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 五十五岁
1月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一）庆祝你们突围东进之胜利；（二）庆祝十纵、十二纵在桐柏、江汉两区之胜利[国民党军对大别山地区的围攻，采取密集靠拢、向心合击战术。刘、邓决定在内线进行小的战斗和游击战，打击和牵住敌人，邓小平率野战军前方指挥所和三个纵队坚持大别山区，采取“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将敌牵到外线，以小部牵制大敌，以大部消灭小敌”的方针，积极打击和拖散敌人。由刘伯承率中原局及野战军后方机关及第一纵队在淮河以北、沙河以南地区展开，以第十、第十二纵队分别向桐柏、江汉两区展开，并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六日、十三日，分别成立江汉军区和桐柏军区，实现了刘、邓将淮河和汉水变成中原解放区的两条内河的计划。十二月二十四日，刘邓东进部队一部攻克广济，待国民党军两个整编师来援时又跳出合击圈。东进部队在外线收复鄂东、皖西县城十余座，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万一千余人]
1月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人民解放军[自一九四八年一月起，东北民主联军江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包括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副政治委员罗荣桓、高岗、陈云及全体指战员电：“庆祝你们一九四七年消灭敌军二十八万余人的伟大胜利。尚望继续努力，为完全解放东北而奋斗。”
1月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指出：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从今年起，规定如下报告制度。（一）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二）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
1月8日 致电林彪、罗荣桓并告中央工委：“东北与华北敌人愈打愈少，几个月后形势将起变化，请考虑某些铁路不破坏或只作战术性破坏，而不彻底破坏。例如彰武、新立屯、义州[义州，今义县]、承德间铁路不加破坏；打虎山[打虎山，今大虎山]、锦州、山海关、天津间铁路只作战术性破坏；铁岭、长春间及吉林、长春间铁路则不再破坏；沟帮子、营口、大石桥间及鞍山以南铁路似亦可不再破坏。”
1月9日 转发习仲勋关于在高家堡发生的破坏纪律行为的报告[习仲勋一月二日在给贺龙并报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去秋攻克高家堡时，没收敌军大部官佐以至连排班长及其家属的财物，沿途乞食逃赴榆林者不少，对商人及摊贩大部没收，给榆林商人极坏之影响]，并加写批语：“我军到任何地方，原则上不许没收任何商店及向任何商人捐款。官僚资本，在该地成为根据地时，亦只许由民主政府接收经营，不许军队没收或破坏。军队给养应取给于敌人仓库、地主阶级、土地税及政府向商人征收之正当的营业税及关税。没收敌军官佐家属的财产，亦是完全错误的。高家堡破坏纪律的行为，应追究责任，并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
同日 致电贺龙、习仲勋及中共中央西北局诸同志，同意习仲勋关于老区土改工作的意见[习仲勋一月四日向中共中央报告，说：苏维埃时期的老区可不采取平分土地的原则，而以抽补办法解决无地和少地农民的土地。如果同新区一样，就可能将新富农评为旧富农，将被没收过土地的地主富农而劳动八年以上的，又定为地主富农再去斗争，将富裕一点农民定为地富]，指出：“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1月中旬 修改任弼时一月十二日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并加写以下内容：“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形去划分阶级，进行土改，决不可将本来不是地主富农的人们人为地划成地主富农，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打乱革命阵线，帮助敌人，孤立自己。这是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一切解放区的领导同志们及所有从事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们均必须严肃地检查这个划成分的问题，公开地明确地改正自己所犯的错误。哪怕只是划错了一个人，也必须改正。”“这些侵犯中农利益，不照顾中农，排斥中农的倾向是非常危险的，是一种反马列主义的极端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无论如何，只应该把打击面放在真正的封建剥削阶级的范围以内，绝对不许可超出这个范围。在人民解放军所到的先是国民党统治的地方，打击面还要缩小些。在那里，首先只打击大地主、豪绅、恶霸，地主武装，保甲制度，特务分子，依照战争胜利和根据地巩固的情况，依照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逐步地发展到消灭全部封建制度。”“杜斌丞是民主同盟的人，是一个民主分子，他被胡宗南杀死了，但是类如杜斌丞这样的人还是有的。有这样的人参加民主政府，使民主政府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政府，而不是共产党一党包办的政府，这样对于团结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一道奋斗是有利益的。”我们反对乱杀人，“多杀人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我们的任务是解决问题，解决如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将中国建设成为独立的强盛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样的问题，除了在战争中在火线上必不可免地要杀死许多敌人以外，多杀了人，杀错了人，不但办人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可能推延问题的解决，甚至可能引导到革命遭受暂时的失败”。关于审干问题，“无论在农村中，在城市中，在军队中，在机关和学校中，在任何审查党员或干部的会议上，被审查者都有申诉理由的权利，这种民主作风决不可少。
1月14日 关于对中间派及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政策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上海局及各中央局电：“对民主同盟的恢复活动，对李济深等国民党反蒋派，对在美的冯玉祥，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分，我们应采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与揭露，文章要有分析，要有说服性，要入情入理。”“对一切应当争取的中间派的错误观点，在报纸刊物上批评时，尤其要注意文章的说服性。”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陈士榘、唐亮并陈赓、谢富治，刘伯承、邓小平电，庆祝粟陈唐全军十二月各役共歼敌三万余人的大胜利，并指出：“既然决定不去抢占汉水中段，敌情又不紧张，如果粮食条件能解决，刘邓、粟陈唐、陈谢三军应争取休整一个整月”，“补充人员弹药，处置伤病员，训练技术，研究战术，普遍施行诉苦运动，三查运动，整顿纪律，研究城市政策及城乡群众工作各项策略及方法”。
同日 就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问题，致电邓小平，征询他的意见：“（一）在新区是否应当分为两种区域，一种是可以迅速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一种是要经过长期拉锯战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对两种区域的工作采取不同的政策？（二）新区土改是按土地法大纲分平，还是对富农及某些弱小地主暂时不动？新区中富农及弱小地主态度如何？（三）是否有开明绅士和我们合作？（四）是否有许多知识分子和我们合作或表示中立？（五）各阶层商人态度如何？我军是否可以避免向新区工商业资本家进行筹款？如果筹款，方式如何？（六）如何处理国民党政府、党部、三青团的各种人员？其中是否有些人是可以争取的？如何处理保甲长？”
同日 致电刘少奇，对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执行土地法的指示草案提出意见。电报说：“我觉得这个指示似乎有些过了时机，土改运动已经按新方针向前发展，运动中发生了许多急待回答的问题（主要是过左），而这些问题，指示草案中或者缺乏具体的回答，或者回答的分量不够，这是因为土地会议及写指示草案的时期着重点没有也不应当放在这方面。”又说：“中央十二月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农、中小资产、党外人士、知识分子、打人杀人等项问题，研究了如何分析阶级，主要目的是纠正‘左’的偏向。”
1月15日 同周恩来、任弼时出席在杨家沟召开的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并作长篇讲话。他说：大革命的经验和以后各个时期的经验都证明，中国革命要胜利，就必须实行一条总纲领，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我们实行的统一战线，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经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主要是农民。这次打内战，胜利的把握很大。但是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全国胜利是不可能的。蒋介石确实孤立，但是蒋介石孤立并不等于我们胜利。如果我们的政策不对，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置不对，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对等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越发展越多会变成越发展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完全有，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地主阶级当作一个阶级要消灭，当作个人要保护。地主阶级、旧式富农占农村人口十分之一，有三千六百万人，这是一个财宝。我们废除他的私有权，但我们要他这个人，分土地给他，让他生产，这是社会的劳动力。对地主要安置好，安置不好出乱子，不可能胜利。至于土改中的打人杀人，我们共产党人主张不打人，打人是野蛮的方法。杀人越少越好，尽可能不杀，那些罪大恶极的群众痛恨的大特务大汉奸可以杀。全国胜利了，土地分配了，还要不要统一战线？还要。那时是巩固胜利，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胜利就不可能巩固。他最后说：我们要习惯听闲话，准备多听闲话，把听闲话当作收集舆论、收集不同意见的机会。多收集各种意见，认识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样工作就可以减少盲目性。
1月1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冀鲁豫局并告中央工委、新华总社电，批评新华社晋冀鲁豫十三日的一则电讯，指出：电讯中有边区政务会议应尊重农代会筹委会意见，应依据贫雇农、工人要求改进工作等语，但其中不但没有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连中农、独立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也没有提到。电报又指出：“像晋冀鲁豫这样大范围的政权机关不应只代表农民的，它是应当代表一切劳动群众（工人、农民、独立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及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及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而以劳动群众为主体。因此，边区最高政权机关是边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政府，而不是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政府。尽管现在各解放区是农民占绝大多数，但是必须顾到工人及其他各阶层民众，在农民中则必须顾到中农。”
1月1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草案，指导全党纠正已经出现的某些“左”的倾向。提出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决定对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若干具体政策作了规定。指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必须避免对中农、中小工商业者、知识分子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对于那些同我党共过患难确有相当贡献的开明绅士，在不妨碍土地改革的条件下，必须分别情况，予以照顾。”必须将新富农和旧富农区别开来，地主和富农中的恶霸与非恶霸区别开来。“土地改革的中心是平分封建阶级的土地及其粮食、牲畜、农具等财产（富农只拿出其多余部分），不应过分强调斗地财”。决定强调：“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这个决定草案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会议，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会后，毛泽东致电刘少奇：中央本日原则通过了《中央一月决定》，须待征求你们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发往各地。
1月20日 转发习仲勋关于西北土改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写了批语：“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习仲勋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由于义合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由于晋绥的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雇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出现乱斗、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等现象]。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动。”
1月24日 致电刘少奇，对中央一月决定提出补充意见：“为了稳定中农之目的，老区新富农照富裕中农待遇即不得本人同意不能平分”；“给教堂、祠堂、庙宇留少数园地”；“保护和平通商传教的外国人”；“新区执行土地法应与老区不同，在新区应分两阶段，第一阶段没收分配地主土地，中立富农；第二阶段平分土地”。
1月26日 关于中原三支大军三个月的作战方针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李达[，当时任刘邓野战军参谋长。]、并告粟裕，陈赓，谢富治，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华东局，邓子恢[当时任华东局副书记，在山东渤海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军工作]。中央工委电：“你们在三个月内，以分遣坚持，多休息打小仗，待三万新兵到手充实部队后，则打中等规模之仗为有利。三个月后南北[指淮河以南的刘邓野战军和淮河以北的陈粟野战军与陈谢集团]。配合行动，可能进入打大歼灭战之阶段。”“三个月内，陈粟、陈谢两军作战原则是调动敌人打中等规模之歼灭战，其机动范围是郑、洛、潼方向，南阳、襄樊方向，信阳、广水方向，淮阳、开封方向，总以能歼灭较多敌人，首先配合你们，其次配合彭、张及徐、滕、薄，又其次配合苏中、苏北为原则。”
1月2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电，指出：“关于由你统率叶、王、陶[指叶飞、王必成、陶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六、第四纵队司令员]。三纵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问题，我们与陈毅同志研究有三个方案：（甲）就现态势再休整半月，你率叶、王、陶三纵乘敌不备从宜昌上下游渡江。陈、唐[指陈士榘、唐亮]指挥三、八两纵及陈赓主力进入江汉地区，打八十五师等部，掩护你们渡江。此举缺点是新兵与干部来不及送上。（乙）丑、寅、卯[即二、三、四月]。三个月照原计划进入伏牛秦岭以南、长江以北、平汉以西地区。除作战外，你率叶、王、陶三纵在该地区争取休整一个整月，然后渡江，陈、唐指挥三、八两纵及陈赓主力在江北任掩护。此举好处是新兵及干部可以送上，缺点是敌人可作准备。（丙）丑、寅、卯三月至伏牛、长江之间作战，辰月[，即五月]。全军北返，你率叶、王、陶择地休整两三个月，秋季渡江。此举好处是准备充分，缺点是要到秋冬之间才能实现调动敌人之任务。以上三案各有优劣，请你熟筹见复。至于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行军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渡江地点似以秭归、宜昌附近，宜都、江陵附近，石首、监利附近，择地渡江进入湘西为较适宜。由洪湖、沔阳地区渡至鄂南，敌似更不及料，亦可考虑。”
1月28日 批转邓子恢关于渤海整军经验报告，并写批语：“在一切官兵关系恶劣、纪律不好、战斗力薄弱之部队，应采取渤海整军经验，组织士兵委员会，放手发动士兵群众的民主运动，只有益处，没有害处。”
1月3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关于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的指示，提出在军队内部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指示说：“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东局并告粟裕、陈士榘，刘伯承、邓小平等电，决定：（一）韦国清率二纵于二月下旬赴苏北与十一、十二纵会合，成立苏北兵团，以韦国清为苏北兵团司令员，陈丕显为政委，吉洛[即姬鹏飞。]为副政委。苏北兵团受陈毅、粟裕指挥。（二）许世友、谭震林率七纵、九纵、十三纵为山东兵团，担负山东战场作战任务，受华东局节制。
1月3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电，庆祝攻克邓县歼敌六千余人的胜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参谋长]电，庆祝攻克新立屯歼敌一个师的胜利。
同日 转发朱德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日致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信，并写按语，指出：“朱德司令在信中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用民主讨论方式，发动士兵群众，在作战前、作战中、作战后，讨论如何攻克敌阵，歼灭敌人，完成战斗任务。特别是在作战中，放手发动连队支部、班排小组，反复讨论如何攻克敌阵，收效极大。陕北将此种情形叫做军事民主，而将诉苦运动，三查三整，叫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这些军队中的民主生活，有益无害，一切部队均应实行。第二个问题，是工厂中商店中工人、店员、职员的生活条件，不可过高。我党工商业政策的任务，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如果我党不善于领导工人阶级执行这一任务，提出了过高的劳动条件，重复过去历史上犯过的错误，致使生产降低，经济衰落，公私不能兼顾，劳资不能两利，就是极大的失败。这件事，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决不可只看见眼前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此事，中央早已发了指示。但在许多地方并未引起注意，许多中央局、分局未能据此发出指示，未能向工会工作同志及工人群众进行正确的解释，迁就党内与工人群众中的孤立的片面的狭隘的思想，仍然执行历史上使我党遭受过严重挫折的错误方针。各地中央局以下各级党委，必须以严正态度对待此项问题，立即改正党内在此项问题上存在着的错误思想与错误政策。”
1月 在杨家沟同陈毅多次谈话。毛泽东说：自日本投降后，特别是一九四七年这一年发生了根本变化，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事变。敌我双方的形势都有了根本的改变。政治方面，人心动向完全改变，人心向我，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对蒋介石深恶痛绝。孤立蒋介石是长期的斗争，也是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内战时期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时我们孤立，我们只有苏区工农群众，其他阶层都脱离了，而蒋介石的基础较大。抗日时期我们竭力解决这个问题，情况有所改变，我们的朋友多了。因为我们采取了适当政策，如坚决打日本，拿住了抗日旗帜，减租减息，改善了与地主的关系，发扬了民主，争取了资产阶级及其各党派。蒋介石的主要错误，是消极抗战，坐山观虎斗，他失去了民族领袖的地位。其次是垄断经济，政治上搞特务，实行一党专政，这三条使他送掉了国民党的江山。现在，人心向我，解决了孤立蒋介石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政策适当。这是一九四七年发生根本变化的政治原因。军事上，一九四七年七月我们转入进攻以来，蒋介石转入防御地位，于是军事上完全改观。二十年来我们长期处于防御、被“围剿”的地位，没有进攻敌人。一九四七年七月，我们历史上第一次转入进攻。不要说“反攻”，反攻是带着防御的意味，不能完全概括这一形势的内容。战争初期是自卫性质，我们那时的方针是迟滞内战；现在是要消灭蒋介石，已不是自卫性质。自从蒋介石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人心愈失。同时全国举行革命进攻（不是自卫防御），把蒋介石的进攻打垮，造成大革命，叫“进攻”更适合。蒋介石要返回过去的形势，已是不可能，“黄鹤一去不复返”。今后是我们如何转入江南、四川、两广的问题。美国主张放弃纬线四十度以北，即东起安东，经过北宁线、平绥线、大同，西至西安，就是放弃东北，争取华北，巩固长江，经营华南。蒋介石说，有放不得之苦，放弃一地，共产党就都堆下来了。经济方面，蒋介石的经济一九四七年比一九四六年更严重，美国帮助也不能解决问题。我们的经济也有问题，但自转入进攻，主力移出，负担减轻，恢复了大块土地，办法更多了，我们的经济问题解决了。蒋没有土改，我有土改。一九四八年蒋介石将更加困难。一九四八年再搞一年，可以有根据地说，更大的胜利一定要来的。战争不应使其间断，要一直进行到底，不使敌人有休息机会。如蒋介石见大势已去，说要下野，金蝉脱壳，移花接木，想借此得到休息的机会，以图卷土重来，预见到这种情况，宣传上要予以揭露，要向群众说清楚，不是消灭蒋介石个人，而是要消灭蒋介石集团及其阶级。帝国主义国家对革命国家一定要干涉，干涉方式多种多样，出兵参战亦可打退。我们不去挑战，只应战。美国人还有几年凶的，你若被他吓倒，就上了他的当。吓不倒也就算了。以前只能讲“有利于我”，现在可以讲“胜利到手”。在日本投降时，我们还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日本投降了，惧的是优势问题未解决，东西得的少，蒋介石强大，严重的内战临在头上，成败两个可能还在斗争。现在好了，我们的优势已确定了，这不是估计，而是事实。
2月1日 关于粟裕部渡江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并告刘伯承、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电：“叶、王、陶三纵即开陇海线附近再休整一个半月，三月下旬出动。”“渡江路线，争取走湖口、当涂之间，或南京、江阴之间。渡江方法采宽正面分路或分梯队偷渡，望加紧布置水上及两岸工作。”“三、八、十、十一等四纵集中配合刘邓、陈谢两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忽集忽分战法，机动歼敌。”为准备渡江作战，二月上旬，粟裕率华东野战军机关及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由漯河出发，进入鲁西南休整并进行渡江准备。
2月3日 致电刘少奇，指出土地法的实施，应当分三种地区，采取不同策略：（一）在日本投降以前的老解放区，土地大体已经分配，只须作些调整，中心工作是按照平山经验，用党内外结合的方法整理党的队伍，解决党同群众间的矛盾。（二）日本投降至一九四七年八月大反攻前解放的地区，土地问题已初步解决。这种地区完全适用土地法，普遍地彻底地分配土地。必须组织贫农团，确定贫农团在农会和政权中的领导地位。（三）一九四七年八月大反攻后新解放的地区，实行土地法应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中立富农，专门打击地主，先分大地主的浮财，分大中地主的土地，照顾小地主，然后进到分配地主阶级土地。第二阶段，将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及其一部分财产予以分配。新区土改第一阶段，大约须有两年时间；第二阶段，须有一年时间。太急了，必办不好。老区和半老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也须有三年时间（从今年一月算起），太急了，也办不好。这个电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
2月5日 审阅新华社纪念“二七”二十五周年社论稿，将原题改为《坚持职工运动的正确路线，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并增写了一段话：“必须指出，直到现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有不少的党员，不少的干部，不少的工会工作人员，甚至有不少的担负高级领导职位的领导人员，并不了解党的工业政策与职工运动的路线。他们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他们只知道片面的、狭隘的、近视的所谓‘工人利益’，而不能稍微看远一点。他们忘记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时期内实行过的那种‘左’倾冒险主义的工业政策与职工运动路线曾经给予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与革命政府以何等重大的损害。他们完全不研究一九三七年以来十一年内中共中央历次发布的正确的工业政策与职工运动方针。他们固执地抵抗党的路线。”“党的一切地方领导机关必须严肃地讨论中央的路线及全部工业政策与工运方针，坚决地纠正一切危害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及革命政府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政策与办法，迅速地使工业建设与工人运动走入正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聚积一切力量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2月6日 致电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治委员。]习仲勋并告刘少奇、薄一波，就按三种地区（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新解放区）的不同情况实行土地改革问题，征询意见。本日，又致电邓小平并刘邓野战军后方指挥所，陈赓、谢富治，粟裕、陈士榘、唐亮，征询对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斗争策略和组织形式的意见，并指出：“土改时间问题，我在几个月前觉得可以快些，后来得到陈、谢在陕、灵、阌区[指陕县、灵宝、阌乡地区]的经验及晋绥、陕甘宁等老区经验，觉得不能过于性急，应以条件成熟为原则”。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完全同意刘、邓二月四日建议，组织两个有力支队继粟裕之后渡江南下牵制敌人一部兵力，一支出川、湘、鄂，一支出湘、鄂、赣，二、三两月作充分准备，三月底或四月初行动，并以陈再道[当时任刘邓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率两个旅加强江汉军区，包括经营鄂西及汉水中流在内。
2月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指示该野战军指挥所从大别山移至淮河、陇海、沙河、伏牛山之间，指挥刘邓三个纵队，陈士榘、唐亮四个纵队，陈赓、谢富治一个半纵队，共八个半纵队，“在淮河、汉水、陇海、津浦之间集中，机动打中等的及大的歼灭战”。并指出，这样部署，可将敌主力吸引至淮河、汉水以北，利于粟裕部机动，利于大别山、江汉等地放手发展，还因为北面有巩固的后方可为依托利于打歼灭战。邓小平根据这一指示，率野战军前方指挥所从大别山区的新县北上，二月二十四日与刘伯承率领的后方指挥所在皖西北临泉县会合。
同日 就正在进行冬季攻势的东北野战军下一步作战行动问题，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朱德、刘少奇，指出：“你们现在打辽、鞍、本、营[指辽阳、鞍山、本溪、营口]区域之敌很有必要。这个战役完成后，你们就可解放辽南，两个纵队增至主攻方面去。下一次作战有两个方向，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一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州等地之敌。究竟打何地之敌为好依情况决定。但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义、兴、绥、榆、昌、滦，[指阜新、义县、兴城、绥中、榆关（即山海关）、昌黎、滦县]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是否更为有利？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如果我军尚无足够力量阻止其撤退，则撤退后的蒋军似将控制锦州、承德、北平、天津四角及其中间地区，并打通津浦北段，其给养当然会很困难，士气会更衰落，但兵力则较集中，这些可能情况亦须预先见到。当然蒋军死钉在东北不撤退的可能性也有，但除非我军强大到使其无法撤退，否则是难于设想的。”
2月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并告林彪、罗荣桓，中央工委电：“东北土改打击面过大，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立刻着手改变政策。中央在去年双十节公布土地法的决议中即指出，中国地主富农虽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按一般情况来说只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东北地主富农即使较别地为多，也决不会多到占人口或户口四分之一这样多。因此你们应将打击面大大缩小，弄错了的必须纠正。”
2月1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的指示，指出：“最近几个月中，许多地方的通讯社和报纸，不加选择地没有分析地传播了许多包含‘左’倾错误偏向的不健全的通讯或文章。”指示列举了在阶级路线、整党、土改、领导者和群众的关系、工商业和工人运动的方针等问题的宣传上出现的错误。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其宣传部，新华总社和各地总分社，“对过去几个月的宣传工作，加以检查，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务使对于战争、土地改革、整党、工人运动这些伟大的斗争，对于这一整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保障其获得胜利。”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
2月12日 在林彪给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电报上写一批语。林彪在电报中，要求出版毛泽东选集发表一九三○年一月五日毛泽东给他的信[这封信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时，不要公布他的名字。批语写道：“（一）这封信不要出版。（二）请陆、乔[陆，指陆定一。乔，指胡乔木]负责将文集全部审阅一次，将其中不适宜公开发表的及不妥当的标出，并提出意见，待修改后再出版。叫东北局暂缓印行及翻译外文。”
2月1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的指示，指出：新区进行土地改革“不要性急，应依环境、群众觉悟程度和领导干部强弱决定土地改革进行的速度。不要企图在几个月内完成土地改革，而应准备在两三年内完成全区的土地改革”。新区土地改革应分为两个阶段，准备在两三年内完成。总的打击面，一般不能超过户数百分之八，人口百分之十。分别巩固区和游击区。在巩固区逐步进行土地改革。在游击区只作宣传工作和荫蔽的组织工作，分发若干浮财，不要公开成立群众团体，不要进行土地改革，以防敌人摧残群众。反动分子必须镇压，但是必须严禁乱杀，杀人愈少愈好。严格注意保护工商业。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关于这个文件的性质，毛泽东在二月二十日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说：“这个文件，实际上带有党纲、政纲、政策几重性质。我们如果要取得全国胜利，需要有这样一个文件，党内外才有明确遵循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章程。”]完稿，共二十五章，两万多字。毛泽东作了若干重要修改和补充，其主要内容有：“在目前整个中国社会经济中，一方面，存在着外国帝国主义的经济，本国封建主义的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和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这些就是旧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另一方面，存在着新式的国家经济，被解放了的农民和小生产者的经济和新民主国家指导下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国现阶段的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改变旧的社会经济形态，旧的生产关系以及树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旧的建筑物，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生产关系以及树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新的建筑物。我们的基本任务，就是如此。”“新民主国家企业中的劳动者已经是不被剥削的人们，他们所生产的用于扩大再生产和为全体人民谋利益的属于剩余价值的部分，不能认为被剥削。”所有劳动人民即无产阶级、农民、独立劳动者以及一切受人剥削的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其中，以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贫农）为人民民主革命和新民主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关于半无产阶级也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的提法，后来中共中央作了修正。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指出：“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无论过去或今后，均应只提是工人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应再把半工人阶级包括在内。”]，而无产阶级则是主要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任务，是联合自由资产阶级，以人民民主革命的方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革命胜利以后的经济建设中，他们也可以参加这种建设。只要中国尚未进到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是可以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道前进的。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中，应当允许自由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团体派遣他们的代表参加工作。”“中国人民民主革命所应当和必须消灭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自由资本主义。”“在一九四七年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以前即已成为新式富农者，在平分土地期间，应按富裕中农待遇；在一般情况下，其多余的土地不得本人同意，不应抽出分配”。还指出：“人民法庭的审讯和判决，必须遵守下列条件：（甲）禁止肉刑；（乙）重证据不重口供；（丙）不得指名问供。”
2月1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的指示，请中央工委和各中央局、分局及各野战军前委，对这个文件提出修改意见。并且指出：“此项文件的目的，是在纠正党内广泛地存在着的关于在观察及划分阶级问题上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及补足在土改中缺乏对各阶级阶层人们的具体明确政策的缺点。我们认为，单有土地法大纲及其他党的若干指示文件而无这样一个完备的文件，很难使我们的工作人员不犯或少犯错误。我们既要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又要在这个伟大斗争中不要因为划错与斗错阶级成分及采取错误政策而打乱自己阵线，增加敌人力量，使自己陷于孤立。不要忘记，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而特别是一九三一年至三五年时期我党曾经因为政策过左陷于孤立，处于极端危险的地位，而在我党与国民党破裂时期党内主要的危险倾向，曾经是现在仍然可能是‘左’倾冒险主义。如果我们现在不严重地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将在政治上犯错误。”
2月17日 向中央工委、各中央局和野战军前委，转发邓小平关于新区土改政策之补充意见，并写按语：“（一）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二）分阶段分地区极为必要。在第一阶段将打击面缩小至只打击大中地主及国民党反动分子时，并不是说富农、小地主中的保甲长、恶霸、反动分子为农民所要求打击者也不要打击，我们只要注意对富农、小地主的多数暂时不去惊动就无危险了。（三）确定先组织贫农团，树立贫雇农威信，几个月后再组织农民协会，团结全体农民，并严防地富及坏人混入。”
2月18日 收到徐向前十七日关于拟攻临汾，在作战前准备普遍进行攻坚训练的报告后，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徐向前并告李井泉、周士第，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当时任西北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滕代远、薄一波电，指出：“（一）完全赞成先作攻坚战术训练，待解冻后再打临汾，只要攻克临汾就是对彭、张的大帮助。（二）但临汾之敌有两种可能，一是固守不动，二是弃城北走。因此你所率准备攻城的各部队的整训位置应放在便于打逃敌而又很隐蔽的地点，并要预先作出准备打逃敌的计划，以便不失时机歼灭可能逃跑之敌。（三）李、周应令吕梁部队确实受领向前所给协同作战的任务。”临汾战役预定三月十日开始，因胡宗南自三月六日开始将守临汾之第三十旅主力空运西安的新情况，提前于三月七日发起。此役历时七十二天，于五月十七日攻克临汾，歼敌二万五千余人，俘国民党军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梁培璜，拔除了晋南地区国民党的最后一个据点，使太岳和吕梁两解放区联成一片。
同日 转发彭德怀关于征收营业税的调查报告[彭德怀二月十四日给中共中央西北局并报中央的报告中说：据我们在延川城大概调查，全城征营业税者十三家，内无一家雇人劳动，均属小本摊贩。一九四七年向这十三家征营业税，折合细粮三十石，如按此征收，十三家全部货物不够抵偿，实际上只收到九石，约占一九四七年全年营业利润百分之六十。一九四七年，征税百分之八十用于税局办公，百分之二十上缴，税务人员粮食、衣服仍由公家发给。按此情形，从财政观点看，固不合算，从经济观点看更不利，如市场停滞，剩余产品不能交换。提议停征营业税一年至两年，以便恢复战前市场]，并加写按语，指出：“各地对于工商业的税收政策的内容及其结果如何，完全没有或很少向中央作报告”。“据所知的远不完全的材料看来，极端危险的带有破坏性的既不符合于正确的经济观点，也不符合于正确的财政观点的冒险主义的税收政策是存在着的。这种冒险主义的政策必须加以纠正。望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认真检查一次对工商业的税收政策，以其结果报告中央”。
2月19日 致电薄一波[当时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分别不同情况的地区采如像来电所说的不同的政策，这样做是正确的。但下面是否这样做却是另一问题，你们必须经常和下面保持通讯联系，随时纠正偏向，不要待几个月后开总结会议的时候才来作一次总纠正。这样作，损失太大。随时纠正偏向，则损失较小。”
同日 致电李井泉：“凡属已经平分土地，地主富农的封建经济基础已经消灭，只是尚不十分彻底，尚须酌量调剂土地的地区，例如绥德黄家川那样的地区，即不应再去平分土地，只应采取合理的抽补办法，满足一部分农民土地尚感不足的要求。在这样的地区再去平分土地是错误的。你们现在采取的政策是正确的。在这类地区，只在农会内部组织贫农小组保障贫雇农利益”。“在这种贫农占少数、新老中农占多数的地区，也去组织贫农团，硬要指挥一切，这就是冒险的命令主义，是违反全国土地会议的路线的。”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电：“如鲁西南被敌扰乱不能安心休整，一、四、六等三个纵队可考虑移至黄河以北，安心休整两个月。”据此，粟裕率华东野战军领导机关及第一、第四、第六纵队于三月初进到黄河以北的濮阳地区休整。
2月20日 致电刘少奇，提议由中央工委于三月初召集彭真、聂荣臻、薄一波、陈毅、邓子恢、康生、饶漱石到中央工委所在地开会，讨论刘少奇关于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合并的提议，以及支援整个南线北线的财政、经济、军工干部，成立华北机构，成立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等问题。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邓小平、李达电：“丑皓电[邓小平、李达二月十九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在大别山的四个纵队转移至淮河以北，集结补充，形成一个作战单位，便于三大部分时分时集，每个部分都能独立歼敌]悉。同意你们四个纵队暂时离开大别山，以便集结力量作战之意见。”二月底，四个纵队全部转移至淮河以北、沙河以南的淮西地区休整补充，由地方武装坚持大别山地区的游击战。
2月2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庆祝东北野战军攻克鞍山、法库同时歼敌两个师的大胜利。
2月22日 修改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并加写几段话：“在平分或调剂土地中，对于在抽动新富农及中农的土地时必须充分说明理由取得本人同意一点，甚为重要。如果本人不同意，则应向他们让步，不得采取强制办法。”“土改工作与整党工作，均是很细致的群众工作，必须依据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领导干部的多少强弱，决定工作的进度。每一个乡村土改与整党问题的解决，均必须酝酿成熟，取得绝大多数人的同意，方能作出决定，采取行动，不能由少数人强制解决，致犯命令主义的错误。同时，对于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意见，又必须耐心说服，实现党的领导作用，不要犯尾巴主义的错误。”“在一切地方，在土改工作与整党工作大致完成以后，即应实行普选，成立乡村人民代表大会，并改选乡村政府。”“除尚未巩固的新区以外，一切党支部，均应公开。一切党的支部，在其讨论有关群众利益的问题的一切会议上，包括党的批评检讨会议在内，均应有党外群众参加，不许开秘密会议，借以破除群众对党的组织与党的会议的神秘感觉，使党内一切好的与坏的现象暴露于群众之前，为群众所监督，为群众所批评或拥护。”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电：“目前两星期内你们的任务是钳制十一师及其他平汉郑信[指郑州、信阳]段之敌，使其不能威胁刘邓主力在沙淮[指沙河、淮河]间集结及补上新兵。在刘邓主力业已集结并补上新兵之后，照我们意见只要环境许可，刘邓尚须有一短时期休息整训。如果刘、邓亦同意这样做，又不反对你们执行郑潼[指郑州、潼关]战役，则可照你们意见，以你们现有兵力先打郑潼线。但要寅月[即三月]上旬才能作具体决定，目前两星期内你们应在郑信段寻找作战机会，以协助刘、邓。”
2月2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聂荣臻、萧克、赵尔陆，[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参谋长]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电：“同意你们的作战计划，即于三月上旬以三个纵队向蔚县、西河营、桃花堡方向歼敌，尔后向北向东进击，以两个纵队向阳高、天镇线歼敌，尔后向柴沟堡、大同线进击，一个纵队出大清河北等项部署”。并指出：“此次行动是一年多以来你们主力部队第一次远出行动。你们必须克服干部中怕远出，怕山地战，怕到人稀粮少地区作战，以及怕傅作义等项错误思想。干部中如果现在尚存有这类思想，你们必须坚决地加以克服。”要求部队要以刘邓、陈粟、陈谢诸军敢于在淮淮河汉之间远离后方，而能与强大敌人作战的艰苦奋斗精神，以林罗军敢于在零下三十度气候条件下在完全敌占区与强敌作战的精神作比较，保证远出机动作战的胜利。
2月25日 关于总结城市工作经验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野战军前委并告中央工委电：“多年以来，我们占领了很多城市，有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没有总结，让这些经验埋没，让各种错误的方针及方法反复重犯，让良好的经验限于一地无法为全党取法。这是经验主义、地方主义还在我们党内占有重要地位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结果。”“为了将党的注意力不偏重于战争与农村工作，而引导到注意城市工作，为了使现已取得的城市的工作在我们手里迅速做好，为了对今后取得的城市的工作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组织准备，中央责成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自己占领的城市，凡有人口五万以上者，逐一作出简明扼要的工作总结，并限三至四个月内完成此项总结，电告我们。”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赓、谢富治，陈士榘、唐亮电，询问能否在三月份以他们两军十一个机动旅，各个歼灭分布在郑潼线及其以南地区的裴昌会七个旅，而不要他部直接协助。本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询问刘、邓对郑潼线作战部署的意见，问他们环境是否容许陈唐、陈谢两部十一个机动旅于三月上旬举行郑潼线战役，而将向汉水流域之行动推迟到四月举行。二十八日，陈、唐报告中央军委：以我们现有机动力量于郑潼线作战，歼灭裴昌会兵团已够使用。具体行动意见，仍先向郑洛段行动，切断郑洛段铁路，威胁洛阳，调动整编第四十一师及孙元良兵团西援，歼灭该敌后向洛阳、郑州，乘胜扩大战果，歼敌裴兵团东援部队，果如此，则洛阳有极大收复之可能。三月四日，刘、邓向中央军委报告：如陈谢、陈唐先在郑洛段作战，三月五日前后即可作战，不宜再迟。三月初，鉴于西北野战军已在宜川、洛川地区取胜，胡宗南急调位于潼关、洛阳间的裴昌会兵团西援，陈唐、陈谢指挥的四个纵队趁虚于五日自襄城、禹县地区向洛阳开进，准备举行郑潼线战役，夺取洛阳。
2月2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批评某些地方的党组织违反中央的工商业政策，造成严重破坏工商业的现象。指示指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并强调：“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
2月29日 在晋冀鲁豫局宣传部《检查报社发现“左”偏》的报告上写按语，指出：“开明绅士问题不是什么革命性质的原则问题，中央并未这样指出过。中央指出，不要抛弃那些赞成反蒋和土改而愿意同我们合作的从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开明绅士，如陕北的李鼎铭、晋绥的刘少白[李鼎铭，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刘少白，曾任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曾任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等人，借以分化地主阶级，是于反蒋和土改有利益的”。
3月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粟裕、刘先胜，徐向前，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对刘邓、陈唐、陈谢各部作战作出部署，并对其他各区作战计划进行通报。中原、山东两军作战计划如下：“刘、邓应即将一、二、十、十一等四纵组成为一集团，寅卯[即三月、四月。]两月在津浦以西、平汉以东、淮河以北、黄河以南地区机动作战，包括休息时间在内。辰巳[即五月、六月]两月或仍在该区配合粟、刘机动，或向平汉以西机动，依情况决定。粟、刘即令十、十一纵完全接受刘、邓指挥。”“陈、唐并指挥陈谢主力，寅卯两月举行陇海郑潼线作战，包括休息时间在内。日内开始第一阶段打郑洛段，相机攻取洛阳；第二阶段打洛潼段，争取歼灭裴昌会兵团大部（原七个旅已有两个旅西开合阳、潼关，一个旅在商洛未动，现留阌乡至洛阳一线者约四个旅）、孙元良兵团一部，配合彭、张渭北作战。彭、张现正围攻宜川，吸引九十师、二十七师增援，各个歼灭之，现正战斗中。”“许、谭[指许世友、谭震林]所部除留十三纵于胶东外，主力七、九两纵配合渤海地方兵团，寅月上旬开始向胶济西段作战。韦国清率二纵丑[即二月]下旬由诸城南下苏北，与该地十一、十二两纵合组苏北兵团，加强苏北之作战。”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他们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性，他们可以参加反对美蒋，或者采取中立的态度，因此有可能和必要去团结他们。对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必须慎重地加以处理，必须在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否则，我们便要在政治上犯错误。对那些过去和我们合作过、现在也还同我们合作、赞成反美蒋和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仍应采取团结的政策。他们也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一分子。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
3月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三月二日电：“庆祝你们歼灭九十师、二十七师之巨大胜利”。“同意以一、四两纵取中部[今黄陵]、宜君，相机取同官[今铜川]，以三、六两纵在攻克宜君后取洛川、富县、甘泉，控制甘泉至同官公路机动地带，二纵取澄城、白水，并准备协同一、四纵作战。”并指出：“此次休整两个半月，部队战斗力如此提高，以致一举歼灭胡宗南两个主力师（四个旅），证明用诉苦及三查方法整训部队，发扬政治、经济、军事各项民主收效极为宏大，故宜注意两个战役之间的必要整训。”
3月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批转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关于宜川战役战果报告的按语，指出：“宜川战役我以十一个旅七万人包围歼灭胡军精锐部队五个旅（缺一个团，洛川），两个师部，一个军部，共二万八千人，无一漏网[宜川战役中，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自毙，整编第九十师师长严明被击毙]，为西北战场第一大捷。其基本原因在于两个多月的冬季整训。”经此役后，“我向渭北、陇南进军之门户，业已洞开。”
同日 同周恩来致电朱学范[朱学范，当时任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世界工联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部长]：“接二十九日电示，欣悉先生到达哈尔滨，并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共同事业而奋斗，极为佩慰。我们对于先生的这一行动，以及其他真正孙中山信徒的同样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
3月6日 致电刘少奇，阐述政策与经验的关系。电报指出：“凡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均待经验去考证；任何经验（实践），均是从实行某种政策的过程中得来的，错误的经验是实行了错误政策的结果，正确的经验是实行了正确政策的结果。因此，无论作什么事，凡关涉群众的，都应有界限分明的政策。我感觉各地所犯的许多错误，主要的（坏人捣乱一项原因不是主要的）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确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其次，是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只作了简单的说明，没有作系统的说明。根据经验，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做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以上两种情况，各中央局与中央均应分担责任。我们过去有许多工作，既未能公开地（此点很重要，即是说在报纸上发表，使广大人们知道）明确地分清界限，又未能作系统的说明，不能专责备各中央局，我自己即深感此种责任。最近三个多月，我们即就各项政策，努力研究，展开说明，以补此项缺失。但各中央局在这方面自然有他们自己的责任。又其次，是政策本身就错了。此点许多下级党部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不但不请示中央甚至也不请示中央局。”“又其次，是领导方法上有错误，即是上下联系不够，未能迅速了解运动的情况，迅速纠正下面的错误。”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央工委电：合并晋察冀、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成立北方局，有利无害。时机亦已成熟，拖下去无必要。我们意见即以中工委为中心合并两个中央局成为北方局，刘少奇兼任北方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任第二书记，聂荣臻任第三书记。两区的军政两项机构，暂时不合并。但将财经逐步集中于华北财经办事处。华北财办实际上管两区财经，同时在政策方面领导华东、西北两区的财经。经过几个月，待党务及财经两方面工作在统一之后有了头绪，再将军事机构合并。待开全区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华北人民民主政府，再将两区政府合并”。
3月7日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评论，评述西北战场形势及解放军新式整军的意义，指出：宜川大捷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这次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用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这个评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
同日 关于迅速对洛阳及洛郑线发起攻击，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等电：“（一）我彭张赵军[指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赵寿山为副司令员的西北野战军]正向澄城、白水、洛川、中部、宜君、同官攻进，向前军正攻临汾。（二）敌一师、三十师、三十六师将全部缩回陕境，估计一部守潼关，大部回至西安一带。（三）你们率三、四、八纵应以夺取洛阳并准备歼灭孙元良援兵之目的，迅速对洛阳及洛郑线发起攻击，希望能于两周内外完成此项任务。”洛阳战役于三月八日开始，十四日攻克洛阳，全歼守敌二万余人。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庆贺全歼洛阳守敌的电报。因郑州国民党军整编第十八军、整编第四十七军增援，人民解放军十七日撤出洛阳。
3月8日 为发出关于吴满有[原是雇农，后成为新式富农]一类人入党问题的电报加写按语：“说今后不要提倡新式富农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提倡新式富农的目的和俄国革命后保存富农的目的是不相同的。中国富农经济不占重要成分，粮食供给主要依靠中农、贫农，并不是依靠富农，我们鼓励吴满有一类人之目的，在于这样能够稳定新旧中农，刺激其生产。如果过去这是需要的，现在这种情形仍未改变，不能说这种需要已不存在。如果中国的某些地区有依靠富农粮食供给的情形，那就鼓励富农经济更加是需要的了。一种模糊的违反经济要求的‘左’倾情绪在人们的思想中作怪，在土地法公布后甚为普遍，做宣传工作的同志应当加以批判，而不应为其动摇而投降这种情绪。”
3月10日 致电刘少奇：我们拟于三月二十日动身东移，约于四月十五日左右可到你处，届时拟约粟裕一商行动计划。[指粟裕率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纵队渡江计划]
3月12日 为发表《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通讯加写按语，指出：“关于如何在农村中进行整党工作，我们有了晋察冀区平山县的典型经验（这是刘少奇同志总结的）。关于如何在老区调剂土地而不是平分土地（因为那里已经平分了）的工作，我们有了陕甘宁区绥德县黄家川的典型经验。现在又有了晋绥区崞县这样一个平分土地的经验（虽然不完全）。这三个经验，值得印成一个小册子，发给每个乡村的工作干部。这种叙述典型经验的小册子，比我们领导机关发出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动丰富得多，能够使缺乏经验的同志得到下手的方法，能够有力地击破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的反马列主义的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前委的领导同志们，在对自己领导的各项重要工作发出决议或指示之后，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的经验，使自己领导的群众运动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现在是成千万的人民群众依照党所指出的方向向着封建的买办的反动制度展开进攻的时候，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
3月14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并告中央工委，晋绥分局等电：“你们只有在宽大机动中大量歼灭敌人，迫使敌人分散配备，才能克服你们遇到的敌人大量集中不利我军歼灭的困难问题。你们机动的范围，第一是整个平绥线包括绥远全省在内，第二是北宁线，第三是平承线，第四是平保线。目前所采出平绥线的方针，应当执行到敌人已经大量集中该线，我军已无好仗可打之时为止。下一步主力的行动，可以出平保线打一二仗，调回敌人主力，然后再出平绥线。你们拟派两个纵队出绥远的计划是很好的，可令该两纵于攻克柴沟堡一线之后，不要停留太久，迅速出绥远，以绥远全境为活动范围。”同日 致电邓小平：“寅齐电[指邓小平三月八日关于新解放区全般的策略与政策问题向中共中央的报告]悉，非常之好，立即转发各地仿照办理。希望你对陈唐、陈谢各部及豫皖苏区，凡你处电台能联络的同志，或骑马能送信的同志，或当面接洽的同志，将你所说的那些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普遍通知他们，只要有机会就不失时机地指导他们，并要他们向你处反映结果。”
同日 为转发邓小平寅齐电致电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同志，指出：“没有全般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中国革命是永远不能胜利的。最可怕的是领导同志的自满自是，自己缺乏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而又对中央的指示熟视无睹（不细看这些指示，不研究这些指示，忙于不应当忙的事务工作，而忽视了策略指导与政策指导这种自己责任上的主要工作）。我们要求你们每两个月做一次（每年共六次）的综合性的工作报告，就是要求你们将这种策略与政策的规定、策略与政策在实行后的结果及根据这种结果而作出的你们的自我检讨（这些就是你们日常工作的主要工作）向我们作报告。”
3月15日 东北冬季攻势胜利结束，历时三个月，歼灭国民党军八个师并争取一个师起义，共十五万六千余人，收复城市十八座，压缩东北国民党军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
3月17日 致电刘少奇：“我们决定发表弼时同志一篇讲演[指任弼时一月十二日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所作《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因为弼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
3月20日 致电刘少奇：“此次工委和华北、华东、华中各负责同志一起，彻底检讨各项领导工作上的错误缺点，并由此获得纠正，走上正轨，极为欣慰。”“我们明日动身东移，由此到兴县走路及谈话十天，坐车去代县五天，走路到你处十天，约卯删[即四月十五日。]可到你处。”
同日 在转发西北野战军前委指示各纵应继续提高政策教育的电报上加写按语，指出：“须知政策与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不注重政策与策略的教育，不使这种教育贯彻到底，使全体指战员充分明了，不加检查，让单纯军事观点占了统治地位，不尖锐全面彻底地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向这种错误观点让步妥协或隐瞒这些现象不向前委或军区反映，而前委或军区则不向或少向中央反映，只将战绩向上级及中央反映，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不对的，是离开了或多少离开了党的路线的，必须认为是极端严重的现象，应当立即加以检讨。”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通报，指出：“最近几个月，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面关于土地改革方面、关于工商业方面、关于统一战线方面、关于整党方面、关于新区工作方面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党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又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通报在全面分析了敌我双方军力发生的变化以后，指出目前南北两线敌军在大别山和淮河以北这两个地区尚有主动权，其余一切战场的敌军，全是被动挨打。“我们的方针是稳扎稳打，不求速效，只求平均每个月消灭国民党正规军八个旅左右，每年消灭敌军约一百个旅左右。”“五年左右（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个通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关于情况的通报》。
3月21日 电告彭德怀：中央机关本日动身东移，约四月十五日可到中央工委所在地。“陕甘全局，除陈谢一个旅在陕南外，由你们独力担任。”
同日 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出发，前往晋绥区，今日到达绥德县吉镇。
3月22日 到达佳县螅蜊峪。
3月23日 从陕西省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临县，在寨则山村过夜。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央工委并中原局电：同意“由中原局管辖津浦路东陇海路南包括豫、陕、鄂整个地区，统一该区党政军民一切工作之领导。陈、邓[指陈毅、邓子恢]加入中原局。苏北仍归华东局。”
3月24日 到达中共中央后委驻地临县三交镇双塔村，同杨尚昆等后委留守人员见面。当晚，研究中央机关今后行动路线问题，商定分为两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在此稍作逗留后，乘车经晋绥军区前往晋察冀；中央机关和后委机关留守人员由杨尚昆率领直接前往西柏坡。
3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对报告制度作了补充规定：“（一）你们对于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及答复，不论是属于何项问题（军事、土改、财政、经济、整党、政权、外交、工青妇运、宣传、组织、文教、城工、肃反、打人杀人及对待中间人士等），不论是用电报发出的或用书面发出的，均须同时发给中央一份。（二）下级向你们所作政策及策略性的报告，其内容重要者，亦须同时告知我们，文长者摘要电告或函告。（三）每一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及陈述意见的义务及权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央工委电，指出东北局二月十四日回答中央关于哈尔滨市劳动法草案的批评与指示一电，内容很好，请中央工委在抄送此电给各地时，在文尾附抄下列文句：“东北局此电表示的方针是正确的，其中所述哈尔滨去年秋季所犯对于私人资本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华北、华东、华中、晋绥各区曾有相同情形，或者还更严重。在公营工业方面，例如邯郸局[邯郸局，指晋冀鲁豫中央局]管辖下的军工企业，则有与东北相反的情形，工人待遇甚高，产品成本很贵，难于持久。望各中央局对于自己的工商业及工运方针，作一全面检讨，务使这方面的工作彻底走上正轨。”
3月26日 从双塔村乘车出发，到达晋绥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兴县蔡家崖，同贺龙、李井泉会面。在这里停留了八天。
3月27日—29日 同周恩来、任弼时听取贺龙、李井泉汇报晋绥边区战争、土地改革、整党、工农业生产、工商业政策和支前工作等情况，并先后召开贫农团代表、土改工作团代表和地方干部代表等座谈会，详细调查农村各阶级的比例、土地占有、土改工作团怎样发动群众等情况。
4月1日 在贺龙主持的晋绥干部会上讲话，肯定了晋绥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和整党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晋绥党组织对工作中曾经发生过的几个“左”的偏向的纠正。讲话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讲话解释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土地改革工作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这个讲话编入《毛泽东选集》。
4月2日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讲党的群众路线和怎样办好党报的问题，指出：“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这个谈话编入《毛泽东选集》。
4月4日 到达岢岚县城。当晚听取县委书记丛一平关于土地改革、整党情况的汇报。同日 致电彭德怀：“西北战场重要性已增长，战争规模已扩大，四百多万人口支援这一战争已感吃力，民负应减轻不应加重。”
4月5日 同周恩来、任弼时等接见参加岢岚县三级干部会议代表，随后乘车到达神池县城。
4月6日 到达代县，听取县委书记兼县长苏黎和土地改革工作团副团长、晋绥日报社社长郝德青的汇报。指示土地改革工作团应该和农村党支部一起，共同领导当地土地改革运动，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克服“左”的偏向。途经雁门关时，下车凭吊古战场，观看牌楼、石碑，边看边朗读碑文。
4月7日 由晋察冀军区派来迎接的人员带路，穿过深沟高山，到达繁峙县伯强村。原计划当天到达五台山区台怀镇，因下雪路塞，被阻于伯强村。邀请村党支部书记、村长、贫农团长等干部，座谈该村土地改革、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情况。
4月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洛阳前线指挥部电，对城市政策作了指示：“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一切作长期打算。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浪费生活资料，禁止大吃大喝，注意节约。”这个电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本日，为中共中央分别起草致东北局、华东局、晋冀鲁豫局电，指出上述指示完全适用于新解放的各城市，要求他们责成各市委将占领后所采取的政策及施行结果作出总结，电告中央。
4月1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电：“你们主力先歼天镇附近之暂四军主力，如有可能再歼怀安之敌，是正确的。完成这些任务之后，或者向平绥东段进击，或者向绥远协同在绥两纵歼灭三十五军，打开绥远局面，然后主力回师打平绥东段，依情况决定为适宜。”此时，晋察冀野战军正进行察南绥东战役。四月上旬攻占天镇、怀安等地，转入休整。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转许世友、谭震林、谢有法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许、谭、谢卯东电[指四月一日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谭震林、政治部主任谢有法关于宣布对敌宽大政策的电报]悉。你们对昌潍地区之敌宣布宽大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点是不正确的，即对罪大恶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的大反革命分子及大恶霸分子，也和其他敌方人员不加区别地一概宣布既往不咎，将功折罪。”“中央不止一次地向各地各军领导同志指出，中央的一切政策必须无保留地执行，不能允许不得中央同意由任何下级机关自由修改。但在日本投降以后的两年多时间内，不少地方在关于土地改革的政策方面，在关于工商业及工运的政策方面，在关于打人杀人的政策方面，在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面，在宣传教育的政策方面，以及在其他某些方面，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不得中央同意甚至不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即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前委及其他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的同意，自由地迫不及待地粗率地冒险地规定及执行明显地违背中央路线和政策的某些政策，地方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恶劣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恶劣作风，多报功绩少报（甚至不报）错误缺点的恶劣作风，对于原则性问题粗枝大叶缺乏反复考虑慎重处置态度的恶劣作风，不愿精心研究中央文件以致往往直接违反这些文件中的某些规定的恶劣作风，仍然存在。所有这些不良现象，中央要求一切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严肃地注意加以改变”。电报还指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行政上在几个大的区域内的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地考虑在军队的编制和供应上，在战役行动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经济上在政府行政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重大的统一。总之，革命形势要求我党缩小（不是废除）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而在各地区和各部分则统一于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
4月11日 在谭震林一日关于淄、博、张、周[指淄川、博山、张店、周村]的情况及所取之政策的报告上加写按语，指出：在工厂企业管理委员会中，“没有提到工程师、技师及有经验的职员。须知单是经理及工人代表是不够的，必须有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参加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当是厂长负责制下面的管理委员会。在任何企业中，除厂长或经理必须被重视外，还必须重视有知识有经验的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必要时不惜付出高薪，即使是国民党人，只要有可能也要利用。”二十六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转发谭震林的报告，指出此电甚好，并加写了与按语内容相同的批示。
同日 从伯强出发，冒雪过五台山，经鸿门岩险地，到达杨林街，夜宿台怀镇塔院寺。
4月12日 到达河北阜平县西下关村。任弼时召集本村和临近村的党员干部座谈会。结束时，毛泽东同周恩来等与参加座谈的村干部见面，一一握手问候。晚间开会议定，到阜平晋察冀军区驻地城南庄后，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及中央机关去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毛泽东因准备去苏联，暂留城南庄。
4月13日 由聂荣臻陪同，到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住军区大院。在城南庄期间，同周恩来多次听取聂荣臻等汇报工作，并同任弼时主持召开的区县干部座谈会的同志们见面。
4月21日 关于粟裕建议缓出闽浙赣以集中兵力在黄淮地区打几个大仗问题，[粟裕四月十八日致中央军委电，内称：我大兵团远离后方作战，得不到群众较好配合，行动不易保密，伤病员难安插，补给困难，重装备不能发挥作战能力，变成拖累。五军及整编十一师系美械重装备可能留中原以发挥其作用，蒋对桂顽两个主力师不至放虎归山，可能仍留大别山，如我军南进未能调动这四个最强的整编师南下，会使中原地区遭到摧残而难于恢复。建议中原三军依托后方作战，以便得到足够的炮弹、炸药等补给，发挥现有装备之作用而大量歼灭敌人，求得在中原地区（主要战场应在豫皖苏及淮北津浦路东路西），打几个较大规模的歼灭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电：“为商量行动问题，请陈毅、粟裕两同志于卯有[即四月二十五日]至卯世[即四月三十一日]数日内同来平山中工委开会为盼。”
同日 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封面上写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
同日 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
4月22日 复电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李富春、谭政，当时分别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我们可令杨、罗、杨[指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治委员罗瑞卿、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正在商量中）以三个纵队出至承德、北平之线以东地区，或者可能出至承德以东地区，起配合作战之作用”。“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锦榆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电：“你们有配合东北作战的任务，主力三个纵队必须于辰初[即五月初]出动，辰删[即五月十五日]以前到达热河境内。因此，你们派赴门头沟之一个纵队应立即收回，集结三个纵队于桑干河以南，休息至辰冬[即五月二日]左右为止。”
4月23日 周恩来、任弼时等前往西柏坡。
4月2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西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电，庆祝收复延安的伟大胜利，指出：“去年三月十九日国民党匪军占领延安的时候，我们就断言，这种占领将标志着国民党匪军的失败和中国人民的胜利，一年多以来的一切事变，充分地证明了这一断言。”尚望全体军民“继续努力，为消灭全部匪军，解放整个西北而奋斗”。
4月25日 致电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通知他们即将召开的中央会议准备讨论的问题：（一）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二）关于在今年冬季召开二中全会的议题。（三）关于酌量减轻人民负担、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问题。（四）关于消灭某些无政府状态和酌量缩小地方权力的问题。（五）关于区、乡、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大纲草案。（六）陈粟兵团的行动问题及其他问题。以上各问题请他们先作大概的讨论，然后再到城南庄商定。
4月27日 写信给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请他经过妥善办法告诉张东荪、符定一[张东荪，燕京大学教授，曾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一九四六年参加中国民主社会党，为主要领导人之一，十一月因反对民社党参加伪国大，宣布退出该党。符定一，湖南衡山人，文字学家。一九四六年夏，应毛泽东的邀请到过延安。张、符二人当时均在北平]，感谢他们的来信，对他们的一切爱国民主活动表示热烈同情，并邀请他们二位及许德珩、吴晗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会议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开会时间在今年秋季。会议的决议必须参加会议的每一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
同日 写信给蓝公武[蓝公武，当时任察哈尔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厅长，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一九四五年秋到达晋察冀解放区]：“三十年前，拜读先生在《晨报》及《国民公报》上的崇论宏议，现闻先生居所距此不远，甚思一晤，借聆教益。兹派车迎候，倘蒙拨冗枉驾，无任欢迎。”
4月29日 批转薄一波关于工商业问题的报告，并在报告中的两处加写批注。对“在公私企业中，成立以厂长为首的三人委员会，以利生产”一句批注：“企业中的管理委员会究竟以三人为有利还是以五人左右为有利，值得研究。如果只以厂长、支书及工会主任这样三个人组织委员会，如果这三个人又都是党员，而无工程师、技师或职员的代表参加及有能力的党外人士参加，似乎是不妥的。”对“有些人认为工商业均带封建性。不斗工商业，不能肃清封建，满足群众要求”一句批注：“这类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
4月30日—5月7日 在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称城南庄会议）。
4月30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庆祝五一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口号于当日颁布。
5月1日 写信给李济深、沈钧儒[李济深，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沈钧儒，当时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在香港主持盟务]，信中说：“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五月五日，李济深、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马叙伦、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其尤（致公党），彭泽民（中国农工民主党），李章达（中国人民救国会），蔡廷锴（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郭沫若（无党派）致电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南京独裁者窃权卖国，史无前例”，“当此解放军队所至，浆食集于道途”，“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的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何胜钦企。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
5月初 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三项议题：（一）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地区；（二）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三）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适当缩小地方权力。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一）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地区无疑会有很大困难，打出去的主力会减弱，打不了很多胜仗，但无此一条不能战胜国民党。打出去以后，敌我都到蒋管区去吃，不能依赖后方，后方要尽量供给前方。（二）我一方面为胜利欣喜，一方面担心人民负担不起。要使后方农业、工业长一寸。土地改革、整党、开人民代表会议，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发展生产，人民的负担要适当减轻。（三）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缩小地方权力。会议认为这三条都是战略性的。这三条以后概括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三项任务。
5月5日 在城南庄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与陈毅、粟裕等商讨渡江问题后，毛泽东于本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华东局电，指出：“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边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在此期内，由该兵团派出十个营，附以地方干部，陆续先遣渡江，分布广大地区，发展游击战争。以上计划是我们和陈、粟及一波、先念所商定者。”为组织协同作战，电报还指出：粟裕兵团，“约于本月底渡河作战。陈、唐所率三、八两纵应回至豫皖苏区，调换一纵西去，以便该兵团有一、三、四、六、八及十一等六个纵队集结打大仗”。“本月内请刘、邓命一纵、十一纵在汴徐以南适当地点休整，待粟裕命令，月底协同作战。当粟裕打五军等部时，许谭兵团应向津浦线行动，相机歼灭并钳制十二师、七十五师、八十四师、七十三师等部。其动作时间，应在本月下旬，请华东局令知许、谭准备。同时，令知韦陈兵团[指韦国清任司令员、陈丕显任政治委员的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在苏北发起歼敌战役，配合动作。”
5月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许世友、谭震林并华东局电，指示山东兵团“应集结休整至本月十八日或二十日为止，准备于十九或二十一日以后开始向津浦线行动。那时如新泰敌一个旅未退，则以围新泰打援军为第一目标，如该敌已退，则直向济南、徐州间选择某地攻击并打援，以协助粟裕兵团之作战。粟裕兵团渡江目前尚有困难，决定在运河以西、淮河以北地区歼灭几批敌人再行南进。”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上海局及潘汉年电：“中央已于五一节提出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而其第一步则拟召集各反美反蒋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不属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社会知名人士开一次政治协商会议。自然这些在目前均尚是宣传和交换意见时期，尚未到正式决定和实行时期。你们可用非正式交换意见的态度（不是用正式决定和邀请的态度），和各真诚反美反蒋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交换意见，并以各方反映电告。”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基本上同意你们五日十九时半来电的第三个方案[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五日十九时半来电所提三个方案是：（一）正式进攻长春；（二）少数兵力围攻长春，主力到北宁线和热河冀东作战；（三）对长春以二至四个月较长时间围困，然后打援，最后攻城。来电认为“目前以采取第三方案为好”]，即用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攻克长春并争取歼灭援敌，待秋收后再攻承德或他处。”同时指出：“在攻长春的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内，你们必须同时完成下一步在承德、张家口、大同区域作战或在冀东、锦州区域作战所需的粮食、弹药、被服、新兵等项补给的道路运输准备工作。”
5月9日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及确定人选的决定：（一）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区。（二）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个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刘少奇兼任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三）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聂荣臻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徐向前、滕代远、萧克依次分任第一、第二、第三副司令员。（四）两边区政府在华北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前，暂时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董必武为主席，黄敬、杨秀峰为副主席。（五）中央委托华北局办理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和华北大学。（六）中原中央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邓子恢分任第二、第三书记。（七）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陈毅、李先念分任第一、第二副司令员，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治委员。（八）中央已与中央工委会合，中央工委即行撤销。
5月1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程子华电，通报杨得志、罗瑞卿[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第一政治委员]率部配合东北作战的部署：“杨得志、罗瑞卿率三、四两纵及二纵一个旅共七个旅决于十四日或十五日出发，十七日或十八日过平绥路，尔后即以歼击十三军为目标，向密云、古北口之线及承德方向进击。”随即杨、罗率部于五月十二日发起冀热察战役，六月二十五日结束，歼敌二万四千余人，攻占丰宁、隆化、平泉等城，对承德形成包围态势，以配合东北野战军的作战。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请即令陈、唐率三、八两纵迅速东进，直达汴徐线附近，接受粟裕指挥，协力歼击五军”。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绥分局电：“你们万余人进驻运城地区，必须向所有人员讲明对待当地人民及党政军的正确态度。”“分局应将工业生产问题放在领导工作的重要位置。有了工业生产的条件，党如果不注意恢复及发展工业，党的领导人员如果缺乏工业方面的知识，如果不用力去学会这一方面的知识，那就会要犯错误。在收复延安后，西北局亦须注意恢复及发展工业。”
5月18日 国民党军飞机轰炸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大院，击中毛泽东的住房。当晚，毛泽东转移到离城南庄二十多里的花山村。
5月21日 写信给周恩来、胡乔木，对即将重新公布的一九三三年关于划阶级成分的文件提出意见，认为其中关于知识分子部分说得不完全，是不妥的。“原件说地主出身者是地主，富农出身者是富农，中农出身者是中农，这是说社会出身，这是对的。但必须补充说，根据知识分子所从事的职业，例如参加军队者是军人，参加政府工作者是政府职员，参加生产企业者是工人、职员、技师或工程师，参加文化工作者是教员、记者、文艺家等，并将着重点不放在社会出身方面，而放在社会职业方面，方可避免唯成分论的偏向。”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毅、粟裕电，指出：“我一、四、六纵可于二十五日左右由临濮集、郓城地区南渡，先在鲁西南及陇海线上歼灭几部敌人，造成集中一、三、四、六、八及十一等六个纵队全力歼灭五军之条件，而以歼灭五军为夏季作战之中心目标。”“刘、邓担负钳制十八军使不能东援”。“许、谭除以九纵休整并作预备队外，主力应立即出动夺取泰安及其南北地区，保证钳制济南及济南徐州线上各敌使不能西援。”并指出：“陈毅不参加此次作战，尽可能迅速地偕同邓子恢及大批干部去豫西和刘、邓会面，建立中原军区及中原局经常工作。”“粟裕全权指挥一、三、四、六、八及十一纵之作战，并指挥许、谭在津浦线上之配合作战。”
5月2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电：“夏季作战的重心是各方协助粟兵团歼灭五军。只要五军被歼灭，便取得了集中最大力量歼灭十八军的条件，只要该两军被歼灭，中原战局即可顺利发展。望本此方针，部署一切。”
5月24日 致电邓小平，指示新解放区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只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而不立即实行分浮财、分土地的社会改革政策，把主要打击对象限于政治上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重要反革命分子，以利集中一切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电报强调指出：“这一个减租减息阶段是任何新解放地区所不能缺少的，缺少了这个阶段，我们就要犯错误。”这个电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
5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以及发表这个指示的通知，对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作了部署。指示指出，不要因为领导土地改革工作和农业生产工作，而忽视和放松对于城市工作和工业生产工作的领导。指示再次提出，必须坚决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指示要求“在干部会议中和在工作中，必须教育干部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的具体情况出发，决定当地当时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及前委电：中央决定将一九三三年《怎样分析阶级》及《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略加修改，经新华社广播。各地收到后，立即在报纸上发表，并印成小册子（加入任弼时同志报告为附件）发给各级党委及工作团，当作正式文件，遵照实施。《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尚须继续收集意见加以考虑修改，暂时不准备发表，可作为高级领导机关的参考文件，不要普遍印发。
5月27日 离开花山村，乘车到达西柏坡，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会合。
5月28日 关于同外国订立商业性协定问题，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中共中央东北局，指出：“嗣后凡有借有还之协定，只要有可能，你们尽可订立。但须将要求详情事前报告中央审查批准，事后将经营结果及偿还情形报告中央审核。”“事前不经批准，事后又不报告经营结果及偿还情形，则是不许可的。”“凡在有借有还之商业性协定以外之要求，则必须遵守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之原则，非万不得已，不要轻易提出要求。”
5月2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当时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已离开华东野战军担负中原的工作]并告许世友、谭震林，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及华东局电：“许、谭以执行你们俭[即二十八日]电第一方案为好，即第一步占领泰安、泗水、大汶口、曲阜，第二步相机攻占汶上、济宁、兖州三点中之一点，并求得调动他点之敌增援而歼灭之，逐次攻占汶、济、兖三点。第三步，相机攻占邹、滕、临、韩。[邹、滕、临、韩，指邹县、滕县、临城（今薛城）、韩庄]”“如果汶、济、兖三点之敌难攻，而邹、滕、临、韩较为易攻时，亦可先攻邹、滕、临、韩后攻汶、济、兖，或于汶、济、兖、邹、滕、临、韩七点中选择其较易者先攻，较难者后攻。总之，许、谭任务是逐一攻占七点，准备以四五个月完成此项任务。”
5月3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电，对他们二十九日提出的或者集中主力打承德或者出冀东对平古、平津、津榆线进行广泛攻击的两个作战方案作了复示：“我们觉得攻承德如无把握似以出冀东较为适宜。”
5月3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东北局电：“为准备东北主力出至锦、榆、津、平[指锦州、山海关、天津、北平]线及平、张、绥、包[指北平、张家口、归绥、包头]线作战，你们必须精心筹划由东北运输粮食至该两线之各项技术问题”。“热河、冀东尤其是察北、绥东出产之粮食，不足供给大军长期需要，必须准备由东北加以充分之接济。四月间，我杨罗杨军[指以杨得志为司令员，罗瑞卿、杨成武为第一、第二政治委员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两个纵队出至绥东，因当地无粮，不能久留，丧失良好之歼敌机会，你们必须引为教训。”
同日 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请考虑将张东荪、吴晗、许德珩等尽快从平、津接出来，以便征得他们同意后，选为华北行政机构的委员，并有一二人任部长，一二人任副部长。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电，指出：“中央去年二月一日指示‘三三制’仍应执行，废除‘三三制’的意见是错误的。但自去年二一至今年的一年多时间内很多解放区不得中央同意，擅自修改这一指示，从政治上及组织上打击‘三三制’党外人士，其中除少数是罪有应得者外，大多数的打击是过左的错误行动”。中央责成各中央局、分局“于电到后半月至一月内，将当地地委一级，区党委一级，中央局或分局一级共三级的党外知名人士列一总名单，注明简历、现状及我党对他的待遇意见，电告中央”。电报还指出，应对统一战线、“三三制”及党外人士问题，对中央作一总结报告。
6月3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张震[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等电：“在整个中原形势下，打运动战的机会是很多的。但要有耐心，要多方调动敌人，方能创造机会。最近时间内，陈、唐需要协助刘、邓作战。只要刘、邓能打一二个好仗，局势就会开始起变化。因此你们到达适当地区后，不是休息三天，而是休息半月左右，全军精心研究技术战术，养精蓄锐。即使有打小仗的机会，主力也不要去打。等候刘、邓对张轸[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五绥靖区（驻信阳）司令官]作战完全结束，陈、唐到达陇海汴徐线附近并休息若干天恢复疲劳之后，再采取调动敌人之行动，于运动中歼灭敌人。在打五军、七十五师等部时，不要企图一次打得太多，而要准备一次只打一两个旅，各个歼灭该敌，因为该敌是比较强的。要说服干部不要急于求赫赫之名，急于解决大问题，而要坚忍沉着，随时保持主动。”本日午时，又致电粟裕、张震：“陈、唐钳制十八军是临时性任务，不日即可归还建制，你们举行大战役时应待陈、唐归建以后。”“你们暂在城武地区待机是正确的。”
同日 在中共中央将华东局关于一年来办报情况给中宣部的报告批转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时，加写按语：“各地领导机关（包括中央局区党委两级）对于报纸通讯社等极端重要的宣传机关放弃领导责任，或者虽未放弃领导但是抓得不紧，听任许多错误观点广泛流行，宣传工作极不严肃。此种状况，必须坚决改正。改正方法之一，是中央局（分局）及区党委（省委）对于自己的报纸，必须于每天出版之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大样看一遍，改正错误观点，然后出版。各地领导同志，必须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宣传工作。”
6月6日 在中共中央批转中原局关于执行中央一九四八年土改整党指示报告的指示（草案）上，加写一段话，说明人民解放军进军中原取得的伟大成就，指出：“不但如此，由于我们的进军，吸引了大量敌军到中原方面，这样就从根本上破坏了敌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企图摧毁解放区的反动计划，而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不但保存了原有解放区的基本区域，而且使得我友军在山东，苏北，鲁西南，豫北，晋南及陕甘宁边区各地顺利地歼灭了大量的敌人，恢复了广大的失地，使全局都转入了攻势。”
6月8日 在中共中央批转华北局关于执行中央一九四八年土改整党指示计划的通报上，加写一段话：“必须依照中央指示将已经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区和尚未解决土地问题的地区划分清楚，并公开宣布。在尚未解决土地问题而其主观客观条件均已完全成熟可以和应当实行平分土地的地区，必须争取一次进行到底，达到彻底解决，方能有利于生产。”
6月9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电，同意该部向冀东区域机动作战的计划。
6月1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上海局、香港分局并告潘汉年电，请他们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征询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有关问题，如开会时间、地点，何人召集，到会代表，应当讨论的问题，人民代表会议何时召集以及如何召集等项的意见。
6月17日 关于将寻歼第五军改变为攻占开封的部署，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张震并告中原局，华东局电：“完全同意铣午电部署[粟裕、张震六月十六日午时报告中共中央军委并告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华东局：为迫敌分散，求得运动中歼敌一路，乃以陈士榘、唐亮率第三、第八纵队本晚完成对开封包围，并攻占之]，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要请示。”“请刘邓确实钳制十八军及四七军。”本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发起开封战役（又称豫东战役第一阶段）。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许世友、谭震林并粟裕、张震，华东局，中原局电：你们仍应执行原计划，“攻击兖州，调动八十三师、二十五师来援，减轻敌对粟、张方面之压力，这是你们援助粟、张使粟、张作战得手的最好办法”。六月二十日，山东兵团包围兖州。
6月18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甘泗淇[当时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电：“你们以七万人左右担负西北作战重任是很艰苦的，但别方面很难给你们以兵力上的直接援助。杨、罗几次要求向前兵团[指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协助打傅作义，你们现又要求该兵团协助打胡宗南，我们认为均不适宜。因为我集中敌亦集中，不一定能打好仗。我集中兵力太大粮食决难持久，别方面则失去歼敌机会，不如固定各兵团之兵力与任务，不惜时间，各自寻机歼敌较为有利。向前兵团业已北上，日内发起晋中战役，嗣后该兵团拟固定在晋中打阎[当时任国指阎锡山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直至攻克太原为止，你们不要希望其西调。”
6月19日 就攻克开封后的各项政策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张震，陈士榘、唐亮并告中原局，华东局等电，指示攻克开封后，“对蒋伪公营企业、银行、商店，市政机关，医院，学校及私营企业、商店，教堂等，应由攻城部队一律加以保护，不要没收。”对“敌方党政机关的人员、经济机关与文化机关的人员、警察及豪绅地主等均不要俘虏和逮捕，而应令他们负责维持城市秩序。”“城内公用物资除武器、弹药、公粮及其他军用品可由军队取用以外，一律保护不要破坏。”“除持枪抵抗者外，不杀一人。”开封于六月二十二日晨攻克，歼国民党军约四万人，击毙整编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辛。豫东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发表庆贺开封战役胜利的电报。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韦国清、吉洛并告粟裕、张震，华东局电：你们应遵照粟张十八日电集中可能集中之兵力打敌弱点，我们十五日亥电要你们出击津浦线之意见不要执行。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苏北兵团趁国民党军第八十三师、第七十二师外调之机，向陇海路东段发动攻势，歼敌万人。
6月22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并粟裕、陈士榘、唐亮电：“目前打很大规模的歼灭战，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故须避免。你们两大集团今后或者分开行动，每次歼敌以不超过一个整编师为限度；或者集中行动，一次歼敌以不超过两个整编师为限度。目前必须打有确实把握的仗，哪怕歼敌一个旅也是好的，例如宛西那样的仗。”
6月25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陈士榘、张震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指出：“敬十九时电[粟裕、陈士榘、张震六月二十四日十九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建议二十六日撤出开封，如敌重占开封，兵力必将分散，拟以五个纵队进至睢县、杞县、太康之间与民权地区，待机聚歼进入杞县之敌]悉，部署甚好。”
6月26日 关于发起睢杞战役，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粟裕、陈士榘、张震电：蒋令邱清泉、区寿年两兵团从民权、兰封、开封之线向西南急进，以期合击我军。“在此情形下，粟、陈、张部署在睢杞通许之线（或此线以南）歼敌一路是很适当的[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六月二十五日报告中共中央军委：我们拟待邱清泉兵团入开封后，以第三、第八纵队分割邱清泉、区寿年兵团之联系，以主力歼灭区寿年兵团于杞县以南]。如能歼灭七十五、七十二两个师当然更好，否则能歼灭七十五师也是很好的。”本日，华东野战军按计划撤出开封，二十七日，对进至睢杞地区的区寿年兵团进行合围，从而开始了豫东战役第二阶段，又称睢杞战役。
同日 在转发西北局《关于执行中央土改与整党指示的初步意见》时加写按语，指出：“在今后一年的工作中，不但要避免过去数年所犯过的严重政治错误不使重犯，而且要紧紧地抓住季节，于秋季农民较闲时及冬季农民最闲时在农村开会（亦不可过多），做完可做和应做的工作。过去各地在秋冬两季开高级及中级干部会布置全年工作的习惯未能顾到农民的季节，对于农村工作有极大妨碍，这种情况从今年起必须改变。”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许世友、谭震林并粟裕、陈士榘、张震等电，指出：“你们攻兖行动已将二十五师二个团调至滕县，八十三师亦于有日[即二十五日]起由民权车运滕县，估计数日内可到，然后增援兖州。这对于粟、陈、张是极大援助。”二十七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许、谭电：“七纵及鲁中部队暂时仍应吸引二十五师、八十三师援兖，该两师不到兖州附近不要解围，以利粟、陈、张行动。”二十八日，自苏北经徐州北上增援兖州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五师已进抵滕县以北，山东兵团立即撤围兖州准备打援。因睢杞战场紧急，整编第二十五师转而南下增援睢杞。七月一日，山东兵团再度包围兖州。
6月3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并告粟裕、陈士榘、唐亮电：“现在是打歼灭战的极好时机，粟、陈、唐正围歼区兵团五个旅于睢县地区，吴绍周[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十五师师长，指挥由整编第八十五、第二十八、第十师组成的兵团]必兼程北进，如果你们集中全力于运动中围歼该敌，可能打一大胜仗。”为保障睢杞作战，中原野战军于本日至七月一日在西平以西阻击吴绍周兵团，予以重大杀伤，迫使整编第十八军向吴绍周兵团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