成新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我市从1994年开始，逐步推开集体企业股份制。到96年底，基本上所有企业都推行了股份合作制。职工入股的股本金总额达2.2亿元。全市已建成和完善规范化股份制企业1077家。第二步是推进产权制度改革，组建企业集团，增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抗风浪的能力。我们张家港市从1994年开始，根据抓大活小的改革方针，以资产为纽带，以一批有一定知名度的龙头企业为核心，实施企业兼并、改组，大力组建企业集团，提高企业的抗风冲浪能力，通过市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到目前为止，全市已组建省级企业集团78家。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优势得到互补，提高了存量资产的产出效益和集约化经营程度，增强了企业的综合开发能力和名优产品辐射功能，带动了全市经济的结构优化和骨干企业升级。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是市牡丹汽车集团。该集团是由我市5个中巴生产企业，通过以产品为龙头，以资产为纽带，人、财、物、产、供、销为一体组建成的汽车集团。这种联合，形成了专业分工明确，内部结构优化，资产配置合理，投入相对集中，质量效益同步提高的运行格局，企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好势头。1996年，产销利都分别比1995年翻一番。还谈成了总投资达8千万美元的台湾独资项目，规划了已投资为8亿元的技改项目。到本世纪末，这个集团要建成为年产15万辆、销售收入超100亿元的全国轻型客车的主要生产基地之一。第三步是加大企业改造、改制力度，积极推进各项配套改革。首先，我们把推进企业改革同改组、改造、改制，加强管理结合起来。推进企业技术进步，鼓励、引导企业和社会的资金投向技术改造，形成面向市场的新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机制。1992年以来，全市工业企业累计投入223.5亿元。新上技改合资项目2000多个，形成了200多家全套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的有一定规模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固定资产原值超过5000万元的企业有70家。这些投入，主要是靠自我积累和引进外资，而不是靠借债发展。比如我市沙钢集团通过八年的技术改造，总资产已达35亿元，资产负债率仅为19%。1995年该集团在全国最具竞争力的百强大中型企业评比中排名第10位。最近，该集团又与韩国浦项制铁综合商社洽谈成功了三个大项目，首期总投资超过2.4亿美元。到2000年，该集团销售收入将超100亿元。1995年全国首次评出的500家最大乡镇企业中，我市有47家。在95年度中国工业企业综合评价最优500家企业中，我市入选13家。其次，加快中小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我们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以产权制度改革为重点，以先售后股，租股结合，增量扩股、售股结合和拍卖转让为主要形式，大面积实施资产重组，制度创新，机制转换。概括起来就是抓好“四个化”：（1）大型企业集团公司化。对我市以集团经济为主的一大批规模型企业，全部实行公司制改造，都要按《公司法》的要求，改制成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进一步促使规模企业实现制度创新，机制转换，增强活力，增强后劲。（2）中小企业股份合作化。对净资产在500万元以下的企业，主要采取“先售后股”、“租股结合“、“增量扩股”和“售股结合”等形式，改制成职工参股的股份合作制企业。（3）弱小企业私有民营化。对不具备实行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条件的小企业、小门店、以及适合家庭生产的行当，采取租赁、公开竞价拍卖等方式，转为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4）配套改革社会化。为了确保改革健康顺利推进，我市积极推进各项配套改革，使各项配套改革社会化。我们从1995年初就成立了社会保障局，建立了全社会的保障体系；实行了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完善了失业保险和社会救济制度；建立了城镇住房公积金，加快了改革住房制度的步伐。到8月底，全市转制企业已达1318家，其中转为股份合作制企业1101家，占83.5%；转为私营企业209家，占15.9%，共盘活了存量资产15.21亿元。职工入股2.81亿元，收回售金1.73亿元。企业转制以后，运行质量明显提高。

　　三、坚持以港兴市，外向带动战略，加快技术改造和优化组合步伐，推动外向型经济上新水平。

　　一是以港兴市，区港合一，发挥优势，外向带动。张家港市经济发展最大的优势，就是有天然良港——张家港和全国唯一的一个内河港保税区，而且是区港合一，区港联动，如虎添翼，国内少有。目前张家港有万吨级泊位32只，已建成运行的23只，吞吐能力超过1500万吨。其中我市自己引资开发的万吨级泊位14只。张家港保税区新进区企业15O家，累计批办进区企业816家，投资总额17.8亿美元，合同外资11.6亿美元，到帐资金8.5亿美元，进出口总额2.3亿美元，生产企业销售10.6亿美元，在港口和保税区的龙头带动下，全市建办投资额超千万美元以上的三资项目86只。

　　二是依托现有，加快引进，优化组合，发展规模。

　　从九十年代起，我们就敏锐地看到，不能再搞村村冒烟，并一贯强调依托现有。加大技改力度，上规模、上档次，1992年以来，全市实际完成工业投入223.5亿元，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用汇达6亿美元，形成了22O多家全部或大部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的企业。市委、市政府还果断地作出了结构调整、优化组合的决策，为推动规模经济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并采取典型引路，花足心思抓了沙钢、牡丹、欧洲精纺城三家“重中之重”的企业集团，成为发展规模企业的排头兵，然后每年又排出一批企业进行重点培育，从而带动了一大批规模企业和名牌产品群体。　96年全市销售收入超亿元的企业有86家，其中超3亿元的25家，10亿元的3家，全市还先后有19只产品被评为江苏名牌产品。这些规模企业和名牌产品已成为全市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有力支撑。

　　三是优化环境，持续发展，城乡一体，总体推进。

　　我们认为，投资环境也是生产力，人可以改造环境，环境也可以影响人、改造人，对提高人的素质和改变精神面貌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从1992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大刀阔斧改造原来破旧落后的小城镇，先后投入20多亿元，拆迁老的街道建筑100多万平方术，新建各类现代化建筑380多万平方米，对所有的道路、基础设施都重新进行改造，城区面积一下子扩展到20平方公里。1994年就获得了国家卫生城市的光荣称号。我们从建设高标准文明卫生城市的高度，在管理上做到禁止摩托车进城，禁放烟花炮竹，禁吸游烟，禁止拖拉机上主干道，垃圾全部袋装化处理，城市管理不断上新水平。在此基础上，我们又着眼于长远和全局，果断决策，抢到了张杨公路、沿江公路、沙锡公路建设和204国道张家港段的改造。镇村道路也是四通八达，描绘出了现代大交通的新蓝图，一个“港口国际化，城市现代化，集镇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港口城市新姿正展现在人们面前。城乡面貌的巨变，投资环境的优化，一方面是吸引了大量的外国人来投资办实业。法国和德国有两家世界上最大的毛纺企业，老板想到中国建一家亚洲最大的毛纺合作企业。到中国考察了许多城市，但最后到了张家港市，看到城市管理得井井有条，走遍大街小巷没有一辆乱停的自行车，没有一个抽游烟和随地吐痰的。他们说，张家港市的市民素质好，风气好，企业办在张家港市，他们放心。于是这个总投资超4亿美元的大型合资企业就在张家港市办成了。另一方面随着投资环境的改善，也大大提高了全市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使社会面貌和人的精神面貌都发生根本变化。外地人来张家港市参观，盛赞这里的村镇建设白天看象“新加坡”，晚上看象“小香港”。当然我们同各地的先进比，还有很多的差距，因此，我们先后多次南下北上到深圳、珠海、大连、上海等地学习，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我们在推进城市建设与保护耕地，发展工业与加强环境保护，繁荣经济与实行计划生育，推进三产与加强农业基础等方面，我们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举措，达到了协调发展，总体推进的目的

　　四、强化农业鼓实劲，夯实基础促发展，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

　　农业是我市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我们在加快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经常提醒各级干部，认清农业在我市经济发展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位和作用，告诫大家不能因为农业比重小就忽视它的基础地位，不能因为手中有了钱就放松抓农业。我们提出农业也要争创全国一流的要求，加大了农业投入，实行了一系列奖农补农优惠政策措施。近五年来累计用于农业的投入达3.2亿元，农业机械化普及率达到70%以上，村级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达到95%以上，有效地提高了农业的整体水平和综合经济效益。

　　一是不断调整充实领导力量，建立稳粮强农的组织保证体系。市里有分管副书记、副市长，镇里明确镇长或一名副书记专抓农业，同时配备农工商总公司三名副总经理专抓农业、多种经营和农村经营管理，村统一由村民委员会主任专管农业，同时配备了抓农业和多种经营的经济合作社副社长。镇、村、组三级干部到位率达99%。

　　二是大力加强标准设施化农田建设。我们围绕建设现代化农业的要求，大力兴建吨粮田、双纲棉田等高标准设施化农田。通过滚动发展办法，逐步做到镇有千亩丰产方，村有百亩丰产方。镇级千亩丰产方22个，村级百亩丰产方369个。全市建成永久性渠道410公里，中拖道路250公里。既为农业机械化作业提供了方正的田块和通道，又做到了遇旱灌得进，遇涝排得出，遇渍降得下，有效地保障了农业丰收，加快了农业现代化步伐。

　　三是大力加强耕地保护、管理和复垦开发。在土地保护上，我们坚持节流开源，综合治理，狠抓用地管理，查荒灭荒，复垦整治，清除土窑，骨灰深埋，开发长江滩涂等关键措施。1992年以来，全市综合整治土地7万亩，完成复垦土地近2万亩。我们还投资4000万元，围垦长江滩涂7800亩。5年来不仅实现了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而且还净增耕地3582亩。　　四是大力发展以“菜篮子工程”建设为主的多种经营。全市已建成各级种类“菜篮子工程”基地271个，其中千头猪场25个，5000头猪场9个，万头猪场5个；形成万羽蛋禽基地、万羽肉禽基地29个，最大的肉禽基地年产达30万羽；形成百亩以上水产基地27个。全市所有的集体蔬菜、副食品基地都在集贸市场上设立供应窗口，丰富市场供应，平抑市场物价。

　　五、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过硬”，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决不放松精神文明建设。

　　我们始终认为，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就经济抓经济，这是不懂经济的表现，最终也是抓不好经济的；市场竞争不单是经济实力的竞争，而且是人的素质的竞争，只有提高人的素质，建立良好秩序，才能内增凝聚力、外增吸引力、提高向心力、发展生产力。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坚持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硬。而且，象抓经济工作一样，年年都要研究精神文明建设的新举措、新发展、新思路，做到常抓常新，抓出现律。

　　1.始终坚持“一把手抓两手”在领导体制上，自上而下形成“一把手抓两手”格局。市委书记和各级党委对两个文明建设负总责。从精神文明建设的全局性意见到一些具体项目的实施，从人的思想教育到一些规章制度的制定和贯彻执行，市委书记和各级党委书记都主动考虑、密切关注、抓住不放。市里有关精神文明建设全局的会议，都是“一把手”参加，由“一把手”组织贯彻。从市到各镇、村、企业，都做到两个文明建设的目标同时规划，都是“一张红榜，两项实绩”，并作为对干部奖罚、使用的重要依据。促使各级干部非两手抓，两手硬不可，真正承担起精神文明建设的责任。

　　2.大力弘扬张家港精神，凝聚人心鼓舞斗志。1992年初，我们提出了“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的张家港精神，并不断用这一精神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激励群众。我们把张家港精神当作我们的市魂，代代相传，发扬光大。每年都要通过总结评比、表扬先进和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等形式，组织干部群众学习对照张家港精神，检查衡量自己的精神状态、工作标准。

　　3.找准两个文明建设的结合点，把精神文明建设的各项任务落实到实处。一是把全方位提高城市文明程度作为目标，以严格的管理措施规范市民行为作为结合点。我们制定了张家港市民文明守则，每个村厂、街道都创办文明市民培训学校，提出了“六要”、“十个不准”的行为规范，要求“人人都成为良好投资环境，个个都树立港城的美好形象”。同时，采取了一系列管理措施，依法治城，使市民的城市意识、卫生意识和文明意识都不断提高。建设文明城，培育文明人的任务同时得到了落实。二是把在岗位建功立业作为目标，不断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作为结合点。在全市开展了“热爱张家港、建设新港城、奉献在岗位”主题教育活动；在企业中开展争先创优竞赛活动；在外地职工中开展“热爱第二故乡”教育活动；在窗口行业开展“满意在张家港、满意在单位”的双满意活动；以及窗口行业年年评“十佳”、“十面红旗”学习竞赛活动；在镇和机关开展新风杯和公仆杯竞赛活动；还开展“新风户”“文明职工”、“文明学生”、“文明工商户”、“双文明单位”等系列评选活动。这些活动都与岗位建功立业的实际工作相结合，极大地激发了干部群众奋发向上热情和斗志。三是把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为目标，培育人们“四德”、“五爱”情操作为结合点。我们提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要求，凡污染的项目，即使出金子也不能搞。近几年，市区关停了14家污染企业，搬迁了市化工厂、市油脂厂等一批企业。投资5000多万元，对市区河道进行了综合治理。投资2400万元建成了日处理能力2万吨的污水处理厂。投资4500万元，对城区77台锅炉全部配置了消烟除尘设施。城区园林景点建设和绿化等投入3000多万元，街道上长年有60多万盆花草盆景相点缀，做到春夏秋冬有花，上下左右有绿，环境涣然一新，让人们生活在舒适美丽的环境里。各级党组织和工青妇组织，工厂、学校、机关都系统地开展了“四德”“五爱”教育。市民的思想道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基本上都能自觉做到进城不抽游烟，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采摘花卉。这样，既创造了美好的投资环境和生活环境，又培养了人们美好的道德情操和生活习惯，达到了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

　　六、狠抓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建好一支勤政廉洁、乐于奉献的干部队伍

　　我们感到，一个地区事业的兴衰成败，干部是决定因素。我们张家港市抓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以及抓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概括起来讲，就是五句话：“弘扬创业者，支持改革者，惩处腐败者，鞭挞空谈者，激励开拓者。”江泽民总书记对这“五句话”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具体来说，我们始终不渝地抓了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树立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牢固确立真抓实干，艰苦奋斗的观念。我们要求每个干部都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一切工作顺民心、合民意，千方百计带领群众致富，一心想大事，创大业，工作上主动给自己增加压力，高标准、严要求。这方面最典型的是我们市委秦书记。秦书记他时时处处模范带头，以身作则，每天都工作十三、四个小时，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更顾不上自己的家，他不但每天工作时间长，而且工作节奏、效率高，舍不得浪费分分秒秒。他去香港招商引资，上面批了20天，他只呆了6天就回来了；去德国、瑞士洽谈项目，上面批了22天，他去了10天就回来了，以顽强的毅力常年累月地超负荷工作。他常说：“我已是60多岁的人了，党让我多干一天，就要干好一天。此时不博，今后想博也没有机会了。”他带领市委一班人，自觉做到：创事业，敢于争先，不留退路；干工作，勇于拼搏，不讲困难；用干部，任人唯贤，不搞亲疏；认是非，旗帜鲜明，不计恩怨；对民情，时刻挂心，体贴入微。二是努力做到一身正气，廉洁自律，牢固确立无私奉献，勤政廉政的观念。张家港市委抓党风建设做到标准从高，要求从严，以良好的党风带动社会风气的不断好转。努力实现经济建设与党风、社会风气同步推进和协调发展，出现了一个党风正、民风顺、经济上、事业兴的良好局面。抓党风廉正建设，关键在一个“严”字，我们对于少数违法违纪现象，态度鲜明。敢于坚持原则，敢于碰硬，不和稀泥。对少数情节严重的党员干部移交司法机关绳之以法，使广大党员干部遵章守纪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三是同心同德，上下一致，团结拼搏，真抓实干，忘我工作。团结就是力量。我们张家港市这几年之所以有大的发展，关键是靠全市上下团结一心，拧成一股绳，形成了艰苦拼搏，共创大业的强大合力。一个声音喊到底，政令畅通，一呼百应已成为我市一大优势。几年来，我们张家港的各级干部说道做到，一竿到底，样样工作都能落到实处。市领导从自己做起，每人有明确的分工，明确的职责，有明确的工作标准和时间杠子，而且都是超前超额完成任务。会风是干部作风的一面镜子。在我市，无论大小会议都纪律严明，讲究效率。六千人的大会，没有无故迟到早退或缺席现象，会场内没有一个人抽烟。在张家港市，干实事、求实效、讲实绩已蔚然成风。四是选准选好各级一把手，切实搞好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我们把选准配强各级一把手，作为党建工作的重点来抓，我们按照政治过硬，作风扎实，廉洁自律，组织领导能力强，而且有高昂的精神状态和强烈的争先意识，有过硬的经济工作真本领，有强烈的两手抓意识和总揽两个文明建设全局的能力作为标准，精心选拔精兵强将去挑‘一把手’重担。在实践中，我们选用干部不搞论资排辈，不求全责备，一切以实绩论英雄，凭德才坐位置，把开拓创业者推上去，把平庸混日子的拉下来，给能打开局面的“新秀”以用武之地，委以重任，以弘扬典型，激励创业。对于大胆开拓、敢于坚持原则的干部，我们加以保护和支持，即使选票少一点也加以重用。象我们三兴镇党委书记包省龙同志，虽在市委委员选举中落选，但因为他一身正气，敢于碰硬，工作实绩突出，把一个比较落后的乡镇发展成为全市各项工作比较突出的乡镇。市委对他给予充分肯定。这次“七一”又被我们推荐为苏州市优秀基层领导干部。在用人问题上，我们还坚持好中选优，能上能下，在我们这里，无功就是过，小功也是过。你今天不适应、不称职，就请下来；明天你适应了、改正了，还可以再上去。近四年中，我们降免了108名政绩平平的干部。形成了有政绩的人决不埋没，平平庸庸的人决不任用，投机钻营的人决没有市场的良好氛围。

　　近几年来，我们在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加快两个文明建设上，虽然做了一定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万里征途上，仅仅是跨出了第一步。为此，我们在1995年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张家港，以及全省现场经验交流会和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交流会在我市召开后，要求大家正确看待过去的成绩和荣誉，实事求是地分析形势，查找差距，进一步提高工作标准，瞄准新目标，攀登新高峰。要在党的十五大确定的路线、方针指导之下，高举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把我市建成经济繁荣昌盛、民主法制健全、环境优美整洁、社会文明进步、人民健康富裕的地区。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的奋斗目标是要达到“六个化”：即经济国际化、农业集约化、工业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科技产业化、社会文明化。

（一九九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