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1936)

  1936年 四十三岁

  1月1日 复电朱德〔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朱德致电毛泽东、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并转林育英,通报四川、青海国民党军活动情况,提出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应互通情报。〕,通报说:以张学良东北军为主力对北方苏区之第三次“围剿”正为我彻底粉碎。目前正猛烈扩大红军,苏区有极大发展,民众斗争十分热烈,游击战争正向陕、甘、晋、绥、宁五省发展。“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阎红彦,一九三四年被中共中央指派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赴莫斯科,未及参加会议,即受共产国际之命,送密电码回国,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返抵陕北。〕同志续来。据云,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什维克化,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

  同日 同周恩来复电彭德怀:“原则上可同意甘泉敌人归还其主力,但须向其指出,要抗日须与红军合作,且须影响和组织其他东北军一同抗日。”“交涉宜努力进行,要处处表示我们诚意。只要其加入抗日,一切条件无不可以磋商。”

  1月4日 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并告左权、聂荣臻,指出:三个月后红军大量扩充,必须现在就准备,抽出老兵入教导营。有了红校就不需要教导营的理由是不对的,红校是训练连长的,教导营是训练排长的。“陕甘支队和二十五军经过远征的战士,原则上每人都要使之成为干部,不应该使之当作一个兵去消耗掉。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1月5日 关于红一方面军主力行动部署,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朱瑞〔朱瑞,当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指出:“为使洛河以东苏区与洛河以西苏区平衡向南发展,为使苏区愈加向南发展,将来南面敌人向北进攻愈困难,为使晋敌减少威胁,一军团及二十五军〔二十五军,即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此处沿用旧称。〕有进出于洛川、白水、澄城、韩城、宜川五个县城之间,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扩大抗日宣传,筹足战费之任务。”

  1月7日 关于北征军〔北征军成立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旬,由红二十八军、第七十八师及军委骑兵团组成。〕的行动部署,同周恩来复电刘志丹、宋任穷,指出:“为使伏击敌人有广大回旋余地,同意我北征军改向韩家岔、石牌子行动。该处敌堡如已完成大部,即应改袭击为包围,准备打敌援队;如敌已退走,即应直逼横山,调动援敌。”又指出:“围困敌堡城镇,必须断其交通,方易速敌增援。打援敌不论大小,必须以主力出动,实行两翼包围(自然要有主要突击方面),并切实断敌退路,以期一举消灭,勿使漏网。”随后,北征军给国民党军井岳秀第八十六师以打击,并包围横山。十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刘志丹、宋任穷,要红七十八师开始南移,归还主力,到达瓦窑堡附近集中待命;要红二十八军仍在北线行动,以消灭井岳秀小部队,并迷惑该敌,使其不知红七十八师行动为目的。

  1月9日 毛泽东同秦邦宪、林伯渠、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杨尚昆,当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目前财政状况因暂时不能有任何税收,更由于陕北地方贫瘠,唯一的来源是红军及游击队在活动区域的筹款。望在今后行动区域中特别加强督促,应在没收汉奸、国民党卖国贼财产充裕抗日基金的口号之下进行。

  同日 致电彭德怀,徐海东、程子华并杨尚昆,左权、聂荣臻,要红七十五师和红二师的十三团坚决消灭向三皇丈、永乡镇前进之敌,指出:“兵力要集中使用,如左、聂未到,则以小部钳制敌主力,而以我最大主力包围敌一个团而消灭之;如左、聂及十三团到,则采取包围消灭敌主力之计划。”

  1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东征山西的方针和准备工作。发言分析敌我力量对比情况,指出:阎锡山〔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有四个优势:(一)优势兵力;(二)本身作战能力;(三)防御力较强;(四)社会力量强,有民团与保甲制度。他有五个弱点:(一)战略形势孤立,蒋介石、张学良暂时不能援助;(二)战略上的防御地位;(三)人民一般不满;(四)作战指挥差;(五)攻击精神差。我们的长处是:(一)进攻的;(二)能打运动战;(三)有侦察条件;(四)有陕西游击队、地方干部的配合;(五)有人民援助;(六)红军能作战。在作结论时,强调首先要打胜仗,才能创造苏区;还对新兵的补充和训练,干部的训练和配备,枪枝弹药的修造,被服、食盐的供应等各项准备工作,提出具体任务和要求。

  1月14日 致电彭德怀,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规定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分别于二十日前和二十四日集中于临真镇和甘谷驿;要求两军团集中后,加紧训练,二十七日完成一切准备;提出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于二十七日开达延长城。

  1月15日 致电彭德怀,提出同东北军谈判的条件为:全部军队停战,全力抗日讨蒋;目前各就原防互不攻击,互派代表商定停战办法;提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请表示目前东北军可能采取之抗日讨蒋最低限度之步骤(不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立即交换密码。

  1月16日 致电彭德怀,提出去洛川同东北军进行谈判的代表从前方选派;要彭德怀即刻印刷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政治决议案,由高福源〔高福源,原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一○七师第六一九团团长,一九三五年十月在榆林桥战斗中被俘,一九三六年初释放返回洛川。一月十六日前后,受东北军委派,到甘泉邀请红军派正式代表赴洛川会谈。〕、伍修权〔伍修权,当时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第一科科长。〕去洛川带给王以哲〔王以哲,东北军将领,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六十七军军长。〕等人。本日,彭德怀来电:谈判人选改派李克农〔李克农,当时任中共西北中央局联络局局长。〕,由他带发电密码本同高福源去洛川。十九日,李克农赴洛川。

  1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行动方针和组织分工问题,毛泽东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与计划的报告。报告说:今年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扩大苏区及打通苏联。我们要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联系起来,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二月至七月,我们的行动在山西。由山西到绥远的转机,要看日本对山西、绥远进攻的程度及我们力量如何而定。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文章不好做。向东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打稳扎政策,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渡黄河来往的自由。我们在陕北要扩大自己的力量,使它能担当保卫陕北的任务。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要下大决心到山西。政治局随军行动,陕北组织中央局。会议决定:彭德怀、林育英到中央政治局工作;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林育英、何凯丰随红军主力行动;周恩来、秦邦宪、邓发组成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主持后方工作,王稼祥病愈后可参加会议。

  1月19日 致电彭德怀,告以“近与高桂滋〔高桂滋,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师长,驻守陕北绥德、米脂、清涧地区。〕谈判合作问题,有成功希望”。在此前后,以中国抗日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致信高桂滋,提出两军各守原防,互不相犯;互相接济所需物资;互派代表在共同基础上订立初步的抗日讨卖国贼协定等谈判合作条件。信中还说:“居今日而言,抗日讨卖国贼,非有广大之联合战线不为功,此不但在国内者为然,即在国际者亦然。”“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暴虎入门,懦夫奋臂,谁谓秦无人而曰甘受亡国奴之辱乎?寇深情急,竭意进言,惟阁下熟思而审图之。”

  同日 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签署《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命令英勇的抗日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同日本直接开火;命令陕甘苏区的抗日红军和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坚决保卫陕甘苏区、扩大陕甘苏区这个抗日战争的根据地;命令黄河两岸的抗日红军、游击队和民众,奋勇过河东去,在河东发展抗日根据地,配合红军主力打大胜仗。为严守行动秘密,这项命令直至二月十二日红一方面军主力东渡黄河前才予以公布。

  1月20日 关于同东北军谈判问题致电彭德怀即转李克农,提出:“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向彼方指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则前途是很危险的。”本日晚,李克农与张学良在洛川举行会谈。二十一日,李克农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报告同东北军会谈中了解的情况:张学良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东北军中同情中共抗日主张者不乏其人,对“剿共”态度消沉,愿意目前各守原防,恢复通商。

  1月21日 致电彭德怀,徐海东、程子华并致林彪、聂荣臻,要求红七十五师、红八十一师及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应在道佐铺、麻子街、甘泉一带整理待命;指出渡河时间,因进路尚未侦察好,新兵月底方能到齐,洛川谈判待数日才有结果,须推迟至下月初;规定一切关于行动方针的文件,非待命令不得下达。

  1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电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

  1月24日 林育英致电张国焘、朱德:“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基于第一位”。“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以提交国际解决。”

  1月25日 关于红一方面军的作战方针问题,同张闻天复电彭德怀:常委考虑过你的意见,认为向北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取阎锡山为对手,基本的作战方针取稳扎稳打,依据黄河发展并以调孙楚〔孙楚,当时任国民党军晋绥军正太护路军司令、西北“剿总”第三防守区司令兼陕北“剿共”总指挥,率晋绥军五个旅在黄河以西“进剿”陕北苏区。〕求得陕北残敌的肃清,跃进深入敌后野战急进,有大批分派撤退无隔断危险时才行之。同时保证第二批退回渡河船只。”

  同日 同周恩来、彭德怀等二十位红军将领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此书信并提出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建议互派代表共同协商。

  1月31日 从瓦窑堡经延川到达延长县城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在延长主持召开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进一步讨论战略方针和东征战役问题。发言反复说明东征讨伐阎锡山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对我们有利,指出:我们执行的是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希望通过东征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接,也解决红军的给养和扩大等问题。在补充发言中说:一定要保证黄河各渡口在我手中,使我进退有据。

  同日 就渡河侦察注意事项,同彭德怀致电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指出:侦察任务至迟二月五日完成。每天与我们联络一次。龙王池〔龙王池,即山西吉县黄河东岸边的龙玉辿。〕以南闻是白区,暂不要去,着重龙王池至禹王坪之线。侦察进行要十分荫秘。

  2月3日 同张闻天、彭德怀致电周恩来、秦邦宪、邓发:“河冰全解,我军决从上游过河,主要作战方向仍应在东边”。“请周速布置清涧封锁,免走漏消息。”

  同日 同彭德怀电告林彪、聂荣臻、左权,徐海东、程子华并报周恩来:我们率电台出发侦察,左即率侦察人员取黄河以西,延长、延川城以东之中间道路,隐蔽向老娃关以北之马灰坪跟进侦察。

  同日 同彭德怀致电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第二局局长曾希圣:将所得山西部队的番号、兵力、官长姓名及驻地情形来电详告。

  2月8日 在清涧县袁家沟,侦察渡口情况,督促渡河准备。二十一时,同彭德怀致电叶剑英,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转张闻天、周恩来、左权:“各部加紧训练,准备十二三号行动。”“请前委先来前方,注意荫蔽,走延水城〔延水城,即延川县城。〕、双庙河、川口镇至袁家沟(地方干部、警卫连今后随剑英)。”二十三时,致电叶剑英、杨立三,提出:将皮筏、水手于十一号集中剑英手中,立三和兵站组织准备在十三、十四号行动。

  2月上旬 遇大雪,作《沁园春·雪》〔毛泽东对这首词在一九五八年曾作批注:“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词: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月10日 同彭德怀致电叶剑英、杨尚昆,林彪、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甲)政治上解释新策略,着重于对俘虏、对商人、对富农、对小地主的具体政策,部队中了解程度如何即告。(乙)大批准备将来使用的干部,消灭降级使用现象,不要把骨干的干部通通使用于现职。立即扩大教导队(一军团)。”

  2月12日 为下达东征命令,同彭德怀致电叶剑英、杨尚昆,林彪、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并告周恩来:“东征命令即行发布,于十三、十四两日传达解释完毕。十五日一军团,十六日十五军团及方面军直属队向渡河点开进,各以四天行程到达准备渡河位置,待命渡河。在开进时,连队中讨论东征令,在指战员中建立巩固的信心,发扬高度的积极性。”“东征行动在渡河之日以前对居民群众仍须严守秘密,每个指战员注意严守秘密。”

  同日 为红军主力东渡后巩固渡口问题,同彭德怀致电周恩来,提出:红一方面军东渡后,拟调红二十八军之第一团以刘志丹、宋任穷二人中一人指挥,由河东向军渡、柳林、中阳行动;阎红彦、蔡树藩所部则巩固东岸沿河,以便主力向正东并以后转到东南作战。

  2月13日 关于在部队中提拔干部问题,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指出:“干部问题是一个有决定作用的问题,我们向你们屡次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单从发展一军团的观点出发,而是从发展北方以至全国的革命武装力量出发,要求你们在原则上与实际上更大与更具体地注意。部队一经东渡即难于进行这种组织工作。”电报要求他们利用最近几天时间,切实解决下列问题:一、清查降级使用人员,把他们提升起来。二、提拔老战士开办教导营。三、此次红校毕业生原则上应保存,继续训练。

  2月16日 十八时,同彭德怀致电聂荣臻、程子华、叶剑英等,部署红一方面军主力近日行动及集结地区。二十三时三十分,又致电聂荣臻、程子华,强调指出:“隐蔽运动避敌发现,为争取胜利之严重条件,各兵团应遵照迭次命令,于敌机活动时间停止运动,派出主官首长指挥,绕过暴露地段及集中地。如不严格隐蔽因而暴露企图,将唯各兵团首长是问。”

  2月17日 同张闻天、彭德怀致电周恩来,指出:“不论从战略上,从战役上,从消灭山西敌人上,从消灭陕北敌人上,均须集中全力争取东面胜利。”“因此,二十八军主力须移于吴堡附近,第一步乘李生达〔李生达,当时任国民党军晋绥军第七十二师师长。〕撤退,肃清吴堡、佳县、神木、府谷一带;第二步配合沿河武装相继渡河,向柳林、军渡以北山西地方发展苏区。”“恩来暂时指挥重心移至清涧县委驻地,指挥二十八军及阎、蔡〔阎指阎红彦,蔡指蔡树藩,当时分别任红三十军军长和政治委员。〕所部,沿河西岸七八县群众动员,沿河东岸七八县拆毁堡垒,争取群众,东西两岸前后方之运输与渡河点之保持。如此长线无统一指挥,必致零乱。”

  2月18日 在袁家沟同彭德怀发布东征作战命令。命令规定:红一方面军的第一步任务是,“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之敌,占领吕梁山脉各县,首先占领石楼、中阳、永和等县,粉碎沿河堡垒线,控制船渡于我手中,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以沟口、河口两处为主渡点;两军团派出渡河司令员、政治委员及船只指导员,指挥每个渡河点,以保证最敏捷、最有秩序地渡河;二十一日二十时为渡河时间。

  同日 出席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关于东征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指出东征的任务有三项:一是到外线打击卖国贼阎锡山,并调动他在陕北的四个旅的兵力,借以粉碎敌人对陕甘边区新的“围剿”;二是配合北平“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和全国反内战高潮;三是壮大自己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报告强调说,当前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渡过黄河。

  2月19日 致电周恩来,告以东征军渡河准备工作提前完成,改为二十日黄昏开始渡河;要周于二十三日前来河口,指挥在东征军前进后维持河口、义牒镇、石楼一线交通的游击部队。

  同日 同彭德怀致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指出:贵军与敝军之联合抗日号召全国,必为蒋介石等所深恨,制造谣言以中伤破坏两方团结,实意中事。希望贵方不为奸人谣言所动,威利所屈,坚持联合抗日之立场。特派李克农即日起赴洛川面谈一切。

  2月20日 关于渡河时间、地点等问题,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萧劲光〔萧劲光,当时任中共陕甘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二十九军军长。〕并告毛泽民〔2毛泽民,当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部长。〕、叶剑英,指出:“甲、渡河时间一律本日二十时(即下午八时)开始,不得先后参差。乙、本日二十时起至明晨八时止,各电台每二时联络一次,特别是渡河得手与否立即电告。丙、林、聂以小部从福禄坪佯攻,徐、程以小部从辛关佯攻。丁、阎红彦率八十一师第三营从马花坪渡河,徐、程派一个营从社里渡河。戊、彭从沟口渡河,毛依河口得手与否决定从河口或从沟口渡河。”

  同日 二十时,红一方面军主力发起东征战役,分别从绥德县沟口、清涧县河口等地强渡黄河,一举突破阎锡山晋绥军的防线。至二十三日,红一方面军全部控制辛关至三交镇之间各渡口,占领包括山西三交、留誉、义牒在内的横宽五十余公里、纵深三十五公里地区。阎锡山急调入陕的晋绥军主力回防柳林、离石、中阳地区。

  2月21日 从河口东渡黄河。七时,致电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徐海东、程子华:从河口至三交镇沿河之敌约两团现在我大包围中。我一军团应速向小蒜镇、十五军团速向义牒镇截敌追敌,两军团并各以先头师乘胜向石楼急进,相机占领该地。义牒镇、河口两点是方面军主力后方联络线,十五军团须酌派小部保护,候抗日游击队明日或后日接替。八时二十分,致电叶剑英、杨尚昆并飞送徐海东、程子华:方面军直属队接十五军团渡河后,即在对岸适当地点宿营,严密配备警戒,构筑工事,并派小队分向上下游堡垒线各十里以上侦察游击,等候我到达。十二时,电告杨立三:杨森、蔡树藩〔杨森、蔡树藩,当时分别任红军沿河游击队代理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等领导的游击队五六百人由河口过河后,以义牒镇为指挥中心,执行维持交通、保持主要渡口、组织本地游击队等项任务。周副主席日内来河边主持你的工作,向他请示。我由义牒镇向石楼前进。二十时,致电彭德怀,林彪、聂荣臻,要他们下决心速进,夺取中阳。同时电告徐海东、程子华:二十二日,十五军团主力须尽一切可能夺取石楼;所有未渡部队改从辛关渡河。

  同日 同张闻天、彭德怀以中共中央及军委的名义发出给李克农的训令。训令指出:估计张学良愿意与我们继续谈判,准备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讨蒋;不反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口号,但不同意马上实行这个口号;接受蒋介石的策略,即取消苏维埃红军、取消苏维埃制度与暴动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策略: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坚持抗日讨卖国贼不可分离;如张提出取消苏维埃,则克农提出取消南京政府,在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中作取消双方政府、成立全国人民公意的政治制度的初步讨论;如张提出取消暴动,则克农提出取消一切国民党的压迫制度、封建剥削;要求停止内战,不拦阻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遣队;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二十五日李克农等到达洛川,同王以哲会谈。

  2月23日 到达距石楼四十里的张家塔。九时,致电徐海东、程子华:“石楼为东征战略要地,须尽一切方法夺取之。”二十时,致电彭德怀并告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阎敌因我突然东渡颇现惊惶失措之态,正在布置防御,判断敌短时间内尚难集中大力向我进攻。”“不论中阳、石楼等城能否攻克,不论阎锡山向我进攻之力量与时机如何,方面军目前基本的方针是用极大努力,在中阳、石楼、永和、隰县等纵横二百里地带建立作战根据地,为赤化山西全省之起点,为迎接阎锡山向我进攻之战场,全部工作的中心放在迎接更大战斗的基础上。”二十一时,又致电徐海东、程子华,要他们于二十四日来张家塔一叙,把所有报纸杂志及敌情材料带来。

  2月24日 同彭德怀向各军团、各师、各团首长发布为粉碎晋绥军进攻及争取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的训令。训令通报:我方面军已胜利渡过黄河,粉碎了阎锡山的封锁线,占领黄河东数百里地区,完成了东征战略之第一步任务。阎锡山“在战略的防御形势下,正在准备着战役的进攻,企图集中兵力打击我军,救援石楼城,驱逐我军于黄河以西六十里之封锁线地带。”训令指出:阎锡山因仓卒应战,须从陕北及远地调兵,到战役攻击之日尚须十天左右时间。方面军有坚决粉碎敌人援兵之任务,基本方针是在柳林、离石、中阳、孝义、隰县、永和一线内围石楼,求得打增援部队,用大的速度争取居民群众与红军一致,集中兵力消灭敌之一路至两路,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之有利条件,完成东征计划第二步任务。目前极短时间之内(估计十天左右),我们是处在两个战斗任务之间,即渡河战斗已经完结,而进攻尚未到来,其任务是集中全力准备作战。具体要求是:(一)使红军与居民群众相结合;(二)使红军干部了解与熟悉山西的敌情、地形、政治经验、社会情形等;(三)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提高战斗力。

  同日 为准备应付晋绥军四路进攻问题,同张闻天、彭德怀致电周恩来:“甲、敌有四路总攻计划,大战在即,我们准备一切。乙、现派十五军团两个团分向永和、隰县前进,发动各县群众,相机下两城,扫除辛关两个大渡口。丙、请速动员绥、清、延、延〔绥、清、延、延,指绥德、清涧、延长、延川。〕四县沿河赤少队迅速过渡,拆毁堡垒,发动群众保护渡口。”又急电周恩来,催促红二十八军主力东调,说二十八军如能及早赶到,定能夺取吴堡、佳县、神府许多地方,而且直接援助了主力。

  2月26日 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通报红十五军团战果:消灭晋绥军两个营,击溃一个营,共俘三百余人,缴步枪二百枝,迫击炮二门,机枪多挺。

  同日 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提出对关上之敌,如地形有利,应于二十七日坚决消灭之。二十七日,红一军团攻克关上村,歼灭晋绥军独立第二旅旅部又两个团,俘虏官兵四百余人,缴获步枪二百余枝,山炮三门。

  2月28日 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指出:“关上、水头之线,即石楼、中阳、孝义、隰县四县交界地区,是我军作战枢纽,在地形上又是最好的临时后方根据地。望下创造作战根据地的决心,努力进行该地东南西北四方面各五十里地区的群众工作。”

  同日 同彭德怀致电李克农,通报国民党各派政治主张及东征战况。指出:周继吾、张子华〔周继吾,即董健吾,中共秘密党员,公开身份为上海圣彼得教堂的牧师,一九三五年底受宋庆龄、宋子文委托前往陕北,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张子华,当时受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委派,与董健吾同行,向中共中央汇报同国民党代表曾养甫等会商的情况。〕昨日到瓦窑堡。据谈,蒋介石系陈果夫主张联红反日,曾扩情主张联日反红,此外孙科、于右任、张群、冯玉祥等均主张联俄联共,并云蒋介石亦有与红军妥协反日的倾向。我方所组织抗日东征军,连日突破东岸二百里封锁线,消灭与击溃杨耀芳、杨澄源〔杨耀芳、杨澄源,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晋绥军第七十一师师长和第六十九师师长。〕、李生达等部共三个旅,占领石楼、中阳、孝义、隰县、永和五县广大地区。

  2月29日 同彭德怀复电李克农,对同王以哲初步达成的三条原定草案提出补充意见:一、为巩固两军团结一致对日,确立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包括陕甘边区及关中区)。二、富县、甘泉、肤施交通可即恢复来往。三、肤施、甘泉两城现驻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凭价购买。四、恢复红白两区通商关系。三月三日,复电李克农,同意他与王以哲达成的口头协定。

  2月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西北抗日红军大学校长周昆、政治委员袁国平发出红校招生布告。该校办校宗旨是:为适应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之开展,供给各个抗日战线上的领导人材,决定招收各地革命青年爱国志士来校学习,以培养和造就大批军事政治的民族抗日干部,领导民族革命战争,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自由与彻底解放。

  3月1日 从张家塔移至石楼北端的李家塌。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告周恩来、秦邦宪及刘志丹、宋任穷,部署关上、水头胜利后的行动。电报说:“一军团与十五军团连日的胜利,特别是关上的胜利与水头的占领,使红军取得了在山西创立根据地的初步自由”,“使我们夺取了石楼、中阳、孝义、汾西、隰县五县交界这个在军事上有极大意义的地区”,“对于我们的作战与创造根据地给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电报指出,关上、水头的胜利,使汾阳马路与汾水铁路完全暴露在我们面前,估计阎锡山会使用四五个师在短期内向我进攻。因此一切为着打第二个胜仗,是我们现时唯一正确的口号。“为巩固这一区域,争取打第二个胜仗,两军团主力应在以关上为中心与以水头为中心的地区,蓄养部队锐气,发动群众斗争,把英勇的红军与有利的地区结合起来。”电报还指出:吴堡、佳县、神木、府谷广大区域的恢复与占领,使红军战略后方增加了力量。南边讲和的策略使东北军成为革命的友军,亦已达到第一步的成功。这些都是大有助于主力红军的。

  同日 同彭德怀致电周恩来,刘志丹、宋任穷并告秦邦宪、李维汉〔李维汉,当时任中共西北中央局组织部部长。〕等,通报敌军动态和红军争取打第二个胜仗的问题。电报请周恩来直接指挥红二十八军及吴堡、佳县、绥德、米脂地方部队,大举袭敌作堡垒,扩大胜利;无定河以西部队须多调向东岸,与神木、府谷红军连成一片,企图夺取一二个城。

  同日 总司令彭德怀、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提出:“一切爱国人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本军所到之处,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本军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布告还指出:“有不明大义,媚外残民,甚至抵抗本军者,是自弃于国人,本军当以汉奸卖国贼论罪。”

  3月2日 同张闻天、彭德怀致电秦邦宪,要他和林伯渠、高福源、周继吾、张子华来石楼,讨论外交问题、对日作战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主力红军取道问题等。并说,已约周恩来来此。

  同日 关于执行优待俘虏政策问题,同彭德怀、杨尚昆致电林彪、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并致张云逸〔张云逸,当时任红一方面军副参谋长兼军委后方办事处参谋长。〕,刘志丹、宋任穷,阎红彦、蔡树藩,萧劲光,转告各地方武装首长,指出:“必须向全体红色战士指战员说明优待俘虏、特别优待官长的用意何在,以及对于清查敌军大小军官,一经解除武装,一律不得剥衣,不得搜身,不得打骂,不得捆绑,不得讥笑,而以热烈欢迎、诚恳招待的态度向着他们,用此策略以瓦解白军。”

  3月4日 判断阎锡山进攻部署业已完毕(集结机动部队近十四个旅,分四路由隰县向北、介休向西、汾阳向西、中阳向南反击),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告刘志丹,萧劲光,要求各部队除进行驻地附近地方工作外,加紧作战准备,侦察敌情,待敌前进,弄明情况,然后迅速集中主力消灭其进攻部队一路或数路。

  同日 同张闻天、彭德怀致电秦邦宪:“同意周继吾先回南京。兄偕高、张〔高,指高福源。张,指张子华。〕二人来此开会”。同时,致电秦邦宪转周继吾,提出与南京当局谈判的意见:“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丙、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五日,将上述五项意见请李克农通报王以哲,并由王转达张学良。

  同日 同张闻天、彭德怀致电秦邦宪、李维汉、林伯渠、张云逸,指出我军与王以哲军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口头协定业已订立,请通知陕甘省委、省苏、军区对富县、甘泉、延安,洛川等县,凡属王以哲军,务以友军相待,对其通过苏区者表示诚意的欢迎与招待;另要钱之光前往洛川找李克农,采办西药、布匹等物资。

  同日 同彭德怀致电曾希圣,指出:“二科工作是希〔希,指曾希圣。〕指导下,是表现了大成绩的。这一工作虽偏技术性质的,但其意义与结果都是军事政治上一助力。前方的胜利你们是与有劳绩的,望以此鼓励二科同志们。”

  3月5日 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指出:阎敌东面三路已明,北面当亦有三路,南面将是两路,八路估计共有十六个团至多二十个团。“我军应以关上、水头为枢纽,背靠石楼,集中两军团最大主力,以连续战斗消灭其东面之两路或三路为基本作战方针。如南面之敌迫近水头,亦可从南面打起,依明日情况决定。”又致电徐海东、程子华,强调“我军须集中优势兵力而后作战。”

  同日 同彭德怀复电李克农:“本日两电〔李克农三月五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四日、五日同张学良在洛川会谈的情况。张学良提议,中共方面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负责人中推出一位与他在肤施再作一次商谈,时间由中共方面决定。双方商定,红军和东北军代表经新疆去苏联,由张学良负责同盛世才交涉;中共选派一位色彩不浓而能负相当责任者常驻西安。〕均悉,甚慰。”“周、博〔周,指周恩来。博,指博古(秦邦宪)。〕均来前方商事,十号可毕,十七号我方负责代表可到延安,赴友邦代表及西安常驻代表人选即可决定。”要李克农直接来石楼报告谈判情况,并将书报直接带来。

  3月6日 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晋军主力仍是东面、北面之李生达、孙楚〔李生达,当时任国民党军晋绥军第三纵队司令兼第七十二师师长。孙楚,当时任晋绥军第四纵队司令兼第一○一师师长。〕两部,其方法是分路推进,不是冒进;“我军以待机各个击破,集中主力,连续战斗,先打东面,再打北面,击其侧后,包围消灭之战法,本日两军团均须集结休息,不应作战。”又致电林彪、聂荣臻,指出:“为准备打一仗后,又打第二仗,又打第三仗,必须以主力一部抄敌后路,把敌包围消灭,免去追击。必须免去追击,才能当日集合队伍于一处,才便于打第二仗,才便于应付意外变化。敌人战斗力虽弱,但主力数不少,我们应该集结部队好好地打。”

  同日 国民党中央军六个师在阎锡山的请求下陆续进入山西,分别向灵石、平遥、介休、侯马地区开进。

  3月7日 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通知中央政治局八日在交口开会,讨论军事报告,要他们与宋任穷、王首道、郭述申等十位同志参加。

  3月8日 中共中央在大麦郊(属交口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东渡黄河以来的政治、军事形势,调整了东征战役的战略部署;还具体研究了兑九峪(今兑镇)战斗部署,决定在这一带集中兵力重创晋绥军。

  3月10日 红一、红十五军团主力由郭家掌、大麦郊地区出动,向兑九峪晋绥军发起攻击,将其第二、第三两个纵队击溃。至此,阎锡山组织的第一次反击被粉碎。

  同日 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理治〔朱理治,当时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兼红二十九军政治委员。〕、萧劲光:王以哲派兵到甘泉换防,我们已同意。“无论王以哲是否好意,你们应执行前电不得对王部攻击。王即增兵一团到甘泉,对于我们亦无大妨碍。”

  3月11日 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指出:敌军昨日被我击溃,向兑九峪方面退走。“我军有以主力乘胜东进,致迫太原,彻底打破阎敌总进攻部署,扩大战略上的战果,扩大宣传,扩大苏区,扩大红军,夺取民众,争取创造苏区有利条件之任务。”电报对红一和红十五军团行动作了部署,并告总部在大麦郊指挥。

  3月12日 主持召开红一和红十五军团领导干部会议。为进一步发展胜利,扩大战果,创立河东根据地,会议决定兵分三路:以总部特务团和黄河游击师组成中路军,转战隰县、交口、石楼、永和一带,牵制晋西方面的敌军;以红一军团全部及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主力组成右路军,沿汾河和同蒲路南下作战;以红十五军团主力两个师为左路军,北上直逼太原向晋西北行动,并掩护红一军团南下。

  3月16日 听取本日到达石楼的李克农作洛川会谈情况的汇报,了解张学良、王以哲对于抗日救国的进一步计划,认为张学良的抗日要求是有诚意的。中共中央立即决定派周恩来为中央全权代表到肤施同张学良会谈,共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根本大计。本日,毛泽东同彭德怀致电王以哲,将中共中央上述决定通知他和张学良,并对他惠赠图书表示感谢。

  3月17日 阎锡山集中四个纵队兵力再次向石楼方向反击,太原和晋南、晋西北防守减弱。十八日凌晨,毛泽东同彭德怀分别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作如下部署:右路军继续南下,相机夺取赵城、洪洞、临汾,并向曲沃、闻喜、运城前进,以小部在霍县附近牵制关麟征〔关麟征,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师长。〕部。左路军乘虚北上,第一步相机占领文水、交城及其附近区域,破坏电线,扩大宣传,声言进攻太原;第二步相机占领静乐、岚县、岢岚等地,创造晋西北游击根据地。中路军牵制反击之敌,控制黄河渡口,维持后方交通。右路军从十九日起由霍县地区南进,占领赵城、洪洞、临汾、襄陵〔襄陵,旧县名,今为襄汾县的一部分。〕、曲沃等县广大乡村,破坏同蒲铁路一百余公里。左路军于十八日由灵石以西地区北上,二十五日袭击晋祠镇,威胁太原,并于三十一日进至兴县以南曹家坡地区。

  同日 同彭德怀、杨尚昆致电林彪、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通报驻大麦郊一带部队没收富农中农财产、破坏学校用具、乱向商人捐款等严重现象,要他们立即纠正并严格检查纪律。

  3月20日 出席在晋西大麦郊上贤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张闻天作报告。

  同日 同彭德怀致电王以哲转张学良及抗日东北军全体官兵,指出:“敝军迭次宣言,全国红军、白军亟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乃阎锡山置若罔闻,不顾民族国家之存亡,甘心依附仇人,而与同胞为敌,诚不识是何居心?诸公深明大义,抗日救国早具同心,应请仗义执言,责阎锡山以叛国之罪,劝其即刻悔悟,撤其拦阻红军之兵,开赴张家口,与红军一同执行抗日任务。敝军本民族大义,决不追究其既往。”“至于陕甘苏区(包括陕甘边区及关中区)为抗日战争之后方,坚决巩固此后方,使我抗日将士安心杀敌,应不独红军与全苏区抗日人民之责,诸公近在接壤,自亦具有爱护维持之心。倘有捣乱此抗日后方者(例如毛炳文辈),愿诸公与教军联合制止之。”

  同日 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指出:“晋敌新部署尚在迟疑未决中,我一军团在南面,十五军团在北面,应利用此时间扩大占领区域,扩大进攻声势,扩大政治宣传,破坏统治基础,加紧争取民众当红军,尽可能占领几个县城。”本日,右路军围攻赵城、洪洞、临汾、曲沃四县城,左路军围攻文水、交城。二十一日,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如城高难下,不必强攻,以扩大宣传、扩大红军为第一。”

  3月21日 致信内蒙古鄂托旗张司令,表示苏维埃红军深愿与内蒙人民领袖共商救蒙大计,希望即派代表来苏区协商,缔结双方亲密的友谊与协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负责保障来人之行动自由与安全。

  3月22日 同彭德怀移至石口,致电林彪、聂荣臻,指出:根据目前敌情,“你们可在霍县、赵城、洪洞、汾阳、曲沃广大区域放手发动群众,扩大红军能达千人目的即是大胜利”。当晚,又复电林彪、聂荣臻,完全同意他们的部署及工作计划,指出:注意搜缴民团枪枝武装游击队。霍县、赵城、洪洞、临汾四县东西均山地,可能造成部分苏区。注意建立党支部。如得有大批新报纸,我们即派队来取。

  同日 同彭德怀致电徐海东、程子华并告林彪、聂荣臻,下达关于红十五军团创造晋西北根据地的训令,指出:十五军团有在晋西北创造苏区根据地,并配合在神木、府谷行动的二十八军,控制黄河一段,打通与陕北联系的任务。行动区域是以岢岚、岚县为中心的各县。“在此区域内,消灭地主武装,消灭北上小于自己之敌军部队,尽最大可能,用一切努力夺取一二个县城于我手中。”“广泛地扩大宣传,分发财物,发动广大群众,直至普遍建立游击队,建立政权,分配土地。”“猛烈扩大红军,争取在一个月扩大一千五百人。”当晚,再电徐海东、程子华,要他们在执行上述基本任务之前,以七天左右时间在文水、交城、清源、太原、阳曲马路线及其西面地区扩大宣传红军。

  3月23日 在隰县石口继续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发言指出:中央十二月决议〔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符合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中央的工作是与国际决议一致的。现在世界已处在革命与战争时期,其特点是革命一天天向上,反革命一天天向下。中国共产党处在战争中,要把革命与民族联系起来。中国共产党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列,我们的任务,是要利用每一分钟争取最大多数群众。中央提出的“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战争联系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集中河北”,“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这些口号,是布尔什维克的,不是冒险主义的。超过会冒险,不足会右。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恰如其分的。在谈到“联俄问题”时说: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从前我们有信心,才创造了苏维埃,现在为什么失掉信心?但招个朋友更好。故一应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对的。

  3月24日 在石楼城西南端四江村继续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两次发言,进一步阐明世界形势已处在革命与战争的新阶段,指出华北形势是世界最大的喷火口之一。他说:日、美、英、国民党、苏维埃〔苏维埃,这里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苏联六个势力的矛盾集中于华北。日本已把喷火口爆发。我们到华北对日作战,不是跑得太远,而是太慢。华北有广大的、革命情绪极高的群众,在那里还可以进行没有固定战线的大规模的运动战。没有胜利的把握而行动,不对。不相信战役上以多胜少,战略上以少胜多;不相信向华北发展,以为向华北发展会动摇了陕北,是完全不对的。向河北开进是战役问题,红军将来主要做山西的文章。

  同日 蒋介石委派陈诚为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第一路总指挥,由其率领入晋的国民党中央军援助晋绥军作战,企图首先夺取黄河渡口,再在黄河以东分割围歼红一方面军主力。敌军于二十六日进至三交、留誉、石楼等城镇,二十九日占领晋西黄河沿线各渡口。

  3月25日 在四江村继续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进行第二项议程,讨论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作报告,指出:华北是全面对日作战的战场,华中是后方。黄河流域以华北五省为战场,其他为后方。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我们的方针,是“以发展求巩固”,只有发展才能求得巩固。目前经营山西为主,也要准备在河北、山西、绥远三省进行运动战。在战略上采取大胆的方针,因为客观环境好。在战役上采取谨慎的方针,在有利地形上以多胜少,以求减少错误。在山西临时采取分兵原则,三个集团军采用打网式的普遍的游击战。求得敌人一般的削弱,我们自己则争取群众,扩大红军,而扩大红军为主中之主。二十六日,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报告。发言同志一致同意这个报告。会议决定,战略方针由毛泽东起草。

  同日 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规定右路军的行动方针及左路军的行动问题。指出:“(一)为普遍摧毁反动基础,为普遍发动民众,为破坏千里黄河堡垒线与主要铁路线,先锋军(右路军)今后行动方针如下:甲、在现地区尽可能长久打,第一网分兵翼城、绛县,小部包围沁水,示欲东向。乙、第二网打在汾城〔汾城,旧县名,一九五四年与襄陵县合为襄汾县。〕、新绛、稷山、河津、乡宁五县,任务扩红;一部在临汾、襄陵吸引敌人南向。丙、第三网转至永和、大宁、吉县、隰县、蒲县,任务第一破坏黄河堡垒,第二扩红。丁、第四网突然打向介休、平遥、祁县、太谷,任务第一毁路,第二扩红。戊、第五步占领正太铁路〔今石太线。〕,任务第一毁路,第二扩红。己、尔后或出河北,或出长治、晋城,依情况决定。(二)十五军团(左路)在此时期在晋西北转动,包括破坏黄河北段敌堡垒线,与神府苏区打通。”本日,同彭德怀致电叶剑英、李富春〔叶剑英,当时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在石楼附近统一指挥中路军。李富春,当时任中共西北中央局地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在石楼附近主持地方工作。〕,要求中路军猛烈扩大红军,创造河东战场,即或遇着某些困难,必须坚决克服之;提出首先以赤化石楼全县为中心,及永和、隰县以北,中阳、柳林以南。

  3月27日 在石楼县城附近继续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外交(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指出:国民党破裂为民族反革命派与民族革命派。民族反革命派,以蒋介石为代表,坚持其自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反动路线。他们可能在民众逼迫下假装抗日,其作用在瓦解抗日阵线。民族革命派中的右翼(其中又分左派和右派),是民族改良主义,不相信有力量抗日,不同意苏维埃与土地革命,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赞成联俄联共。民族革命派中的左翼,包括宋庆龄等和中下层军人、中小工商业者、中小资产阶级,他们坚决联俄联共,有坚决进行民族战争的勇气,赞成土地革命,在我们的领导下可以坚决走上抗日。这一派很有势力,是我们同反革命派争夺的中心。中共中央的外交(统一战线)方针是:(一)不但要把民族改良主义与民族反革命派区别开来,而且要把民族改良主义的左派和右派区别开来。要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使民族改良主义中的右派同蒋介石进一步分离,使其中的左派同蒋决裂。(二)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坚固的同盟。(三)向蒋介石提出的五个条件〔指一九三六年三月四日中共中央请周继吾向南京当局提出的进行谈判的五条意见。〕,是同一切人交涉的基本。(四)中央对李克农的外交训令,今天仍然适用。对张学良的策略是:(1)蒋、张分开;(2)互不侵犯;(3)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对蒋召集的会议原则上反对;(4)不破裂,求得实际利益;(5)提出“取消苏维埃”,则以“取消国民政府”相对;(6)提出“取消暴动”,则以“取消国民党压迫”相对;(7)不反对红军集中河北。(五)苏维埃成为问题时,由人民投票。(六)不管任何派别,都与其进行外交谈判。(七)在基本原则上不能让步妥协。(八)对民族反革命派采取各个击破,对民族革命派采取各个争取。(九)外交谈判随时准备破裂,届时宣布谈判经过与内容,以扩大我们的影响。(十)发表普遍的或个别的请求书。报告最后指出,关于外交(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军事外交集中于军委,政党外交集中于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的报告。

  3月28日 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告朱瑞、郭述申,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电报说:中央政治局会议完满地讨论了政治、军事、外交问题。关于政治问题,分析了华北时局,决定了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为党与红军的重要任务。关于军事问题,批准了军委的提议:在争取迅速对日作战方针下,第一时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在此种方针下向河北、河南、绥远三省境内作战役的跳跃是许可的;确定以发展求巩固的原则,目前是普遍摧毁反动基础,普遍发动群众,猛烈扩大红军,各个消灭敌人;十月革命节前扩大红军三万六千人;在陕、甘及华北五省发展游击战争;提高红军干部的政治水平与军事水平,保证红军战争中优秀的与坚强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保证红军的统一与团结。

  3月29日 同彭德怀、周恩来发布《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为一致抗日告全国民众书》,要求停止一切内战,不分红军、白军,共同一致,联合抗日。并指出:蒋介石不允许红军抗日要求,竟以六个师之众人晋阻拦抗日红军前进。红军为民族自由独立、领土完整,与全国爱国同胞共同奋斗,反对卖国贼阻拦抗日红军道路。

  同日 同彭德怀致电徐海东、程子华并告刘志丹、宋任穷,李维汉、张云逸,聂荣臻、林彪,命红十五军团乘东面敌人距离尚远,西、南两面敌情薄弱,在现地休息一天后,以小部在岚县西境拒止东敌主力向兴县;以兴县全境为范围适当部署兵力,扫除沿河封锁线,猛烈扩大红军。又致电林、聂,徐、程等,告以我炮兵营及后方笨重物件安全渡过河口,叶参谋长率第二二四团本日来永和北部,放弃义牒及沿河渡口,让敌达到所谓封锁黄河之“妙计”;提出“我一军团、十五军团须依前令,分别以迅速行动扫除南北段黄河封锁线,使敌得了数十里,而失掉数百里。”

  3月31日 凌晨,关于红十五军团同红二十八军配合行动问题,同彭德怀致电徐海东、程子华并告刘志丹、宋任穷:十五军团“即到兴县城附近,速与刘、宋配合破坏黑峪口、罗峪口一段封锁线,一部拒止东边敌人,然后找有利机会配合刘、宋消灭敌人之一部,才能停止敌人尾追,开展自己工作”。拂晓,红二十八军在罗峪口附近东渡黄河,开始扫除罗峪口至黑峪口一段黄河封锁线。当晚,再电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宋任穷:十五军团应集中全力找寻有利机会与东西来敌打遭遇战,再消灭敌一个团,此刻万不能分散。在不便作战时,则以一部监视敌人,主力集结休息,准备作战。刘、宋专任由南向北扫除堡垒,消灭守敌。

  4月1日 为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晋西会议〔指三月二十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和二十七日连续在晋西大麦郊、石口、石楼等地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发布关于红一方面军改编的训令。训令指出:“为执行党中央争取迅速对日作战的决定,将第一方面军全部改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一军团改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一路军,第十五军团改为第二路军”。“抗日先锋军以华北五省为作战范围,第一阶段以在山西创造对日作战根据地为基本方针。以山西为方针下,可以全部或一部跃入绥远或河北或河南之一部,作为临时步骤。”训令重申“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指出“战略上以少胜多,战役上以多胜少为目前军事指挥的基本原则”;要求先锋军在七个月内完成五万人的编制并武装起来,以扩红为总方针的第一等任务。

  4月2日 关于目前形势、任务和战略方针问题,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目前阶段战略基本方针,是在山西战胜敌人,造成抗日根据地,把山西与陕北联系起来,在山西作战与赤化,不但包括晋东南,还包括晋西南、晋西与晋东北。不管晋东南以外之三区怎样,人民经济条件较差,亦不能看轻其重要性。”电报强调:“山西的经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山西即不能设想同日帝进行大规模作战”。“在战役方针上,不规则无定向(这一仗在东打,那一仗在西打,没固定战线,全依情况决定)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现实的指导原则。在战略方针上,不规则无定向是不许可的,应有明确的方向与地区。”

  同日 同彭德怀再电林彪、聂荣臻,要求红一军团坚持在现地区作战,指出:蒋介石压迫张学良、杨虎城出兵延长、延水,即将出动。一军团在现在地区取得胜利,可将现地区变成苏区。由中路军去晋西南配合你们,把黄河与陕北打通,张、杨出兵可能延缓,外交有所凭借而进行。“所以你们应把握此时机,坚决在现地区作战。”“基本上不改变你们出晋东南方针,取得上述胜利后,你们仍出晋东南。你们现有大批新兵,打仗又可增扩新兵,这样无论从哪方面说,在现地区作战都是最正确的方针。”

  同日 同彭德怀致电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宋任穷:要红十五军团在现地休息训练三四日后逐步向南,到达离石马路、隰县区域回旋一时期,尔后依情况或出汾阳、文水,或出介休、灵石;注意找寻机会,以遭遇姿势向后回击,或向前迎击,消灭敌人的小集团兵力;整个工作中,扩红列入第一位。

  4月3日 鉴于敌情发生变化,同彭德怀致电周恩来并告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宋任穷,宋时轮〔宋时轮,当时任红十五军团司令部作战科长。〕,萧劲光,指出:“因敌情变动〔三月二十九日,国民竞晋绥军全部占领原由红一方面军控制的黄河渡口,企图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围歼在黄河以东。四月初,国民党军晋绥军和中央军分别向兴县以南地区和临汾、侯马、赵城地区集结,寻歼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蒋介石还强令张学良和杨虎城向延长、延川进击,袭扰陕甘苏区。〕,复令一军团暂不去晋东南,明日开始转入蒲县地区集中训练,准备作战。尔后一时期内,由一军团与我们共任这一区域之赤化与破坏封锁线。”“十五军团现在汾、临〔汾、临,指汾阳、临县。〕交界,明日起令其逐步向南,在临县、离石、中阳地域猛烈扩红赤化。”“二十八军决令其随十五军团行动一时期,打些小仗,予以磨练,责其扩大至二千,尔后依河西需要令其西渡。”“为对付张、杨进攻,四月份陕北、陕甘扩红全部编入二十九军、三十一军。”“前后方联络,准备开辟永和关、三交镇以北两处渡口,以一军团任南面,十五军团任北面。”

  4月4日 同彭德怀移至隰县东端的义泉镇。

  4月5日 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布《为反对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拦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下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

  4月6日 关于周恩来赴肤施会谈问题,同彭德怀复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敝方代表周同志偕克农依约于八日赴肤施与张学良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双方会谈之问题,敝方拟定为: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问题。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同日 同彭德怀致电刘志丹、宋任穷并告徐海东、程子华:红二十八军要逐步向南,而不是要你们一气走四五天,走一二天即展开工作,休息整理,发动民众,扩大红军,待敌接近,然后收齐队伍再跃进一步,再散开工作。徐、程到三交镇时,应即展开于三交南北一线,休息扩红。当晚,又致电刘、宋等,规定“二十八军以后直属于本部指挥”。

  4月8日 同彭德怀复电林彪、聂荣臻:“你们不是迅速离开晋西南的问题〔林彪、聂荣臻四月七日致电彭德怀、毛泽东等,称:“先锋军主力决于明八号开始西移,并拟集中于乡宁城和相机占领乡宁城。”〕,而是尽可能长久地在晋西南工作,直至敌情不许可继续留此区域时,然后离开此区域,转至另一区域。”你们在晋西南尽可能完成如下任务:打仗,训练新兵;发动群众,造成游击区域;粉碎沿河封锁线的一段;继续扩红。为利于你们以后向东北与向东的长距离跃进,必须尽量吸引敌人向晋西南与沿河的方面,尤其在胡宗南〔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一路第二纵队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入晋的条件下,必须如此估计到。以后东边的胜利,将使西边敌人没有长久留驻之可能。

  4月9日 同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指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在这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题目下,号召全国人民、蒋系官兵一致反对蒋介石接受广田三大原则〔一九三六年一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发表“对华三原则”,即:(一)中国彻底取缔反日言论和行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中国承认“满洲国”,确立中日“满”经济文化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反对拦阻红军抗日与捣乱抗日后方”。“无疑的,日本正在企图用反共统一战线来击破我们的反日统一战线。此时,我们应紧握反日统一战线去击破日本反共的统一战线。因此,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抗日令。”

  4月10日 关于红一军团近期任务,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你们须在一星期内,从永、大、吉〔永、大、吉,指永和、大宁、吉县。〕方面打一缺口,完成与后方交通之任务。此间正是蒋令张学良、杨虎城大举进攻陕北苏区,我们与张、杨进行的谈判也正在这几天内。”“你们破除永、大、吉封锁线之行动,敌兵疑渡河,可与当前外交以实力帮助。”

  同日 同彭德怀、周恩来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宋任穷,朱理治、萧劲光等:奉苏维埃中央办事处命令,委任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4月11日 同彭德怀复电林彪、聂荣臻,通报周恩来同张学良会谈结果。电报说:“周副主席于九日下午八时入肤施城,十日晨四时出城,与张学良谈一夜,结果:(一)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认为唯一出路,十大政纲张研究后,提出意见。(二)赞助红军集中河北,四方面军出甘肃,张之部队可让路,二、六军团则须得中央军同意,彼可任斡旋。(三)派赴苏联代表,他的由欧洲去,我们的张任保护,由新疆去。(四)完全同意停止内战,并谓如红军与日军接触,则全国停战运动更有力。(五)在他未公开表明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蒋令进占苏区。”“(六)通商问题,普通办货由我们设店自购,军用品由他代办,子弹可供给。(七)互派代表常驻。(八)张云,红军出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亦恐难立足,彼主张红军经营绥远,但如红军决定出河北,他可通知万福麟〔万福麟,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五十三军军长。〕部不打我们。”

  4月12日 同彭德怀复电林彪、聂荣臻:“同意你们首先集中全部兵力在乡宁、吉县、大宁、蒲县地域找寻作战机会,求得在此地域打一二仗,消灭敌一二个团,这是最好的方针〔林彪、聂荣臻四月十一日两次致电彭德怀、毛泽东,提议先在乡宁以南之区域求得打一仗,然后再去打黄河封锁线。〕。你们准备以十天至十五天时间完成作战与破坏封锁线任务,而把作战置于第一阶段。只要能打一胜仗,打破封锁线就不是迫切问题了。”

  4月13日 同彭德怀、杨尚昆致电林彪、聂荣臻、朱瑞并转红一军团全体同志,强调东征军近期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右路军发动了汾河群众,筹措了巨款,解决了被服,特别争取了扩大红军的胜利;左路军亦连战皆捷,特别十二日三角庄战斗,击溃敌第六十六师一个旅,消灭一个团,团长被俘;中路军在石楼、隰县、汾西广大地区发动了群众,组织了游击队,二十余区域开始分散土地,打了些小仗。电报还指出,东渡以来红一方面军扩大二分之一。

  同日 同彭德怀移至隰县北部距石楼城一百四十里的康城镇西北。致电刘志丹、宋任穷:“二十八军有相机消灭三交镇、转角、辛关、义牒一带之敌,恢复黄河交通之任务。”次日,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在指挥进攻三交镇的战斗中牺牲。

  4月14日 同彭德怀复电周恩来:十三日十二时电〔周恩来四月十三日致电毛泽东、彭德怀说,“后方与张电台呼号由刘鼎带去,前方仍保持与王以哲电台关系”。〕悉,我们完全同意。“张、杨两部关系,由你统一接洽并指导之,以其处置随时告我们,我们一般不与发生关系,对外示统一,对内专责成。”同时,与彭德怀电告王以哲:从本日起,敝方与贵方一切具体接洽与商谈关系,统由周恩来负责。

  同日 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指出:“数日后,北敌必至关上、中阳、兑九峪之线,南敌必至乡宁、黑龙关之线。此时,如我河道已通,便可放心作战,不受压迫;如万一找不到良好作战机会,要向另一区域转移,亦较为从容。”“破坏河防与寻敌作战,二者不宜兼顾。”“寻敌作战以运动战为上策,以打停止中之敌为下策。”十五日,红一军团攻克吉县,俘虏吉县县长及民团三百余人。

  4月16日 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命红一军团自明日起,以两个师打马斗关至永和关之河防,任务完成后,位于永和、大宁、隰县之间准备作战;以两个师相机夺取大宁,不论夺取与否,应位于大宁及蒲县、大宁、隰县三县之交,拒止蒲县、吉县敌之急进。十七日至十八日,红一军团扫除平渡关至清水关四十余公里沿河据点。红十五军团自十四日起进至大麦郊休整。国民党军分别围歼红一方面军左、右两路军的企图被粉碎。

  4月17日 同彭德怀、杨尚昆致电林彪、聂荣臻,宋任穷:责成你们在大宁、蒲县、永和区域,创造一个三百人左右的游击支队,配备干部和武装,以便尔后你们向另一区域移动时,增加晋西南化为苏区的力量。

  4月20日 同彭德怀致电周恩来、张闻天并致邓发〔邓发,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粮食部长。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邓发为中央代表经新疆赴苏联。同年六月启程赴莫斯科,一九三七年秋回国。〕,要邓发快些动身去苏联。其任务,关于军事方面的有如下各项:(一)对日作战彼我双方的共同步骤问题;(二)两军委间通信联络问题;(三)我军向绥远行动并向绥远创立局面问题;(四)技术帮助问题;(五)人员帮助问题。

  4月22日 一时,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告周恩来、张云逸,指出:山西敌军主力正构筑从三交镇起,经中阳、孝义、灵石、临汾、新绛至河津之东南北三面封锁线,一部在永和、大宁、隰县、石楼守城,估计本月底或下月初将有数路向我进攻。陕西方面张学良的王以哲军已开始进至富县、甘泉之间构筑堡垒,杨虎城的四个旅进至韩城、宜川之间,均准备继续向北进攻,并从西面封锁黄河。二十四时,再电林、聂,徐、程并告周,提出红一方面军行动方针和部署:“行动方针基本的为了向东或向北突出封锁线,进到晋东南或晋西北,特殊的也为了必要时西渡打杨虎城(张学良、杨虎城正向陕北进攻)”。红一军团坚持桑壁镇及其以西地区,保证清水关、铁罗关两渡口及必要的回旋地区于我手中;红二十八军、红三十军在义泉镇以西吸引敌军第五纵队而迟滞之;红一方面军总部率红十五军团以三天进至克城镇、午城镇之线。电报还指出:“对于作战无论在何种情况,均须选择十分有利之条件,极力避免无把握之战斗。”“万一情况改变到暂时不许可我们在山西继续活动时(没有出封锁线可能时),我们也准备暂时地回到陕、甘,经营神府区域〔神府区域,指神木、府谷区域。〕、三边区域〔三边区域,指靖边、安边、定边区域。〕、环水区域、渭水区域、陕南区域等次要的战略方向”。“若干时间之后,即情况改变到东出有利于我作战之时,仍然准备回到东面主要方向。”

  4月24日 鉴于国民党早将大举向红军进攻,同彭德怀两次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宋任穷、蔡树藩,宋时轮、阎红彦〔宋任穷、蔡树藩,当时分别任红二十八军军长和政治委员。宋时轮、阎红彦,当时分别任红三十军军长和政治委员。〕并告周恩来,决定:红一军团三个师以桑壁镇为枢纽,位于永和、隰县、大宁三城之间,并派兵向永和、石楼、大宁三城及永石、石大之间游击侦察;红十五军团进至康城镇、勍香镇之线;红二十八军在义泉不动,派队向隰县、午城游击侦察;红三十军由勍香镇出发,在黑龙关、土门镇之线扩大影响,迷惑陈诚。总部于明日率第一分队由康城镇出发,以三天到桑壁镇与林、聂开会。

  4月25日 同彭德怀率红二十八军离开康城镇,前往桑壁镇红一军团军团部。连日研究敌情,及时调整部署。

  4月28日 同彭德怀致电周恩来,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叶剑英、杨尚昆,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电报指出:山西方面,阎锡山和蒋介石有五十一个团,取堡垒主义向我推进;陕西方面,蒋介石强令张学良、杨虎城军向陕北进攻,企图封锁黄河;国民党军控制下的神府、三边地区和环县、合水及其以西地区均较空虚。“根据上述情况,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在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容许我们到那边活动,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等任务。另一方面,则粉碎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计划,亦是当前的重要任务。此外,则有派一支队去陕南扩大苏区、吸引敌人之必要。”“我军决西渡黄河,第一步集结于延长地域。渡河时机、渡河秩序及集结地域之区,分别命令定之。”“向西执行上述任务,仍然是为着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之基本的政治的任务。华北各省仍然是战略进攻方向的主要方向。在把蒋介石部队调出山西以后,在积极地进行山西干部的创造,山西士兵运动的加强,神府苏区的扩大等条件下,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的机会是会有的。坚持以陕甘苏区为中心,向各方面作战,而以东方各省为长时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确定的方针。”

  同日 同彭德怀致电张闻天:“东面情况已根本地发生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提议开政治局会,讨论新的行动方向及其他与此关连的问题,地点拟在延长。”“新的行动方向有二方案:一、方面军全部先到神府、东胜区域一时期,尔后向西边陕甘宁区域。二、方面军全部即向陕甘宁区域(包括黄河以南大道以北),而以二十八军、三十军去神府区域。此两方案请你及政治局各同志考虑,我们亦正在考虑。”关于西渡黄河的部署,又致电张闻天、周恩来:“方面军及两军团直属队先渡,五月三号前渡完。”“我们即赴清水关指挥。”

  5月2日 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致电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宋任穷、蔡树藩,宋时轮、阎红彦,部署部队渡河时间、地点及顺序;规定部队白天休息,晚间渡河。红军从本日晚分批经清水关、铁罗关西渡黄河,至五月五日全部渡完,进至陕西延长、延川、永坪地区休整。红军东征,历时七十五天,消灭国民党军七个团,俘敌四千余人,缴获各种枪四千余枝,炮二十余门。取得江河作战经验,提高了战斗力,迫使晋绥军由陕西撤回山西。红军扩大新兵八千余人,筹款三十余万元。在山西二十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5月5日 同彭德怀致电各兵团首长,下达工作方针,规定:以十天为教育部队、总结经验及准备新行动的时间。各部队依照自己的情况,立即定出军事教育、政治教育、整理组织及总结在山西作战经验的具体办法。“政治上解释与鼓动的基本口号:反对卖国贼蒋介石捣乱抗日后方,粉碎卖国贼对陕甘宁苏区的进攻,猛烈扩大抗日根据地陕甘苏区,争取迅速对日作战。”还规定,在十天内由军委召集一次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大会,由军团及军召集一次庆祝胜利并追悼刘志丹同志大会。

  同日 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向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国海陆空军,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指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通电呼吁“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号召“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人民、党派,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的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

  5月7日 同周恩来、彭德怀复电刘鼎〔刘鼎五月四日来电称,此间悉红军西渡,张学良要求早日与周恩来见面商谈。刘鼎,当时受中国共产党委派,在红军和东北军之间做联络工作。〕即转张学良、王以哲,认为再度会谈极为必要,即请张学良决定时间,愈快愈好。电报提出会谈问题为:(一)张学良的政治、军事、经济问题;(二)同杨虎城、阎锡山、马鸿逵、邓宝珊、盛世才、王均〔盛世才,当时任国民党新疆省边防督办。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一路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第三军军长。〕、毛炳文七部建立联合战线问题;(三)东北军和红军今后行动方针问题。随后,周恩来同张学良再度会商。

  5月13日 在延川县大相寺出席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大会,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任务的报告,指出:这次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当前的任务是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西面的甘肃、宁夏地区是无堡垒地区,我军应到这一地区进行外线作战。十五日晚,作大会结论,指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打倒了本位主义,反对了自由主义,我们有了更加统一的意志、统一的思想。

  5月15日 在大相寺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国际关系和我党的外交政策问题。毛泽东发言说:现在对国际各国统一战线与国内统一战线问题,我们只能说日本侵略中国,也侵犯了各国在中国的利益。我们同各国的关系,将来可根据双方的利益得到解决,尊重各国的利益。

  5月18日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在大相寺发布西征战役命令,红军西征开始。命令指出:“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西北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战役,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以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等和陕北地方部队牵制蒋介石、阎锡山的西渡部队以及陕北、渭北敌人;以红二十八军准备出陕南,与陈先瑞第七十四师会合,活动于陕、鄂、豫三省,调动并吸引蒋介石主力于该方面,使我主力易于在西方取得胜利。

  5月20日 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邓发、王稼祥、何凯丰、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程子华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夏曦〔任弼时、贺龙,当时分别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和军团长,同时指挥红二、红六军团。萧克,当时任红六军团军团长。关向应,当时任红二军团副政治委员。夏曦,当时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告以目前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和红军同东北军合作的情况。电报说: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同情与拥护,我党与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正在积极组成中。“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在已经没有政治上和战略上的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与蒋介石。弟等对于兄等及二、四两方面军全体同志之艰苦奋斗表示无限敬意,对于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用协商方式。总之,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抛弃任何成见,而以和协团结努力奋斗为目标。”六月六日,经过中共中央、朱德和刘伯承以及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长期斗争和劝说,张国焘被迫在炉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建立红军大学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一)学习时间为六个月,部分的九个月到一年。前方干部现可自给,目的是为顾及时局开展,准备大批高级干部。(二)教育方针:高级及上级科,前三个月偏重政治,占三分之二,后三个月政治、军事并重,军事上战役战术与战略各占一半,主要是战略高深原则的学习,联系到常识,部分的联系文化学习;普通科前三个月文化、政治、军事各三分之一,后三个月文化、政治与军事各半,着重于军事,军事着重于战术问题,战略战役授以基本概念,从具体的学习到原则的了解。(三)教育内容:高级及上级科,政治——世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时事问题,材料——列宁主义概论及各种重要书籍;军事——中国革命战争中基本问题,时事问题;其他重要书籍。(四)教育方法:高级及上级科,指导自动研究为主,讲授为辅。普通科,政治,教授与讨论结合;军事,讲授与演习结合。(五)组织:校长林彪,教育长罗瑞卿,校务部主任周昆,教务部主任何涤宙,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教育委员会,由林彪、罗瑞卿、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周昆组成。教员,由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毛泽东、林育英、何凯丰、李维汉、杨尚昆、叶剑英、林彪、罗瑞卿、罗荣桓、张如心、袁国平、董必武担任。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

  5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在讨论对东北军的工作问题时发言指出: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要争取军队,要在抗日问题上接近东北军,工作重心摆在第五十七军上。要集中力量去做,在三个月内一定要有大的进步。

  5月25日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出《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向回族人民宣告: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保护清真寺,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联合回族中一切武装力量,成立“回民抗日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保护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回汉两大民族亲密地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

  同日 关于目前形势与战略方针,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林彪、徐海东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夏曦,指出:“国内及国际的政治形势均取着暴风雨般的姿态向前发展,党的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有第一步的成就。”“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气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拦阻。至于奉军〔奉军,即东北军。〕,已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

  同日 致信阎锡山,指出:“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悟的一日。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是蒋氏迄无悔祸之心”。“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今遣郭团长返晋,面致手书,如有所教,迄令郭君再来,以便沟通两方,成立谅解”。在此之前,毛泽东曾会见被红军俘获的阎锡山部第六十六师第三九二团团长郭登瀛,要他把信交杨效欧转阎锡山。

  同日 分别致信晋绥军第七十二师师长李生达、第六十六师师长杨效欧及赵次陇,申明红军西渡为表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决心;并说,值郭团长返晋之便,托致此函,愿与晋军、与阎锡山停战议和,筹商大计。

  5月26日 就红一军团行动部署致电彭德怀:“已电张〔张,指张学良。〕让出曲子、环县、洪德城,但一军团应不待张复电即进至元城镇,派一部向庆阳方向游击,阻止熊〔熊,指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一一五师师长熊正平。〕师主力,相机占领曲子及其南北一线,惟以不与东北军正式作战为原则,对马鸿宾〔马鸿宾,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一路第四纵队司令兼第三十五师师长。〕则坚决打击之。”

  同日 同周恩来致电阎红彦、蔡树藩,指出:蒋、阎两敌以三十个团入陕,晋敌有于本月底渡河消息。红三十军应以主力位于宋家川之线以南,迟滞国民党晋绥军前进。

  同日 同周恩来、杨尚昆电告彭德怀、刘晓〔刘晓,当时任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左权〔左权,当时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王首道,当时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陕甘宁省委〔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将陕甘省委改为陕甘宁省委,李富春任书记。〕、省苏于本月底可到保安。萧劲光为陕甘宁边区军事部长,赖传珠为副部长兼政治工作部长。萧已于昨日去保安。陕甘宁省一级拟驻吴起镇。

  5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主要研究军事行动问题。毛泽东作报告,指出:我们在六、七、八月要以洪德城为中心创造新的根据地。东边蒋介石、阎锡山以三十个团向我们进攻,是我们的主要敌人。蒋介石对陕、甘加紧部署,企图将我们与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隔开,与东北军隔开,与苏联隔开,在西北大于“剿共”。现在不能说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矛盾消失,西北军阀派别多,于我们有利。我们的阵势在西,而蒋介石集中兵力在东。我们的工作,第一、在安塞以西、洪德城附近四五百里地区做赤化工作;第二、对东北军完成主要方面的准备工作,特别是政治上的,内部的团结,干部的创造等;第三、坚持陕北游击战争,最好是在白龙山及神木地区,变“太平世界”为“不太平世界”,方式以小游击队活动为最好,短小精悍,在每区中应有一大的游击队。

  同日 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刘晓,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你们取得宁条梁〔宁条梁,今陕西靖边县梁镇。〕后,将进到蒙民集中地区,要特别注意执行中央对内蒙人民的宣传,扶助蒙民自决,而不是赤化,以建立北线上的缓冲地带。当占领教堂区域时,如俘得神父,应特别优待,不应侮辱。“宣布凡属以前教堂及军阀所占领的蒙地,完全退还内蒙民众。”次日,同周恩来又致电彭德怀:“争取教堂与我们建立和平关系是重要的事,不必提高条件〔彭德怀在五月二十八日致电毛泽东说:“徐、程来电,小桥畔教徒回信,允本日派代表接头。我们答应以信仰自由但传教不得干涉政治为原则,与之谈判。”〕。”

  5月29日 致电彭德怀并告刘晓,聂荣臻、朱瑞、邓小平〔邓小平,当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通告:红二、红六军团六月中可到甘肃;红四方面军已接受我们方针,六月底北上,七月底到夏洮;对张国焘的关系承认暂时采取协商方式,并告张国焘我们与他们之间已没有政治上、策略上的分歧,过去分歧不必再谈,务与之协和团结为目标;西边创造新根据地,东边坚持游击战争,南边作东北军的工作,为六、七、八月之三大基本任务;红校〔红校,即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六月一日开学,年底毕业。

  5月 致信盟克耳纪,提出:蒙族内部事务,应由蒙族自己解决,国民党绥远政府不得借此挑拨离间;愿与蒙族人民团结一致,以实力援助其解放;蒙人自己组织政府,有应用自己语言文字及宗教信仰的自由;坚决反对日本侵略内蒙及国民党官员的欺凌压迫;将长城沿边各地如宁条梁等地划为通商地区,增进汉蒙商业的发展;愿与蒙族联合一起,缓急相助,共同打倒公敌。

  6月1日 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出布告,向全国人民、党派团体、军队提出救国救民主张二十条,其中包括:全国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抗日救国;停止内战,不分红军白军,一致抗日;全国各党各派各团体创立抗日人民联合战线;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取得中华民族的解放与独立;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抗日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全国红军与全国军队集中河北打日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一致对日作战;推翻汉奸卖国贼的统治;废除苛捐杂税,废除高利贷;保护知识界、科学界、文艺界一切进步分子;保护工农利益;保护工商业。

  同日 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转杨至诚并告萧劲光、左权、徐海东等:为胜利进行野战军后方勤务工作,决定组成野战军后方勤务部,以杨至诚兼部长,统一指挥野战军兵站、供给、卫生诸机关。

  同日 在瓦窑堡出席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并讲话。

  同日 红一军团在曲子地区向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进攻,迫使第一○五旅旅长冶成章以下一百五十余人投降,红军进占阜城。三日,又在阜城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六个步兵营,击溃两个骑兵营,俘敌一千一百余人。

  6月2日 同周恩来、杨尚昆电告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等:要特别优待冶成章旅长,治好伤口后,送后方一行,谈后即送其回宁夏。俘获官兵可分配送走二三十人,要有回民,给以优待。其余大多数则训练数天,妥送吴起镇,交萧劲光派队护送后方,沿途布置欢迎。

  6月5日 西方野战军决定继续分左、右两路西进。彭德怀致电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告毛泽东,提出:野战军西征的第一步作战任务基本完成。左路军消灭了马鸿宾的主力,夺取了阜成、曲子、环县、洪德城之线碉堡。右路军夺取了宁条梁,争取了教民的拥护,影响蒙民,打击了三边、盐池的地主武装。为继续消灭二马部队,扩大地域,争取赤化,扩大红军与征集资材,左路红一军团主力继续西进,夺取豫旺堡、七营、黑城镇等要点;右路红十五军团主力,向西南夺取豫旺县城〔豫旺县城,今宁夏同心县下马关。〕、小台子、萌城等地。两路军均于七日开进。六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认为部署甚妥,“但为蓄积部队精力,以利西面战斗计,两军团似宜各在原地多休息一二天,九号左右开始西进。”

  6月6日 关于巩固陕甘宁根据地西部的问题,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指出:“横山、定边间五百里工作是西方根据地的北面屏障,是北出绥、宁〔绥、宁,指绥远、宁夏。〕打通苏联的战略枢纽。应以八十一师与二十八军、骑兵团全力担负,限一个半月内(七月半止)完成初步赤化。”“庆阳、洪德城线及其东西地区是西方根据地的重心,是镇原以北人口经济条件较好地带,应以一军团一个师及军团政治部一半及陕甘宁红军主力全力担负,亦限七月半完成初步赤化。”“安边、定边是战略要点,保持于敌人之手将成后患,清涧等城可为殷鉴。但一时不易攻下,应计划于二月至三月内多方设法攻下之。”十日,西方野战军决定,由红二十八军同红八十一师、骑兵团组成中路军(又称北路军),担负夺取安边、定边、堆子梁等地,巩固陕甘宁根据地西部的任务。

  同日 致电彭德怀等,通报统一战线工作等情况:“统一战线工作〔指建立红军与国民党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合作抗日的统战关系。〕更进一步,各种准备正向着具体化。”“日军五千入北平,人心大震,冀察政委会有分裂趋势。”“反蒋运动呈开展局面,两广有宣布独立之传说,刘湘、何键似均不稳。”

  6月7日 同周恩来致电宋时轮、宋任穷,阎红彦、蔡树藩,萧劲光,通报西征战役第一阶段情况:“我野战军执行军委西征战役计划,左路军在曲子、阜城战斗,缴获马鸿宾师〔指以马鸿宾为师长的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步枪一千二百余枝,迫炮数门,俘敌冶旅长一,官兵千六百余人,占领洪德城、环县、曲子、阜城、三岔纵横约三百余里广大地区;右路军占领了宁条梁,打击三边、盐池一带地主武装,争取长城内外教民、蒙民数万拥护抗日红军,恢复并扩大了三边苏区版图。”“目前,野战军已完成了第一步作战任务,正胜利地向西猛烈进展中”。

  同日 同周恩来、杨尚昆电告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你们向西行动时,请设法同甘肃固县哥老会龙头唐宝山联络,并争取他参加抗日。

  6月8日 关于对回民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政策,同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刘晓,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指出:“中央决定回民工作基本原则是回民自决,我们应站在帮助地位上去推动和发动回民斗争。”电报提出对回民工作的政策:在回汉民杂居地方,组织联合政府,在回民区域组织回民政府,凡愿谋回族解放的贵族、阿訇及一切回民均可参加;只有在回民群众同意下,才能打回人土豪;群众团体是回民联合会、解放会、抗日会,回民新战士成立单独伙食单位,称回民抗日军。电报还规定三大禁条,即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四大注意,即讲究清洁,尊重回民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器具,注意回汉民族团结。

  同日 对红色中华社记者发表关于两广事件[一九三六年六月上旬,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两广事变,成立抗日救国西南联军,并进军湖南。蒋介石急调部队入湘,阻拦联军北上。七月,在蒋介石的压迫与分化下,陈济棠失败。九月,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妥协。]的谈话,指出:“这时候国民党中一些愿意抗日救国的领袖与反对南京的派别,从南京分裂出来是完全可能的与应该的。”“西南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行动,虽然这中间还不免有个别分子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吾人更希望西南的领袖能彻底执行抗日救国的纲领,将两广造成抗日救国的根据地,开展抗日战争,武装民众,实施广泛的民主自由,严厉制裁汉奸,没收日本与汉奸财产,改善工农职员生活待遇等。西南的领袖须执行这些彻底的革命纲领,来去除一部分人民对你们的怀疑,并吸引全国人民的同情羡慕,则胜利可操左券。”

  6月9日 同林育英、张闻天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国内外政治局势,指出:“目前国际情况,一面日本对华猛进,一面英苏妥协对日之形势。蒋介石利用胡汉民死亡,做其冬天作总统的迷梦,并扩充兵力,大借美债。反蒋运动之开展是必然无疑的。”“自胡汉民死后,亲蒋派邹鲁出洋,证明反蒋已成定议。唯近日陈济棠尚派代表到南京回旋,似粤桂步骤不尽一致,桂进较急,粤进较缓,内幕尚待续证。”还说:“俟情况证实,此间拟派重要代表南下联络,并做到互相配合。”

  同日 同周恩来复电彭德怀,同意他与鄂王及张司令代表谈判的内容及原则,并要他注意同鄂托旗建立通商关系,以便能经过该旗进而与阿拉善旗建立友好关系。

  6月10日 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宁夏外交根据联合抗日与回人自决两原则由你负责进行。”“安边、定边的外交争取要用大力,旦八等寨子亦然。庆阳方向则着重东北军。”

  同日 同周恩来致电李富春、萧劲光并告彭德怀,左权、聂荣臻,同意左、聂关于加强在悦乐、曲子、阜城地域的军区兵力的意见,同时指出:所加强的兵力,除向庆阳设防警戒并肃清团匪外,“应以主要力量进行争取东北军工作,而不是向东北军突击或攻击”。

  6月12日 在瓦窑堡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主要研究西南事变(即两广事变)及整个形势发展的问题。周恩来作关于西南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时局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日本派兵到华北,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的势力退出华北,中国内部整个起了很大变化。帝国主义世界也起了变化,英国原是支持日本侵略中国的,现在变为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西北是抗日的大本营,西南事变的发动,对西北也起了作用。我们的口号,我们的重心是抗日,请蒋出兵,以扫除抗日阻碍。蒋介石在群众中还有欺骗作用。我们的办法是坚决驳斥胡适之[胡适之,当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的亦即蒋介石的民族改良主义的言论,指出蒋介石的政策是卖国的政策。要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大会,以对抗蒋介石的国民大会。要使西南从不是武装民众抗日变为武装民众抗日。

  同日 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布《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宣言对两广事变表示支持,提出要立刻召集全国抗日代表大会,并实现下列纲领:“(一)宣布对日绝交宣战,讨伐‘满洲国’,收回华北与东北失地。(二)取消一切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与卖国借款。(三)惩办丧权失地祸国殃民的汉奸卖国贼。(四)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直接对日作战。(五)没收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的一切财产作为抗日经费。(六)保证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完全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七)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八)联合全世界以平等待我的国家与民族,联合日本国内的一切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众。”

  6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会议决定中央撤出瓦窑堡,并进一步讨论了西南事变问题。

  同日 关于东北军进攻瓦窑堡问题,同周恩来致电萧劲光、李富春转杨至诚[杨至诚,当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兵站部部长兼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后方勤务部部长。]并告彭德怀,指出:“东北军分三路向瓦窑堡前进,今日其右路到平步塔,中路已过青化砭,左路似由下寺湾向上桥前进,估计明十五日可进至永坪、蟠龙、安塞之线。绥、清[绥、清,指绥德、涧]敌人亦有配合可能。”“我军决定出瓦窑堡准备作战。”

  同日 西方野战军决定发起西征第二阶段作战,以最大努力赤化占领区域,摧毁安边、定边、豫旺堡及豫旺城等支点,打击敌出扰部队,肃清民团。左路军(红一军团)在曲子镇、阜城、七营、上新堡等地区集结,向四周赤化,打击马鸿宾出扰部队;右路军(红十五军团)主力夺取豫旺县城,第二步以夺取韦州城为目的;中路军(红二十八军、红八十一师、骑兵团)主力第一步夺取安边。

  6月15日 关于中共西北中央局及军委机关迁移问题,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宋时轮、宋任穷,阎红彦、蔡树藩,李富春、萧劲光并转杨至诚,指出:“估计到瓦窑堡迟早必失,我军决搬空瓦市,准备作战。中央及军委各机关准备移至洪德城、河连湾一带,其辎重先行,并以杨家园子及吴起镇附近为转运休息地点。”“中央此次准备迁移与抗战,并不改变利用目前西南事变,加速进行西北大联合的根本大计。在干部及群众中应解释,中央迁都是为着直接领导和巩固新的更大的西北根据地,是为着更便利于发展东西的游击战争,是为着更易于争取东北军,准备着新的回攻。”

  6月19日 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复电朱德、张国焘[张国焘六月十日致电中共中央,同意率红四方面军北上,但准备向夏河、洮河西北行动,在青海、甘肃、新疆边远地区另辟局面。绥、清,指绥德、清涧。]并转任弼时,指出:“关于二、四方面军的部署,我们以为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以避免引起回汉冲突,利于争取青海三马[三马,指国民党表海省政府主席马麟,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一路第五纵队司令、新编第二军军长兼第一00师师长马步芳,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五纵队骑兵第五师师长马步青],也利于以后东出陕南策应时局。

  6月20日 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书,再次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指出:“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抗战,并实现民主自由与制裁汉奸,我们和红军不独不妨害你们抗日,而且用一切力量援助你们,并愿和你们密切合作。”“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救国的谈判。”此书表示中共愿以全力支持西南诸领袖的抗日事业,并呼吁国民党立即将军队开入华北对日作战。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使东北军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超出这个范围的一切言论与行动,均在排除之列。

  6月21日 国民党军高双成部乘虚袭击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率中共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安全撤出。

  6月22日 红六军团到达甘孜县普玉隆,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会合。三十日,红二军团在甘孜县绒坝岔同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先头部队会师。七月二日,红二、红六军团齐集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师。  

  6月23日 东北军进入瓦窑堡,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撤离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及中央党政机关和军委各部开始西移保安,本日到达桑树坪附近。二十四日,到达凉水湾。

  6月25日 就红四方面军行动问题,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询问:“何日开始北上?经何路?何日可达何处?敌情如何?我陕甘应如何策应?均请见告。”

  6月28日 致电彭德怀并转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通报全国抗日反蒋形势,指出:全国形势的发展,“证明中央估计革命已走向了新的阶段,是完全正确的”。关于同南京政府谈判情况,指出:“南京以铁道部次长曾养甫出面答复我们的信已到,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

  6月29日 关于打通同苏联的通路问题,致电彭德怀,提出:“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这一任务是必须一及十五军团担负。”红军接近苏联的通道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这一条路距离较近,人口经济条件较好,但不易造成根据地;二是甘、凉、肃三州[甘、凉、肃三州,今甘肃张掖、武威、酒泉三市。],这一条路能够造成巩固的根据地,但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稀少,行军宿营恐怕有些妨碍。红军出动的时机亦有二:一是夏天或秋天,如能解决渡河船只,这是最好时机;二是冬天,夏秋不成功则只好等候结冰。“不论采取哪一条路与哪一个时机,给马鸿逵以坚决的打击都是决定的件。因此,请你考虑在七月下半月一及十五军团向金积、宁安[金积,旧县名,今属宁夏吴忠、青铜峡二市。宁安,指宁安堡,即宁夏中宁县城。]之间或宁安、中卫之间行动的问题,及在黄河抢夺船只的问题。”

  7月1日 就今后战略方针和任务问题致电彭德怀:“我野战军行动方针应依你的计划,七月以赤化现地为目标,八月以迫近河边求战为目标,九月以后依情况决定。如外蒙能出兵策应并解送军械,我军又有渡河作战条件,则出宁夏最为有利,否则只好候冰期。如须等候冰期,则十二月以前我军活动区域除灵武、金积外,自当展及固原、海原、靖远地区,将三边、靖远之间完全赤化。那时东北军当无理北进,甘、宁之交当可巩固。”电报指出:我们与东北军关系现有进一步发展可能。为准备在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后不久,东北军能作政治军事上的发动(为策应西南甚宜早动),七、八两月须注大力于该部军、师、团三级的工作。派较得力的人分途去见军、师、团长,根据他们的思想程度与接受可能,向他们解释“抗日”、“反蒋”、“联俄”、“联共”等问题。“这个中层乃是枢纽,目前最为重要。”此电还通报,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当派红二十八军南下策应。

  同日 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等六十八名在陕甘根据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萧克及红二、四方面军指战员,庆祝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县会师。电报指出:“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地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与苏联、外蒙打成一片,与全国抗日人民、抗日军队、抗日党派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组织人民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挽救中国之危亡,解放中华民族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西北的政治环境是很好的,二、四方面军北上之后,我们就有更伟大的力量来进行西北各民族、各党派、各武装势力的大联合。”“我们是准备着庆祝你们北上抗日的伟大胜利。”

  7月5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兼红二军团军团长,任弱时为政治委员兼红二军团政治委员,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治委员;陈伯钧为红六军团军团长,王震为政治委员。

  7月5日—7日 同周恩来、张闻天在安塞召开会议,听取刘鼎关于东北军情况的汇报。会议要刘鼎放手大胆地工作,争取张学良;强调对东北军的政策不是瓦解、分裂或把它变成红军,而是帮助、团结、改造,使之成为抗日的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

  7月6日 电告彭德怀:“刘鼎来,布置了那边的工作,那边的工作大有希望。”“中央机关及红校在保安,军委后方各部在吴起镇,洛甫、恩来、我暂在安塞,若干天后去保安。”

  7月12日 致电彭德怀:我昨天到保安,周尚在安塞。红二十八军恐须七月底或八月初才好南下,目前仍在原地执行任务待命。

  7月13日 傍晚,步行至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外交部,看望本日到达保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乔治。海德姆,美籍黎巴嫩人,后取中国名字为马海德。],对他们来苏区访问表示欢迎[斯诺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情况,在其《复始之旅》(《斯诺文集》第一卷)一书中写道:直到吃晚饭时,毛泽东才来。他用劲和我握了握手,以平静的语调寒暄了几句,要我在同别人谈话过后,熟悉一下周围环境,认识方位,然后去见他。他缓步走过挤满农民和士兵的街道,在暮霭中散步去了]。

  7月14日 关于西征战役的作战指挥问题,致电彭德怀:“(甲)在对敌两团以上兵力作战时,似宜集结更优势之兵力,期于一举消灭之。(乙)在作战条件不具备时,不妨再引退些,把敌诱至条件具备之情况下,以便一举消灭,这里须要更多的忍耐性。(丙)扩大与训练部队,使红军生息强大,造成将来战略上大举反攻之主要的条件。(丁)对何柱国指挥‘进剿’之全部东北军[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所属东北军骑兵军军长,在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时,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指挥东北军步骑兵七个师及第三十五师残部,自庆阳至固原一线向红军进攻。何柱国暂时未敢发动全面进攻。],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做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戊)对西征以来的整个指挥,我都是同意的。以上各条,在你的过去部署中大概都包括了,现提出来,请特别考虑一番。”

  同日 出席欢迎斯诺和马海德的欢迎会,并即席讲话。

  7月15日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对哥老会宣言。宣言肯定哥老会自辛亥革命以来“光荣的事迹”,并指出:不管我们过去互相间有过怎样的误会与不满,我们现在都应该忘却抛弃,我们要在共同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下联合起来,共赴国难。“我们欢迎各地各山堂的哥老会山主大爷,四路好汉弟兄都派代表来或亲来与我们共同商讨救国大计”。

  同日 会见斯诺,回答他关于苏维埃政府对外政策的提问。毛泽东说: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反抗日本经济和军事征服的斗争,这是在分析苏维埃政策时必须注意的主要任务。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且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除了日本和那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以外,所有国家可以组成反战、反侵略、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以享有比从前更多的机会。苏维埃政府是欢迎外国投资的。我们要接受一切合法的外资来完成我们建设的计划,我们否认一切足以影响中国独立主权的外国投资,坚决反对一切政治借款。我们几万万的人民,一旦获得真正的解放,把他们巨大的潜在的生产力用在各方面创造性的活动上,能够帮助改善全世界经济和提高世界文化水准。一个独立自由的中国,对全世界将有伟大的贡献。

  7月16日 自晚上九时至次日凌晨二时,同斯诺谈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方针问题。毛泽东说: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这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至于战争能延长多久,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组织起来,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日本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中国当前的任务是收复全部失地,不仅仅是保卫长城以南的主权,东三省是必须收复的。关于这次战争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

  7月18日、19日 同斯诺谈苏维埃政府的对内政策问题。毛泽东说:在整个中国正面临着要变为日本奴隶的迫切关头,为着把一切爱国分子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阵线,我们的政策,在许多方面已经改变了。从苏维埃运动开始以来,我们永远是欢迎知识分子参加的。一切自由职业者,均给予苏维埃市民的权利。小资产阶级、小商人等等,并给予政治权利。出身于资本家或地主家庭,但本人参加革命的,也给予苏维埃市民全部权利,而且能被选举担任官职。富农的土地是不被没收的,被没收的地主也给他们一份土地。小地主的财产不被没收。参加抗日运动的地主,给予特殊的看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只限于任何一个阶级的参加,也不可能在一个单独的战线上进行。一些资本家,一些银行家,甚至许多地主和许多国民党军队中的军官们,已经表示了他们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志愿,我们不能拒绝他们在这个斗争中担负一种职务。甚至蒋介石,如果他一旦决定参加反日的抗战,我们也会欢迎他参加的。现在我们的目的,不能是社会主义,更不能是共产主义,我们要求的是全民族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即使实现了民主共和国,我们也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大概不会像苏联那样快,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有着较长的和更困苦的路要走。

  7月20日 致电彭德怀:何柱国集中五个师向我攻击,我军如何部署?如与之决战,须集中最大兵力方为有利。

  7月21日 致电周恩来、萧劲光并告彭德怀,指出:红七十八师、红八十一师调豫旺,红二十八军调定边、盐池。现安边、靖边之线防御力量甚少,感吴起、保安之线颇受威胁。请周令红三十军飞速开新城堡。萧、赖[萧、赖,指萧劲光、赖传珠,当时分别任陕甘宁省军事部长和政治委员。]将吴起以北之部署情形电告。

  7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土地政策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土地革命与反帝是中国革命主要元素,两个任务不能减弱。但在亡国灭种面前,同时提出两大任务不妥当。为了使民族战线扩大,因此应满足广大农民的需要。两个任务不同时提出,但都须解决。没收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的原则,不能取消;被没收的地主,仍分给他一份土地,使他能够进行生产。会议决定发出《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指示指出:“为要使土地政策的实施能够实现清算封建残余与尽可能地建立广大的人民抗日统一战线的目的,需要进一步审查实施土地政策,并给以必要的改变。”指示作了十条决定,其中有:对地主阶级的土地、粮食、房屋、财产一律没收,没收之后仍分给耕种份地及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生产工具均不没收;苏区内允许土地出租。

  同日 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目前陕甘宁有一百五十余团兵力在蒋介石的命令压迫之下向我进攻。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的进攻,迎接你们北上。“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军长]等部,取得三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

  7月23日 同斯诺谈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说:共产国际不是一种行政组织,除起顾问作用之外,它并无任何政治权力。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统治。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毛泽东在回答红军何以能够胜利的问题时指出,原因有三:第一,红军是民众的军队,人民群众千方百计地支持它。第二,依靠共产党用正确的战略战术来领导。第三,红军的指挥员是能干、正确、聪明、忠实和真诚的。在回答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内革命的主要任务时指出: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因此首要工作是调整土地问题——实行土地改革。

  同日 关于地方武装集中与分散问题致电彭德怀,指出:“地方武装分散与集中并用的原则,分散以到班为止,集中以到独立师为止,中间有排、连、团的各种形式,依照敌情与苏区巩固的程度而适宜配置之。在敌情严重及苏区尚未巩固之时,应偏重于分散配置。”“过去中央苏区与今年春季陕北苏区采取过于集中的配置,致使县、区、乡失去了自卫武力,县、区、乡的党与政府失去了指挥游击战争的能力,在敌人进攻时便变为不利于我们。”“请考虑独立师的分散配置及其他地方武装不过分集中的问题。”

  同日 致电彭德怀:部队[指由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为主组成的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集中之后,宜作十天训练计划,军事政治的突击,即以此为对何柱国作战的准备。十天后如果还没有良好作战机会,则再训练十天。目前休息、训练是主要要求。

  7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统战联络工作和上海党组织的工作。毛泽东发言指出:上海的工作是有进步的,对他们的指示,着重点在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但须分清谁是敌友。对一切可能同情我们的应大大地开门,但对真正的法西斯分子是应该关起门来的。对文化界的矛盾,也应注意,并要好好说服他们。对他们的指示信,不要太简单。对华北方面,也应去一封信。华北工作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但对他们的弱点,同样亦应给予指出。会议决定成立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以王稼祥、李维汉、杨尚昆、林育英、吴亮平、秦邦宪、张闻天为委员,由王稼祥负责。

  7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这个时期的工作委员会有很大的进步,可谓很好的模范,请恩来同志写出一篇文章来。过去我们确定的工作方针是:第一,在西边建立根据地;第二,在东边开展游击战争;第三,建立联合战线。以后的工作方针还是这三条,但次序要变更,把建立联合战线放在第一位。对东北军,对杨虎城部队,对南京部队,都要建立工作委员会。最重要的是庆阳方面,这里敌军多,应广泛地去联合他们。建立联合战线的工作,应大家出马,不应关起门来。不仅注意上层,还应该抓紧中级的工作。红军的行动应配合这一工作。在目前,要注意蒋介石的进攻。会议决定:成立白军工作部,由周恩来负责;派林育英去庆阳方面,负责西线工作。

  同日 同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并转左权、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宋时轮、宋任穷,萧劲光,李富春,刘晓[宋时轮、宋任穷,当时分别任红二十八军军长和政治委员。李富春,当时任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兼军事部政治委员。],指出:“两个月来,西方野战军以其坚决机动的指挥与英勇牺牲的战斗,完成了在西方创造根据地的任务[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西征以来,占领了甘肃洪德城、环县、曲子镇及陕北三边广大地区,完成了扩展西部根据地的任务。]。东方的游击战争是坚决地持久着,南方的统一战线是发展了。中央与军委三大战斗任务,已经完成第一阶段的要求。”“目前情况是蒋介石压迫西北各派军队,为了阻止我野战军的发展,为了阻止一、二、四方面军的会合,为了摧毁苏区,指挥何柱国、马鸿逵、汤恩伯、杨虎臣[杨虎臣,即杨虎城。]等对我野战军、陕甘宁及陕北进攻,并部署王均、毛炳文等对二、四方面军阻拦。”“我们的任务是继续执行三大任务,争取三个任务在第二阶段上的胜利。在西方是打破马、何进攻,猛力扩大红军,巩固根据地。在沈克[沈克,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直属纵队司令兼一○六师师长。]、马鸿逵、何柱国三个集团中进行统一战线,并把统一战线的任务提到比较其他任务在政治比重上更加高的地位,虽然打破进攻是野战军目前的中心任务。在东方亦是把争取汤、陈、二高[汤,指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军长。陈,指陈长捷,当时任国民党军晋绥军第七十二师师长。二高,指高桂滋、高双成,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总”第八十四师师长和第八十六师师长。]加入统一战线作为第一任务,同时继续游击战争的坚持,以保老苏区。在南方,最主要的是发展统一战线于杨、王、刘[杨、王、刘,指杨虎城、王以哲和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一○五师师长的刘多荃。]各部中。综合这些任务,在第二阶段上完成,就能使我们更有力量地迎接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与完全会合,更有力量去造成西北大联合与打通苏联,使得我们有一切优良条件去准备打破蒋介石在两广问题结束后可能增加兵力到西北的阴谋,与争取迅速对日作战。”

  同日 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关向应、贺龙、徐向前、王震、陈昌浩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7月28日 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对红二、四方面军行动情况颇为悬念,电报说:“不知粮食够用否?目前确至何地?八月中旬可出甘南否?两广[指发动两广事变的广东、广西军事当局。]因无革命决心与内部不巩固发生内变,然而全国革命高涨的基本形势没有变化。西北统一战线有了进步,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后即能引起西北局面大变化。兄等行军情形盼时告。”

  7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讨论白区工作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白区工作,在政治策略的影响方面有很大成绩。现在要加强组织建设,使之能担负起政治任务。目前白区工作在组织上很有发展的线索,据外来的同志说,在许多地方有很多大革命时期的落伍分子,现在又积极地肯干起来。他们过去没有犯什么罪,错误是声明过一下,尽可利用他们去做工作。西安周围、渭水南北,都有党的组织,应去发展扩大。各方面的工作,都须有党的组织才有力量。目前外面情报,只有军事情报,没有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情报,这是因为没有归党去进行。外交工作,原则上要建立独立系统,分清责任,限于政治军事方面的外交。会议决定,毛泽东负责对东北军及整个统战联络的领导工作。

  8月1日 致电彭德怀:“目前情况下,野战军似宜以休养生息为主,如无充分有利的作战条件,不妨以八月全月为整训时间。从政治的军事的党的各方面进行有计划的教育,务达到一定的进度。一面派出人员从陕甘宁全省进行扩红,后方医院进行治疗改善,以便在八月增加兵员。团以上高级干部宜有特别的教育计划,为将来计,高级干部教育占了特别重要地位。高级干部教育内容主要的是学习政治。”电报还指出:如果我们在八月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成绩,到九月份同红二、四方面军南北夹击夺取陕甘大道的战斗,就将更有力量进行了。

  同日 同周恩来、彭德怀签署通令:命令除红军大学及总政治部直属毛泽东指挥外,所有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各直属独立部队,各省军事部,军委各部门,后方各机关,统归周恩来指挥。任命红军大学校长林彪兼志丹城卫戍司令。

  同日 同周恩来、彭德怀连致两电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朱绍良、王均[朱绍良,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一路总司令。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一路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第三军军长。]等布防和封锁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路线的情况,并提出红二、四方面军的行动部署: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后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包座到哈达铺五百里有险隘五六处,宜选精锐二千余人以机敏坚毅之首长率领向前开路。最好除此路外再在西边选一条直达岷州附近之路,分两路北进较为妥当。

  8月3日 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热烈欢迎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指出:“接八月一日电[朱德、任弼时、张国焘八月一日致电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我二、四方面军此次向包座、巴西、阿西前进便利,俟兵力稍集结后,即向洮岷、西固,约八月中旬,主力可向天水、兰州大道出击,以消灭毛炳文、于学忠为目的,来配合你军。在蒋敌进攻的严重关头,我一、二、四方面军只有在积极密切关系和一致战略方针下坚决对敌,才不致受敌各个击破,可能造成西北新局面。“我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对三个方面军大会合和配合行动,一致兴奋,并准备好了一切,谋西北首先胜利奋斗到底。”]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

  8月5日 为《长征记》征稿事,同杨尚昆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信函,说:“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同时,又向各部队发出电报:“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

  8月9日 同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就目前形势和战略方针问题致信张学良:“根据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南事变发展、日本对绥蒙进攻等情况,我们认为兄部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九、十月间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信中指出:蒋介石一解决西南问题,就有极大可能进攻西北。“无论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目前此点关系全局,卫队的成分应加考查,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里。”

  8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并作结论。报告说:蒋介石依靠日本、出卖投降的基本战略没有改变,但他准备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等,战术有所改变,而战术的改变有可能影响其战略的动摇。两广事变虽然遭到挫折,但它使蒋介石内部裂痕加深。蒋介石过去让出东三省,镇压群众,不同我们往来。现在改变了,也说统一战线、国防政府,要同我们往来,这是为了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日本的退让,以巩固他的统治。我们愿意与南京谈判,现在还是这个方针。在今天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我们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在许多策略方面要有所改变,但是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实行真正的抗日。报告指出,创造西北国防政府,红军与东北军正在协商中,两方面都要做艰苦的努力,在东北军要加强政治工作,在地方应加紧巩固工作。报告认为,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对于打通苏联,保卫苏区,统一红军领导,都有很大的意义,应极力地欢迎红二、四方面军,并使他们完全在中央领导之下。毛泽东在结论中进一步指出:民众抗日已经冲破蒋介石的压迫,但是还没有冲破蒋介石的最高界限,即还没有实现民主。蒋介石总是说先统一,我们则要求他先给抗日的民主。“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适合,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同时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保持党的独立性。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决定公开发表宣言,专门写一封信给蒋介石。

  8月11日 致电刘鼎,请他与张学良商量:红二、四方面军即出岷州、陇西之线打毛炳文,速乘此机调固原两师入兰州,我一方面军可不打固原。望派飞机到肤施接潘汉年,以便快晤张学良。

  同日 致电彭德怀等红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将领,要求广泛宣传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胜利,指出:“我二、四方面军前锋已抵哈达铺及西固附近,西岷大道被我切断,毛炳文、王均、鲁大昌[鲁大昌,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十四师师长。]惊慌异常,我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势已成。这一空前的伟大胜利,将兴奋着全苏区全中国的广大群众和同情我们的武装部队,将震惊着我们的敌人。望即根据上次军委总政的电令,分别在部队中、地方群众中广大宣传,并以扩大部队,训练部队,培养干部,争取胜利,巩固苏区,争取白军,联合苏蒙,共同抗日,保卫西北,庆祝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胜利,庆祝三个方面军大会合等为中心口号,来作庆祝胜利的动员。”

  8月12日 同张闻天、林育英、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彭德怀、何凯丰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提出关于今后战略方针的建议:“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甲军[甲军,指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电报提出对南京的策略为:“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地分别地进行谈判。依据过去与南京谈判的基础,在忠实进行抗日准备,实行国内民主与实行停止‘围剿’等前提之下,承认与之谈判苏维埃、红军的统一问题。”“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号召,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目前不出河南;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在抗日进军路上,遇到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一切统一战线的谈判,以忠诚态度出之。”

  同日 同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等红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将领,提出“为加强统一战线的活动与争取白军工作,需要从前线俘获的白军官兵中施以着重的政治教育并特别优待,以便训练出一批可以奔走各方的人材,至少可做联络交通”。

  8月13日 致信杜斌丞[杜斌丞,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参议。],希望他进一步推动杨虎城参加抗日联合战线,对西北各部亦望他大力斡旋。

  同日 致信杨虎城,对杨同意联合战线表示欢迎,告以派张文彬[张文彬,原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局长,当时担任毛泽东秘书工作。]奉诚拜谒,提出:“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

  同日 致电彭德怀,提出:红一方面军八月至九月中旬仍以训练生息为宜,同时求部分扩红,巩固现有根据地,形成强有力的中心力量。准备九月中旬以后向西出动一步,仍以休养、训练、扩红、扩地为目的,对东北军何柱国、董英斌[董英斌,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二路军第七纵队司令、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二部放弃打的企图,全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当红二、四方面军甘南任务完成,九、十月间北上时,红一方面军便以军容整壮之姿态与之会合于固原、海原地区。

  同日 就红四方面军的行动部署问题,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如能攻占岷州城,则打马、打毛、打王[马,指马步芳。毛,指毛炳文。王,指王均。],均十分有利,战略上大占优胜。万一攻不开,则围城打援。毛炳文现正以一部从陇西增援,是消灭他的好机会。朱总司令宜派人去见王均、曾万钟[曾万钟,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军第七师师长。],彼等孤危,不难收效。城内鲁大昌亦宜派人,允许放他向临潭跑。”

  8月14日 分别致信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原均为西北军将领,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天津市长和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呼吁组成抗日联合战线,并告以派同志前去拜谒,“乞赐接谈,如承不弃,予以具体进行办法”。

  同日 致信宋哲元[宋哲元,当时任国民党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称赞他情殷抗日,希望他及二十九军,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的准备;一面恢复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的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发动大规模的抗日战争。

  同日 致信宋子文[宋子文,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中国银行董事长。]:“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一九二七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

  同日 致信傅作义[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晋绥军第三十五军军长。],指出:“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

  同日 致信易礼容[易礼容,当时在上海由国民党控制的工会工作。],指出上海工人运动国共两党宜建立统一战线,希望他努力促成之;询问李达夫妇情况,谈到读了李达之译著,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信中还说:“闻兄之周围有许多从前老同事,甚为怀念他们,希并致意。希望你们能发展一个有益于国有益于民的集体力量。”

  同日 致信王世英[王世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联络部部长。]并转刘少奇[刘少奇,当时为中共中央派驻华北局的代表。]:必须向宋哲元及二十九军继续工作。韩复榘、傅作义、阎锡山、张自息、刘汝明、商震[商震,当时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六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

  8月18日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中央财政部长林伯渠发布关于筹款的训令。训令指出:根据最近中央对于土地政策的新决定,对于地主,只要他不反对抗日红军,应避免用没收办法,而以捐募的方法使其尽量拿出金钱、粮食和物品,宁可少没收一家,不可错没收一家。在筹款中,必须注意经济政策,没收地主的商店固然不对,没收一般的商店尤不容许。在苏维埃法律范围内,给商人以适当的保护。在不损害商业的条件下,向富商作深入的救国宣传,进行募捐运动,筹得抗日经费。

  8月19日 同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刘晓,就改哥老会为江湖抗日救国会问题,提出:我们对哥老会是以统一战线的策略争取其大多数到抗日战线上来;不应勉强使回人哥老会加入汉人哥老会,也不应勉强将他们合并,必须坚持回人事情由回人自己处理的原则。

  8月22日 就红一、二、四方面军的战斗部署问题,电询彭德怀:“假如以四方面军待机独立攻青海,一方面军独立攻宁夏,而以二方面军位于中央(例如在岷州、静宁、天水地区)钳制敌人,策应两方,估计能达占青、宁两地之目的否?主要的是一方面军有独立战胜宁马[宁马,指宁夏马鸿逵、马鸿宾,前者为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一防守区司令、第十五路总指挥兼新编第七师师长,后者为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一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兼第三十五师师长。]之把握否?”“如以二方面军位于陕甘大道附近钳制毛、王、何[毛、王、何,指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看一、四两方面军分攻宁、青之第一步战果,再定增加与否及向何方增加,距离与时间上来得及否?我觉得如果冰期在两月以上,则增加是来得及的,判断合于事实否?”

  8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肯定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对于外交政策的新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但“基本上依然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致国民党书》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在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我们“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

  同日 致电潘汉年[潘汉年,当时为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的代表。]:同南京进行具体的进一步的谈判,以期在短期内成立统一战线,这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应于接电后七天内回到保安,领受新的方针,再以七天至十天到达南京开始谈判。

  同日 同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致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陈绍禹: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为着靠近苏联,为着保存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这一带布满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希望苏联方面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目前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只有占领宁夏才能改变这一情况。否则,只好把三个方面军的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而这种做法,对我们非常不利,将造成许多损失。

  同日 同周恩来、彭德怀发布关于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及红二、四方面军任务的训令。《训令》规定:在九至十一月,我二、四方面军的任务是在甘南活动,消灭毛炳文、王均部,发展苏区,准备冬季新的行动。我西方野战军九至十一月的任务是,消灭二马部队于运动战中,在不付过大代价条件下,克服若干必要的城寨,占领海原、打拉池、同心城及其以北地区;从发动回民群众斗争之中,争取回民大量加入主力红军;发展西北苏区,保障定边、盐池、豫旺苏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作战。三十一日,西方野战军由豫旺堡南北地区向西出动,迅速控制了中宁至固原大道以西、海原以东地区。九月十四日,又占领将台堡和打拉池。红二方面军于九月十一日从哈达铺附近出动,至十九日,先后攻占成县、徽县、两当、康县等地。红四方面军则在九月七日前攻占漳县、临潭、渭源、通渭四座县城,以及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县的广大地区。

  8月26日 就红军大学教学问题致信校长林彪,指出:“三科的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等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如果学生一切课都学好了,但不能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仍是很有限的。”信中提出,应把文化课更增加一些,增加到全学时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在定期检查时,把文化作为重要的检查标准之一。

  同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张学良“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

  8月27日 同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刘晓,聂荣臻,程子华等,要求西征军目前抓紧对马鸿逵、马鸿宾的争取工作。

  8月30日 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日本向绥远有急进之势。全国民众抗日运动有更大发展。南京抗日、联日两派斗争颇烈。估计蒋介石在西南问题解决后出兵到西北,尚有两个月左右时间。蒋介石有于西南问题解决后分化东北军撤换张学良的企图。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一)迫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们妥协,以达到两党两军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二)紧密地联合东北军,并进行西北其他各部的联合谈判,造成西北新局面。(三)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准备冬季打通苏联。(四)发展甘南作为战略根据地之一,同时巩固与发展陕南苏区,使之成为另一战略根据地,与陕北、甘北相呼应。(五)迫使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肃以东。”

  8月底 致信王以哲:蒋介石的政策开始有若干的转变,“南京国民党左派之开始形成,实为近可喜之现象。蒋氏及国民党果能毅然抛弃过去之政策,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停止进攻红军,开放各派党禁,弟等极愿与之联合一致,共同担负抗日救亡之事业。双方谈判现将进至比较具体的阶段,虽何时成就尚不可知,然希望实已存在。倘能达到成功之域,对贵我双方之合作事业自有极大之便利也。”信中认为,王以哲等“仍宜严密警戒,十分团结自己的团体,预先防止东北团体中某些居心不正分子的乘机捣乱,则以全国与西北的有利形势,以东北军与红军的联合力量,决不怕外间若何之风波也”。

  9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说: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

  9月3日 致信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指出:贵我双方彼此接壤咫尺,同是中国人,何嫌何仇自相煎灼!“自即日起,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允许经济通商,保证双方来往人员之安全。”

  9月4日 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介绍陕西、甘肃、宁夏各苏区情况,指出:陕甘宁苏区,版图颇大,东西长约一千二百余里,南北亦六百里。现有盐池、定边、靖边、安定、安塞、延川、保安、环县、豫旺九城在我手中。各县地形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不便,不宜大部队运动,物产一般贫乏,不能供给大军久驻。神木特区,东西长二百余里,南北约三百余里,游击战争颇发展。关中苏区,南界距西安九十里,中部、三原、庆阳等十县的乡村已连成一片,县城非我所有。陕南苏区发展至二十余县,部队约二千人。

  同日 致电西安刘鼎即转潘汉年,告以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方面的谈判代表已到,为了讨论整个统一战线问题及西南问题,请潘汉年动身回保安。

  9月7日 致电宋时轮并转贾拓夫[贾拓夫,当时任中共三边特委书记。]:我们委任回人马怀蔺为西北抗日救国军第一路游击司令。马为哥老会首领,在宁夏有群众,应优待和帮助他。马由保安到定边,需沿途派兵接送。十日,再电贾拓夫:马怀蔺到定边后,要经常以开会方式同他讨论,争取马部军队,争取宁夏军队、群众及组织游击队,并详细调查宁夏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等各方面的情况。

  同日 致电刘鼎:前电请你买军事书,已经去买否?现红校需用甚急,请你快点写信,经南京、北平两处发行军事书的书店索得书目,择要买来,并把书目付来。

  9月8日 同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三月南京有人来接洽,我们提出一般的条件再往南京。六月、八月南京又有两次来件。八月上旬政治局讨论了对南京的方针,大体见以前给你们的电报,然而我们的估计还是不足的。八月下旬国际有进一步指示。目前我们的联络代表又已出去向南京接洽,双方正式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问题,依情势看有成就之希望。”“你们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地要提出‘联合抗日’口号。”“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及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

  同日 致电彭德怀,告知红二、四方面军行动计划和统战工作进展情况:红二方面军出两当、徽县,扩大占领区域,相机消灭王均。红四方面军在岷县、临潭、渭源、漳县、陇西、武山地域,一部出通渭、静宁。林育英率一组人在曲子主持统战工作,由周恩来指挥。南京代表来而复去,约主要负责人见面,有成就希望。李宗仁、白崇禧有代表来华北,我们有人去南京。

  同日 致信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阅报知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何贤者所见不广也!”“‘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办法则不可。日本帝国主义正亦有此大志,正用飞机大炮呼声动地而来,先生欲与之争‘开发’,争‘建设’,舍用同样之飞机大炮呼声动地以去,取消它那一边,则先生之‘开发’、‘建设’必不成功”。信中希望邵力子去旧更新,重整《觉悟》[《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一九一九年六月创刊,邵力子任主编。从一九二○年起,该刊逐渐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园地。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后,继续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邵力子离任去广州,《觉悟》的政治倾向逐渐右转。]旗帜。

  同日 致信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一路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王均:“从井冈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两党合作之局既为时不远,双方前线宜尽可能减少冲突。如何之处,敬候卓裁。”

  同日 致信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一路总司令、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两党两军之间,无胶固不解之冤,有同舟共济之责。”望抛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尚祈致意蒋先生,立即决策,国事犹可为也。”

  同日 致信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军长毛炳文:“红军北上为抗日,此外悉无所求,先生断乎不可以恶意抗拒。”“已电告甘南甘北部队,在贵军不过为已甚条件下,不与先生以困难。如先生赞同一致抗日之议,可随时派人与前线红军首长协商。”

  9月10日 同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指出:胡宗南、毛炳文、王均部三个师准备向通渭进攻,红四方面军通渭、庄浪部队宜向西迫近秦安游击,迟滞敌军,掩护红二方面军提前北进。红二方面军速通过通渭进至界石铺、通渭之间休息,准备经界石铺转静宁、固源、隆德之间。同日,又致电彭德怀并告左权、聂荣臻,要红一军团第二师速转移至静隆大道,相机袭占庄浪,迟滞胡宗南、王均部进攻通渭,以便红二方面军转移至通渭以北地域休息。

  9月11日 同周恩来、秦邦宪致电彭德怀、刘晓、李富春: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通图书馆。明日开始寄第一次书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转寄彭德怀、刘晓停一星期。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散失。以后将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

  9月13日 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并任弼时、贺龙、刘伯承:红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的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宗南占领该线,这是最重要的一着。我们已派一个师向静宁线出动,滞阻胡宗南西进,以便于红四方面军出陇定大道,并准备作战。

  9月14日 就占领宁夏的部署问题,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如下部署:红一方面军主力,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开始从同心城、豫旺之线攻取灵武、金积地区,以便十二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红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阻止胡宗南西进,十月或十一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十二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红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于咸阳、平凉之线以南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互相策应;由陕北派出游击支队至泾水以南活动,牵制胡宗南的侧后。“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当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时,二方面军仍在西兰大道以南,包括陕甘边与甘南,担负钳制敌军之任务。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在这一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中,三个方面军须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并与甲军取得密切之配合。”

  9月15日 同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等红一方面军负责人及陕甘宁省委负责人,指出:九、十两月须用全部精力进行宁夏的军队运动与回民哥老会运动,务必取得决定的成绩。所有各兵团领导及政工人员,务必克服对统一战线及回民工作认识不足、教育不力、工作不切实的弊病,必须选拔与指定多数得力干部担任此种工作。

  9月15日、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发言,着重阐明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问题。他说:民族资产阶级在大革命时参加过革命,一九二七年叛变了革命。现在,由于经济危机的加深,日本的压迫,买办资产阶级在南京政权占据了绝对优势,民族资产阶级有转变到革命方面的可能。事实证明,只有共产党有力量领导抗日统一战线,但这样的领导是要争取,现在正在争取。国民党也正在争取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中间阶级有成立新的政党的可能,他们有广大的群众,但他们是动摇的,我们应当争取他们。大革命时,我们同资产阶级实行联合,这是世界上第一次,那次联合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现在重新与资产阶级联合,更应该由我们领导,这样才能实现抗日的胜利。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加紧对南京以外各党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更能逼蒋走到抗日。我们改倒蒋为批蒋,改反蒋为联蒋,而我们的警戒是不能放松的。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建立民主共和国是当前的任务。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不是国民党所说的西方现代国家,它是有资产阶级参加的工人农民的国家。一旦民主共和国建立起来,我们应该参加,但要保持共产党政治上的独立性。民主共和国一定要在群众运动、红军和苏维埃不断扩大的条件下,才能建立起来。毛泽东还批评了过去中央苏区在组织问题上的宗派主义错误,指出对“罗明路线”、对萧劲光等人的处理是错误的,不让瞿秋白随军长征也是不对的。十七日,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指出:“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最好方法,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保障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完全独立,和内部的团结一致性,是使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主共和国得到彻底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

  9月17日 致电彭德怀:“胡宗南全部到西安,正陆续西运,甚速。已连电朱、张速以主力进占界石铺。为配合打击胡宗南,似有以我一军团一部向固原南部及西南部出动之必要。而在一二日内聂率之第一师宜集中行动,配合策应于静隆大道北侧,向大道绕击,阻滞胡敌西进,同时以利我四方面军北出界石铺大道。”同日,与周恩来、彭德怀再电朱德、张国焘:我第一师已到静宁、会宁北端的单家集一带,红四方面军主力务须在三天内进占界石铺及以西地段,否则胡军乘汽车将在二三日内控制界石铺。

  9月18日 致信宋庆龄,对她自武汉分共近十年来的革命救国言论和行动,表示敬仰。希望她利用国民党中委的资格作具体实际的活动,以“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信中说派潘汉年前来面申组织统一战线的意见,与她商酌公开活动的办法,并请她介绍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吴稚晖,当时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孔祥熙,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李石曾,当时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北平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当时任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长。孙科,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等与潘汉年面谈。

  同日 致信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当时任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中国征信所董事长。陶行知,当时任晓庄师范学校校长。沈钧儒,律师。邹韬奋,新闻记者和出版家。他们都是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提出:要达到实际地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信中还说:“我相信我们最近提出的民主共和国口号,必为诸位先生所赞同,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民主分子实行真正抗日救国的最好方策。”

  9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夺取宁夏问题。毛泽东发言说:今天讨论一个军事问题,就是夺取宁夏,大体计划已定下来了。夺取宁夏是打通苏联、发展红军、开展西北局面和对日作战的枢纽。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围绕这一环。夺取宁夏的胜利,对开展局面有决定的意义,陕甘亦可巩固。宁夏堡垒比较多,如果没有群众工作,专靠硬打是不行的。在这里,白军工作、哥老会工作、回民工作是整个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加紧十一、十二两月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决定成立宁夏工作委员会,李维汉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并以叶参谋长名义指挥军事。对于马鸿逵,要坚决、迅速地消灭之。我们总的策略是联合一切,但不联合马鸿逵,要估计到马鸿逵是绝对无联合可能的。对于土豪,目前一切不打。以后在不妨碍军事行动时,原则上不打,但在红军需要时、群众需要时,也可以打,并要估计到一切土豪没有不站在马鸿逵方面的。

  同日 就夺取宁夏、打通苏联问题,同周恩来、彭德怀复电朱德、张国焘并致任弼时、贺龙:“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宁夏气候比绥远、青海、陕甘北部及甘西较暖,且是产大米区域,在西北为最富。红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后,应顿住几个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千祈留意,至祷至盼。”

  9月21日 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复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贺龙、任弼时、刘伯承、关向应: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四同志的意见[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九月十九日致电朱德、张国焘,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指出:“胡敌由陕入甘,时机紧张,如我军指挥不集中,兵力无具体适切部署,则良机可以都全失去。”并提出建议:“马上以军委主席团集中指挥三个方面军作战。岷县朱张,陕北周王,应迅速亲临前线会合工作。”]。周恩来因准备去南京谈判,以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主席团地点暂在同心城附近为宜。

  9月22日 致信蒋光鼐、蔡廷锴[蒋光鼐,曾任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曾任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军长。],提出:“为达推动全国(包括南京在内)进行真正之抗日战争起见,特向先生及十九路军全体同志提议,订立根据于新的纲领之抗日救国协定[指一九三六年九月中国共产党草拟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拟具草案八条借供研讨,并祈转达陈真如[陈真如,即陈铭枢,曾任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前身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当时均为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主要领导成员。]先生及十九路军各同志。如荷同意,即宜互派代表集于适当地点正式签订。”

  同日 致信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参加发动两广事变,当时为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主席。李宗仁、白崇禧,国民党军桂军首领,在两广事件中反对蒋介石。],指出:目前抗日救国大计必须进入具体实际的阶段。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的重要一着。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对贵方所提草案各条,提出敝方意见,略有修改,如荷同意,即祈诸位先生签名盖章,即成定案。如有尚待磋商之处,即祈惠示,往返商妥,再行确定。

  同日 致信于学忠[于学忠,当时任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介绍彭雪枫[彭雪枫,当时为中国共产党派往山西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的代表。]去申述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救国之旨;指出“西北停战议和,首先贵我两军停止自相残杀,实为刻不容缓”。

  同日 致信蔡元培,希望他持抗日救国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

  同日 朱德致电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刘伯承,指出:张国焘不同意静会战役计划,拟根本推翻。“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指中共中央西北局九月十六日关于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与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会合的决定。]的,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

  9月23日 在保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访问,主要谈联合战线问题。在解释共产党对国民党政策的改变时说:主要有三个因素影响这种改变,第一是日本的严重侵略,如果不同国民党合作,我们对日抗战的力量是不够的;第二,中国的民众和许多爱国的官员都渴望国共两党为抗日救国而重新合作;第三,国民党内的许多爱国分子也赞成同共产党重新联合。为了实现这一联合,一定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和国防民主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一)抵抗外敌侵略;(二)给予民众以民主权利;(三)发展国民经济。在回答实行联合战线,共产党是否放弃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时说:这要由反日运动的发展来决定。如果不救济农民,反日纲领是不能实现的。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性质,它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但并不反对现在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同日 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告贺龙、任弼时:已照来电向部队大动员,拥护与庆祝会合胜利,并通知全党全军注重当前的政治任务,对过去争论一概不谈。林育英俟朱、张到达界石铺大道即动身来前方。

  同日 致电刘鼎:我党与南京谈判条件已交潘汉年带来西安。张学良从中斡旋甚好,迅速达成和平统一,国家民族之福。蒋介石向西北进攻,我方已有相当准备,立于防御地位予以打击,促其觉悟。

  同日 致信李济深,希望他和李宗仁、白崇禧派遣政治上负责人员来陕,能有专人常驻,沟通情意。信中说:“国难如斯,非有几个纯洁无私之政治集团及许多艰苦奋斗之仁人志士为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中坚,伟大的反日统一战线之真正完成与坚持斗争,是不能容易达到目的的。”

  9月24日 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接朱德来电,张国焘又动摇了北上方针,我们正设法挽救中。为使胡宗南不占去先机,请加派有力部队南下交红一军团指挥,增兵界石铺并分兵至隆德、静宁大道游击。至要。

  同日 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再次表明与张国焘之间的争论应该一概不谈,集中全力与团结内部,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电报说:胡宗南部陆续入陕,企图压迫与削弱红军,隔断中苏,隔断东北军与红军,然后强迫我们就范,成立妥协。我们的对策:第一步骤似应集合三个方面军于静宁、会宁、定西一线及其南北,给胡宗南以相当打击,使其不能达到隔断红军、各个击破的企图。第二步骤以两个方面军占领宁夏,以一个方面军控制胡宗南,占领宁夏是整个政治军事上极重要一环。至于第三步骤则在占领宁夏之后,那时我们已得远方帮助,处于有利地位,分兵略取甘西、绥远,乃至重占甘南均甚容易。电报还说:红一方面军一师已占领界石铺,红四方面军宜以先头师迅速进入,余部陆续北上。

  同日 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复电任弼时:“中央内部的团结一致,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当前政治的军事的总方针,已为大家所同意,则中央内部的团结已有充分保障无疑。关于统一指挥等问题,正依照你们的提议等待国焘同志等北上商讨一切。”

  9月25日 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四方面军决心向西,从永靖渡河,谋占永登、凉州,其通渭部队二十四日撤去。据云渡河后以一部向中卫策应一方面军占宁夏。此事只好听他自己做去。”电报强调目前阻止胡宗南西进仍属重要,界石铺仍应确保于我手中。同日,又电彭德怀:“四方面军既向西,应考虑何时由何地策应二方面军北上问题”。

  9月26日 致电彭德怀:“国焘动摇,老总[老总,指朱德。]曾有电来表示很不满意,说到漳县与张等开会,但结果仍是西进。其参谋长周子昆电告,部队已动,在通渭者二十四日撤,其部署是经水靖渡河向乐都进。他们有造船工人,据云渡河不成问题。但我所虑者,毛、胡[毛、胡,指毛炳文、胡宗南。]将先据乐都,且将先据永登、凉州,遮断其西进路。所谓一部出中卫策应,恐是空中楼阁。”

  同日 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秦邦宪致电任弼时、贺龙、刘伯承:“请你们向国焘力争北上计划之有利,西进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且妨碍宁夏计划。”本日,又与林育英等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大道,不会有严重战斗。一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策应,二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钳制之”。

  同日 致电刘鼎,提出不要买普通战术书,只要买战略学书、大兵团作战的战役学书,中国古时兵法书如《孙子》等也买一点。张学良处如有借用一点。

  9月27日 同周恩来、彭德怀复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朱德、张国焘等九月二十六日致电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并告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红四方面军已决定西渡黄河,并已按西渡计划行动。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西渡计划万分不妥时,则请中央明令停止西渡,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并致贺龙、任弼时、刘伯承,告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关于坚持四方面军执行北进方针的意见,指出:“中央认为:我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一、四两方面军合力北进,则二方面军可在外翼制敌;一、四两方面军分开,二方面军北上,则外翼无力,将使三个方面军均处于偏狭地区,敌凭黄河封锁,将来发展困难。”“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指朱德、张国焘、陈昌浩九月十八日发布的关于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仍在外翼制敌,则万无一失。”复电强调说,务请顾及整个局势,采纳北上方针。本日,与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中央明令已下,请速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二十九日,红四方面军总部重新下达北进命令。

  同日 关于同南京进行谈判问题,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指出:“南京内部已起变化,民族资产阶级与上层小资产阶级均与以前不同,所以我们重提国共合作,力求停止内战,以便真正抗日,这是当前唯一正确方针。恩来准备出去,仍应南京要求,实亦有此必要,因七个月来,往来接洽者均次要代表,非负责人不能正式谈判。”

  9月28日 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朱德、张国焘来电说“停止西渡转向北进,先头师十月四日可到通渭,八日到界石铺”。为策应红四方面军北上,红一方面军第二师应立即南下,取直径超越隆静大道,相机袭取庄浪、秦安、天水,然后在大道渭水之间向华亭、陇县广大地区纵横游击,成为三个方面军之中间的战略支队。

  9月29日 同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告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回师北上之电敬悉,各同志十分佩服与欢慰。”“兄处似宜即用原占通渭部队,日内迅占通渭,以取先机。”

  同日 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二十八日电[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九月二十八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通报红二方面军的编制、人数(全方面军共一万三千三百余人)和士气等情况,反映“因远途中经过大小十余次战斗,干部伤亡颇多,因此,请派师、团级军政干部若干”。]悉,你们尚保存伟大力量,将来发展无量,可为中国革命庆贺。”“随营学校非常必要,你们所需干部主要靠此供给。我们从前线部队抽出大批高级干部,开办红大训练,储为将来之用。”“前四个月专学政治理论,后四个月政治军事并重。此外尚有造就连排长的普通科六百人,均长征中之优秀下级干部与战士。因此暂时不能供给你们,但准备于毕业后分配你们一部分。”

  9月 为国共两党谈判草拟《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草案提出:鉴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侵略的有加无已,“惟有两党合作并唤起民众,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与国家,实行对日武装抗战,方能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与恢复中国领土主权,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生存之目的。”协定草案共八条,其中规定:为了实行对日武装抗战,实现抗日救国联合战线,建立民主共和国,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国民党方面承认:停止进攻红军与进犯苏区,划定红军屯驻地区,改革现行政治制度,允许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释放政治犯。共产党方面承认:红军不向国民党区域攻击,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的言论与行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的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指挥与统一编制。这个协定草案的基本内容成为后来国共谈判的基础。同时它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各地方实力派谈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10月1日 致电刘少奇,提出力求迅速争取与刘湘[刘湘,当时任国民党四川省主席、国民党军四川“剿总”总司令。]建立关系,并指出:刘湘代表如在天津,应留他等候中央代表一同赴川。如该代表要求离津,应从他取得介绍信及各种关系。

  同日 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建议他们发一通知给各部队,“对一切白军相遇接近时,先由我方试派人员携带要求建立反日统一战线而态度诚恳的信件,如彼方先派人来或因同意我方要求派人来接洽,不论其动机仅是怕打或真有合作抗日诚意,我方均一律以诚恳面貌招待他们,以期沟通双方,扩大西北统一战线范围”。

  10月2日 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致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认为红二方面军准备在一星期后进入渭水以北地域,是可行的。根据红二方面军渡渭水后的敌我态势,提出:在十月、十一月内,似有集中三个方面军全力选择有利机会给南敌以打击的必要。但如果红四方面军的渡河技术能保证迅速在靖远、中卫地段渡河,则自以早渡为妙,对南敌一般可暂取钳制手段。

  同日 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询问可否先期占领通渭。同时指出:现全国人心愤激,要求南京抗战,南京亲日、抗日两派争论未决,新事变在酝酿变化中。

  同日 同周恩来致电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指出胡宗南十余个团数日内即将到达清水、秦安地域,与天水王部[王部,指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王均所属部队。]靠近,要求红二方面军应准备迅即开始移动,取天水以西道路。次日,同周恩来再次致电贺、任、关、刘:“你们宜乘胡敌尚未全部集中之时,迅速开始转移为佳。转移道路似宜走武山附近,并先以支队附电台从天水附近渡河,向胡敌前进,迫近胡敌,节节钳制,掩护主力转移。”

  10月3日 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红四方面军目前的行动部署: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宜攻占庄浪,以后续部队接占通渭。庄浪、通渭两处部队均向秦安迫近,掩护红四方面军主力北进,并掩护红二方面军从天水以西向北转移。除以一部接替已控制在我手中的会宁、界石铺大道外,宜迅将主力集结马营、通渭地区,主要注意天水、秦安方面。岷县、临潭部队宜迅速北撤。武山、甘谷方面宜配置相当兵力,掩护红二方面军转移。

  10月4日 致电彭德怀:朱、张来电主张速从靖远、中卫渡河,他们有造船工人,只要木料铁钉。同心城地区有铁匠能打铁钉否?我们准备派铁匠来同心城。同日,同周恩来、彭德怀电告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准备即派铁匠至同心城造铁钉。

  10月5日 同张闻天、周恩来致电林育英并告彭德怀:红四方面军屡次来电要求你去一次,我们觉得有此必要。请你立即结束现任工作,十月二十日前到达同心城,与朱、张会面,转达国际“七大”精神。党中央新政治决议案日内即送同心城。

  同日 同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告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提出:“为彻底消灭迫近会宁城西南门之敌,请你们令向会、静前进之部队即速截断会、静、定西间道路,以便我第一师及守城陈支队[陈支队,指红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政委陈漫远指挥的独立支队。]明(六)日将敌击溃后全部俘虏之。”“二方面军从六号起以四天行程经天水以西到达通渭。千万请你们派有力一部立即占领庄浪,在通渭、庄浪两地部队均向秦安迫近游击,以确实掩护二方面军之到达。”

  同日 同周恩来致信张学良,提出:为迅速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攻击时,我们才在自卫的方式上与以必要的还击,这同样是为着促进国民党当局的觉悟。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

  同日 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同意迅速从靖远、中卫渡河之意见,但甘谷、庄浪仍宜配置必要兵力迟滞胡敌,任掩护二方面军北进。”

  同日 致电李维汉,宋时轮、宋任穷,要他们立即派人经宁夏直到阿拉善旗达王[达王,指蒙古王爷达理扎雅。]根据地的定远营,确实侦察该地日本人修建机场、储存飞机情形,该地城堡高厚程度,达王步骑蒙兵数目,及宁夏到该地沿途里程、房屋、关隘等情形。

  10月6日 致电彭德怀并告左权、聂荣臻:“四方面军同意我们意见,以一个军到靖远布置渡河,以一部向甘谷、武山间及庄浪活动,掩护二方面军北移。主力位于通渭、马营、陇西、会宁地区,对付胡、毛[胡、毛,指胡宗南、毛炳文。]及定西敌。二方面军五日由徽县到天水以南,约九号到通渭。尔后拟令其转至瓦亭、隆德、静宁大道及其以南地区。”电报说:红一军团主力在红四方面军接防静、会段后,“我意以占领固原城、硝河城、青石咀三点之中间地区及其附近,南与二方面军接近为适宜,以便尽量将胡宗南军与东北军向西吸引,利于尔后之机动”。

  同日 致电李维汉、宋时轮:“目前不应过分威胁宁夏,因此东方仍以支队活动为适宜。二十九军亦不宜过早到定边。”

  10月8日 同张闻天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并彭德怀,通报同南京谈判的情况,并指出:“估计南京在日本新进攻面前,有与我们成立妥协可能,但一面仍以重兵压境,企图迫我就范。我们应争取迅速开始主要代表之谈判,求得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

  10月10日 致电彭德怀:朱、张已到会宁,询问见面人员与地点,中央已复。我们意见,以兄西去就他们为宜。“朱、张来电称中央及毛、周、彭,自称西北军委,又一电称执行毛、周、彭所示任务,亦事实上承认我们军委。我们方面曾有两电去,称朱总司令、张总政委,以后即照此种方式解决,以便顺利执行宁愿战役。朱、张以两总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各军作战。为使之增加对于执行军事任务之坚决性,防止可能的动摇性(在目前是防止对宁夏战役之某种可能的动摇),兄须加以特别之注意。”“见面时对老问题请一概不谈。”

  同日 致电潘汉年、叶剑英:张子华[张子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局副局长。]来电称,陈立夫[陈立夫,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赴宁数日可回,见了曾养甫,曾约恩来飞赴香港或广州会谈。我们答复:先停战,后谈判。看其复电如何再说。

  10月11日 同张闻天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彭德怀,征求他们对《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意见,指出:《草案》全文电达,请你们提出意见。“此草案是我方起草,准备恩来带往谈判,彼方可能容纳之最后限制,尚不详知。”

  同日 同张闻天致电左权、聂荣臻,刘晓,李富春,李维汉,宋时轮:同哥老会建立统一战线,是在争取其中优秀的分子,及扩大群众参加抗日,并利用它进行白区白军工作;而不是在苏区内另外给哥老会组织团体与军队,扩大与加强它在苏区内的影响与力量,造成我们自己工作中的困难。

  10月11日 、1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红军政治工作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红军的政治工作在克服长征中的疲劳现象,提高政治情绪上有成绩。应特别注意干部教育,在这方面过去有成绩,也有很多经验,主要是: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际并重;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教育课少而精。政治工作的方式要有计划性、纲领性和灵活性,既要集中统一,又要有伸缩性,注意各地方、各时期、各部队的差别,要适应游击战争的特点。整个红军教育,包括军事教育、政治教育、纪律教育和文化教育,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发言还着重谈了干部政策问题,指出:我们的干部政策,第一,是信任干部,对干部应用之不疑;第二,对个别干部的错误,不应扩大化,应帮助他彻底解决问题;第三,尊重地方干部,他们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第四,注意对干部进行政治教育。我们的干部标准是:第一执行党的路线,第二能与群众联系,第三有独立工作能力,第四遵守党的纪律。

  10月13日 致电彭德怀:“请按照十月作战纲领[十月作战纲领,指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一日下达的《十月份作战纲领》。《纲领》要求各方面军作好渡河和攻击宁夏的准备,从十一月中旬起,以红一方面军的西方野战军全部和红四方面军的三个军,进攻宁夏;以红四方面军的另两个军、红二方面军全部和陕甘宁军区独立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必要时抽一部参加进攻宁夏。]准备作出宁夏战役计划纲要,与朱、张面商后提出于军委。”“一、二两师本月底须集中固原以北,以便全野战军集中训练,至少半个月,预先准备粮食。”“充分注意个别同志之可能的动摇性。准备在无别部参加时,野战军单独执行冰期计划。”

  同日 同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朱瑞、邓小平,当时分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副主任。]:“九月二十三日小平同志来信,及一军团党务委员会的决议,我们完全同意。盼你们坚持这种方针,深入干部中去,从根本上转变工作作风,与发展思想上的斗争,教育干部,将干部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一步,是执行一切政治军事任务的决定一环。”

  10月14日 致电叶剑英:要迟延胡宗南进攻,使我在十一月十五日以前保持西兰大道于手中,以便红二、四方面军休息整理,顺利执行新任务。我方已向南京提出四项意见:第一,希望宁方坚持民族立场,不作任何丧权让步。第二,我方首先执行停止对国民党军队攻击,仅取防御方针,等候和议谈判集力抗日。第三,请蒋暂时以任何适当名义停止军队进攻,以便开始谈判。第四,在进攻未停止、周恩来未出去以前,准备派在沪的潘汉年进行初步谈判。

  同日 同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复电彭德怀,指出:为求党与红军的真正统一与顺利执行当前任务,对国焘及其他干部不可求善太急。我们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