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战略理论是新时期我国制定外交政策和指导外交实践的指南。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外交工作取得一系列的重大突破，我国学者对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战略理论的研究进一步得到深化，这一时期不仅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而且还出版了不少高品位的专著，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观点。归纳有关研究，其主要内容集中在：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关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关于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关于正确处理党际关系的重要原则；关于正确认识和对待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等。
一、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有近30篇文章和讲话的内容是论述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的。对时代主题的正确认识，是制定正确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战略的依据。当前，理论界普遍认为，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理论，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我国制定内外政策的基本依据和重要前提，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时代观的重大发展。由此展开的研究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提出
有论者认为，邓小平在论述和平与发展时的角度是不同的。和平是从“政治角度”，即东西问题；发展是从“经济角度”，即南北问题。（林中浩：《试论邓小平外交思想》，《长白学刊》1993年第2期）
也有论者提出，当今世界仍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并且当代正处于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阶段。邓小平是在抓住了战争与和平、落后与发展作为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这一结论的。（李世华、张士清：《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32页）
有的论者则进一步指出，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这两大好是同先前的革命与战争的提法相对的。它指明了在时代性质和发展方向不变的情况下，其主要内容是会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当今时代既伴随有革命与战争的特定内容，也蕴含着和平与发展的特定内容。（张中云：《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战略思想的理论和政治意义》，《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当代世界出版社1996年版，第9-10页）
亓成章从和平、发展两大方面进行了论述。他认为，邓小平在和平问题上不固守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观点，也不固守“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更不重复“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等盲目乐观的观点，而是以世界历史的眼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得出和平问题成为“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在发展问题上，邓小平的思路是明确的，要做到自力更生、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相结合，发展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同时也是发达国家的需要，拒绝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必将造成发达国家不可能再发展。在和平与发展的总体框架内，要为争取建立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斗争。（亓成章：《邓小平对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战略思考》，《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当代世界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7页）
周毅之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提出，和平与发展之所以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关系来说，是因为两种社会制度在世界总的政治经济格局中，既有相互排斥、相互斗争的一面，又有相互依存、相互协作的一面。这种“一球两制”的客观存在，当矛盾双方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时，往往不是表现为激烈的对抗，而是表现为相对缓和、相对统一。由此形成的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性，不仅提供了制约战争的重要经济环境，而且还提供了不同制度形成和平共处与竞争关系的重要政治环境。（周毅之：《邓小平的思维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240页）这一论证深化了邓小平“世情”观的方法论意义。
刘家俊等认为，邓小平在对外开放的实践中，总结并形成了务实的对外交往历史条件理论，即对外交往是复杂的有机互动结构体，作为对外交往的客方是否有意敌视、封锁己方，作为对外交往的己方是否自觉不自觉地与世界隔绝，再加上决策者是否审时度势把握时机，提出处理对外交往中一系列问题的正确决策，都是实现对外交往必不可少的历史条件。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论断正是在这一理论框架内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刘家俊、徐天铁：《略论邓小平对外交往历史条件的理论》，《华中理工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这一理论分析极大地突出了邓小平在论述时代主题时的能动性和主动性，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的外交战略理论正日趋成熟。
（二）和平与发展主题的内在逻辑
学者们普遍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密不可分的两大问题，两者互为保障，彼此促进。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基础。但是，有的学者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又表现为阶段性、互动性。这是由于现存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向新的格局演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特征。在这个问题上，王逸舟等学者从国际政治的一般性原理做了较为透彻的分析。（王逸舟：《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田德文：《摆脱“冷战思维模式”》，《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刘靖华：《民主与和平不是因果关系——博弈论视角的分析》，《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王缉思：《关于战争与和平理论的思考》，《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出版社1998年版）
（三）关于和平与发展研究的深层问题
虽然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但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区域化的进程加快，和平与发展也向纵深发展并渐显出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和平与发展的内涵及划分标准，和平与发展在未来新的多极国际格局中的功能及限制，和平与发展同全球化的民同等等，这些也都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目前，有关的研究多以论文的形式出现，在理论建构上取得了初步的成就。（刘靖华：《民主与和平不是因果关系——博弈论视角的分析》，《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王缉思：《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赵旭东：《科技革命对国家主权的影响》，《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李少军：《论安全理论的基本概念》，《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二、关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历史必然性
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战略理论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坚定不移的。在诸多研究中，除对邓小平这上思想产生的应然性考察论述外，有的学者进一步使这一思想得到升华。梁守德认为，战后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均推行过霸权主义政策，甚至出现过全球范围争霸的局面。现存的霸权主义在与帝国主义相联系时，有着较为鲜明的特征：①霸权主义是一种政策和行为，不像帝国主义那样，既是政策又指社会制度，具有两层含义；②霸权主义专指对外侵略扩张，其要害是军事干涉和军事行动，不像帝国主义那样表现为内外政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方面；③霸权主义没有社会制度根源，任何社会制度的国家都有可能推行这一政策，不像帝国主义那样是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特产。（梁守德：《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与中国的外交战略》，《河北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因此，在邓小平观察国际关系的视野中，霸权主义是践踏别国主权、破坏国际公认准则的一项政策和行为，不代表某种社会制度，不专指某个国家，不涉及所有的内外政策。但一旦推行了霸权主义政策，要调整和纠正也是极其困难的，这使得国际冲突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破坏性。这样，从国际战略运作的角度揭示出邓小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思想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与这种必然性相连带的，必然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长期性和可操作性，从而进一步避免了把反对霸权主义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同时又对新霸权主义的产生提供了较为明确的划分标准。
有的学者认为，从中国外交战略的目标、原则和重点看，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突出的是和平。维护和平是出发点又是归宿。这一突出特点成为我国新时期对外交往时以和平外交取代革命外交的鲜明特色。主要体现在：①全方位外交取代了区分敌我友外交，不主动搞对抗，不四面树敌；②经济优先外交取代政治首位外交，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确立了经济政治相结合的原则；③不结盟外交取代了结盟外交，改变了以意识形态的异同划分，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模式。（梁守德：《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与中国的外交战略》，《河北师字学报》1995年第2期）有的学才依照“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的提法，结合“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现代化”，“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的论述，认为邓小平真正揭示了中国与世界、中国的国力与其在国际上所发挥的作用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些精辟的概括反映出中国在经历了对国际环境的过“左”认识和过激反应后，已经能够理智地处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把我国的外交战略从全球的宏观视角进行了适当的定位，从而使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更加具有正义性和国际意义。（林晓光：《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外交战略的反思与前瞻》，《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6期）
有的学者认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不仅是提高我国综合国力的客观要求，而且还具有着进行国际参与的必要性，它是中国外交战略走向21世纪的必然选择之一。这里有两个逻辑视点：一是从中国的角度认识世界，二是在世界的框架内了解中国。其中，前者强调自内而外的内部选择性，后者则突出自外而内的外部限定性。（林晓光：《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外交战略的反思与前瞻》，《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6期）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关系到以反对霸权主义与维护世界和平为前提条件的国家生存能力大小、综合国力强弱，以及能否使中国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成为真正的一极。因此说，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参与国际事务中无法回避的重要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我国面临的新的挑战，其重要意义和影响将延伸入21世纪。
鄂焕成等学者认为，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外交战略还呈现出新的特征，即改变了以往非常状态下“远交近攻”的战略布局，这是80年代以来开始的国际缓和潮流与中国内政的务实营造的结果，先后实现与周边国家关系正常化，为我国进一步推进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事业提供了地缘与区位优势，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拓宽了国际空间。但是，对于一些潜在的问题不容忽视，如南沙群岛问题等。（鄂焕成：走向成熟的中国外交》，《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2年第4期）
阎学通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视角出发，认为以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先导的中国外交战略，具有着强烈的非功利主义传统，这使得中国的外交战略有着较大的影响。（阎学通：《冷战后中国的对外安全战略》，《现代国际关系》1995年第8期）这一评价是较为新颖的，它赋予了我国现行的外交战略以深切的文化底蕴，同时有力地驳斥了“中国威胁论”。
（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历史继承性
这方面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比较研究中。通过比较研究，学者们指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既是中华民族斗争智慧的结晶，也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思维的新成果，其中蕴含着两代领导人浓烈至深的民族尊严感和民族使命感，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襟和强烈的世界意识。虽然他们身处不同的国际国内环境，时代内容各不相同，但是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一脉相承的。这方面的研究，从我国外交战略纵向的历史发展中，梳理出邓小平这一思想产生的深刻历史背景和发展的清晰脉络，显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同时，显现出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所具有的民族性格和政治品质。
（三）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途径
研究中普遍认同邓小平有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论述的重要性，普遍强调了这一命题关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本身所具有的历史艰巨性和长期性。在具体途径的选择上，除了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积极推动世界和平运动，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外，有的学者提出，要大力开展人民外交活动，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王朝文：《邓小平关于和平外交战略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995年第4期）这一研究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说明反霸、维和的途径十分广泛，人民外交具有世界性的影响，从一个侧面突出了人民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应该说，反霸斗争在新的形势下，还具有反对国际新殖民主义的一面，从这方面对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途径的研究也是非常多的。
三、关于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王蔚认为，邓小平立足本国实际，放眼全球局势，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出了独创性的发展，表现在：①关于对内和平共处，实现了一个飞跃，即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设想；②关于对外和平共处，完成了一个创举：互相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③关于全球和平共处，抓住了一个关键，即高瞻远瞩地提出，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国际秩序的公正、平等趋势开辟了新的道路。（王蔚：《论和平共处原则在中国的发展》，《毛泽东思想研究》1997年第3期）
李世华等认为，邓小平在观察和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不是看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方面的不同不应当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而是始终如一地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标准；邓小平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妥善解决了某些国际争端和地区冲突，为中国赢得了极高的国际声誉；在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之际，邓小平最早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理论和主张，显示了邓小平高屋建瓴的世界眼光。(李世华、张士清：《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122页）
迟爱萍认为，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关键，是不干涉别国内政。一切国际旧秩序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以抹杀和践踏别国主权为特征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从根本上区别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旧秩序，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展，因此客观上要求不干涉别国内政是国际新关系中的最主要的原则。与此同时，互相尊重主权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核心，也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邓小平针对西方对我国所谓的“人权”问题的攻击，针锋相对提出“国权”的概念，进一步强调和巩固了互相尊重主权的核心地位。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共同要求，经济新秩序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必须同时做，才能切实地维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迟爱萍：《邓小平对中国对外关系问题的战略思考》，《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4年第5期）
王沪宁指出，一种秩序需要一种有机的机制运作，否则秩序是不能存在的。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要有战略上的选择、政策上的反映，还必须要有体制上的安排，建立一套国际性的体制来维护。这样，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建立国际新秩序便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具有生命力。（王沪宁：《邓小平同志对国际战略的思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巡礼》，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王芝认为，邓小平倡导的国际新秩序有三个特征：①国际新秩序的基本特征和核心内容是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②在国际新秩序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唯一的选择，它切实反映了新型国际关系最本质的特征和属性，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和基本精神；③国际新秩序中经济与政治并重是唯一可行的途径。（王芝：《促进和平与发展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106页）
四、关于正确处理党际关系的重要原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依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在总结党际关系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即新的、健康的友好关系，并且制定了如何正确处理我党与外国党关系的指导原则，从而为新时期党的对外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思想和政策基础。由此，有关我党对外的党际关系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时期。
（一）关于新型党际关系的定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明确定位在“和平与发展”，在对外政策上，我国明确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在此基础上，党的对外工作的指导思想，冲破了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羁绊，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处理党与党之间的关系。
李淑铮认为，在工作目标上，由“支左反修”转向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做贡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理论学习中心组：《发展新型的党际关系》，《人民日报》1998年9月22日）这种新的定位是与政党外交的新机遇和邓小平务实的洞察力紧密相关。政党外交的新机遇来源于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变化，尤其是世界各类政党不断分化组合，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内外政策和政局的走向。与此同时，邓小平对如何建立新形势下的党际关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主要有：①反对以一党一国的经验和实践来判断别国和国际共运的是非；②坚持各国党要根据本国实际独立自主决定本国的问题；③强调完全平等和相互尊重各自对自己事情的判断和选择的原则；④主张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成为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障碍，等等。（李淑铮：《以邓小平外交思想为指针，进一步开拓党的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求是》1996年第10期）
（二）关于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重要原则
新型党际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拓宽与各国政党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建立党际关系的原则相应地也具有着很强的操作性，具体内容有四个方面：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其中，维护和尊重各国党的独立自主是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基础；完全平等是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关键；互相尊重是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前提；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是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保证。（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理论学习中心组：《发展新型的党际关系》，《人民日报》1998年9月22日）这一论证反映了新型党际关系建立的重要原则已经系统化，并将在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关于新型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
邓小平是把党际关系同国家关系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和处理的。关于发展党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有一个重要着眼点，即通过扩大党际交往，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不仅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也发展同西方国家的社会党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的关系。（李世华、张士清：《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210页）此外，新时期的政党外交还构成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主要表现在它与政府外交、议会外交、民间外交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服务于总体外交的总目标。（中联部研究室：《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发展》，《求是》1995年第19期）这类研究从可操作性上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政党外交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
（四）关于党际关系与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
权威研究认为，加强对外经济交流，促进经贸合作，为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全新的领域。《中联部研究室：《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发展》，《求是》1995年第19期）为此，有的学者围绕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高国家综合国力，进一步提出党际关系必须服从、服务于国内的经济建设的大局，这是全国人民的利益所在，也是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大事，并且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李世华、张士清：《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页）此类分析把党际关系的着眼点与经济建设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功能上明确了新型党际关系的历史任务与重要性，这有助于制定和把握党际关系的具体政策。
五、关于正确认识和对待国际形势的新变化
不少学者认为，邓小平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世界进入新旧格局转换的历史大变动时期以后，以全新的思维方式为我国制定了一系列处理对外关系的策略，主要有：①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深着应付。其中冷静观察分析国际局势的前提，稳住阵脚是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政治基础，沉着应付是国内稳定的保障；②把握有利条件，利用矛盾，掌握主动权；③韬光养晦，善于守拙，永不当头，又有所作为。这里，指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称霸，体现了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根本国策，以及真正的不结盟，以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基本目标，同时要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④不搞意识形态争论，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李世华、张士清：《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除上述五大方面，我国学者对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战略思想的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也得到拓展：
（一）关于邓小平总体外交思想与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关系
表现为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继承性与发展观问题上，是90年代以来研究热点之一。总体上，以邓小平外交思想史为线索，从如下方面给予了详尽的阐发：爱国主义、国际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与继承、发展；战争与和平的观点；坚持独立自主的基本立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支持被压迫国家和人民，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开展对外经济合作；不怕鬼，不信邪，坚决反对外来干涉和压力的大无畏精神，等等。由此，学术界在研究中普遍认为，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和中国社会的变革紧密相联，邓小平的外交战略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2月南方谈话，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至1982年）：邓小平外交战略的主要目标是“推迟世界大战，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其主要战略策略是充分利用美、中、苏“战略大三角”和“三个世界”的格局，稳定周边形势，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为改革开放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第二阶段（1983年至1989年上半年）：我国对外战略体现为“两个转变”，即向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转变与向和平时期的国防战略转变。与此同时，邓小平适时地提出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实现国家的统一大业和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主张中国积极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这是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经济腾飞的必由之路。
第三阶段（1989年下半年至1992年）：针对苏东剧变所导致的国际局势突变，邓小平一方面提出了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在升级；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冷战已经开始；当今世界正处于新旧格局交替过渡时期，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等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国际格局变化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另一方面，邓小平又明确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十二字方针”，作为国外交策略的指导原则。（李世华、张士清：《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徐胜希：《论邓小平为现代化建设争取和平国际环境的战略》，《科学社会主义》1995年第2期；范明英、王英林：《跨世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观》，《长白学刊》1995年第2期）这方面的理论研究的一致性，表明90年代邓小平外交战略理论研究己达到系统化、一体化的程度，为进入21世纪的邓小平外交理论研究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应该说，邓小平外交思想与毛泽东外交思想有一脉相承之处，更多的还表现为发展上。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与专著较多，较为有颜声毅、张光佑、沈建钢、邓淑华的论著等。（颜声毅：《邓小平对毛泽东独立自主外交思想的完善和发展》，《复旦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张光佑：《邓小平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沈建钢：《试析邓小平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研究》1994年第4期；邓淑华：《邓小平国际战略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4期）
与此相关的是，对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体系的划分。我国学者普遍认为，邓小平外交战略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内容博大精深，十分丰富。学者们的概括有九个方面（柳瑟青：《系统研究、深入领会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现代国际》1994年第3-6期）、七个方面（赵曜：《邓小平同志的国际战略思想》，《教学与研究》1994年第5期）、六个方面（赵磊：《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初探》，《毛泽东思想论坛》1992年第3期）、五个方面（迟爱萍：《邓小平对中国对外关系问题的战略思考》，《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4年第5期）和三个方面（林中浩：《试论邓小平外交思想》，《长白学刊》1993年第2期）等。其中，以柳瑟青、赵曜概述得较为科学和全面。
（二）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邓小平外交理论与中国外交
纵观90年代对邓小平外交战略的总体研究，面向21世纪的探讨成为一大特色。面向21世纪的研究总体上以宏观研讨居多，主要表现在综合国力、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国际新格局、科技改革、地缘政治等诸多角度。从微观角度探讨的也有，如区域政治、周边环境、领土争端、国家结构形式等。但是，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考察21世纪的中国外交，均显得不系统，拓展的领域尚未达到对90年代有关问题探讨的广度和深度，但是在对邓小平外交理论作面向21世纪的评价时，已经开始引进了相关国际政治理论的范式，使研究趋于专业化，这预示着关于邓小平外交理论的研究将会出现一个新高潮。（王逸舟：《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冯少雷：《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论转型国家制度变迁与对外政策的相关性》，《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王缉思：《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国家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二）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邓小平外交理论与中国外交
纵观90年代对邓小平外交战略的总体研究，面向21世纪的探讨成为一大特色。面向21世纪的研究总休上以宏观研讨居多，主要表现在综合国力、国家完全、意识形态、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国际新格局、科技革命、地缘政治等诸多角度。从微观角度探讨的也有，如区域政治、周边环境、领土争端、国家结构形式等。但是，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考察21世纪的中国外交，均显得不系统，拓展的领域尚未达到对90年代有关问题探讨的文度和深度，但是在对邓小平外交理论作面向21世纪的评价时，已经开始引进了相关国际政治理论的范式，使研究趋于专业化，预示着关于邓小平外交理论的研究将会出现一个新设法。（王逸舟：《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治理少雷：《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论转型国家制度变迁与对外政策的相关性》，《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五缉思：《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国家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三）以邓小平外交思想为基础，建立中国国际政治学学派
邓小平外交理论是我国外交工作的行动指南。面对以综合国力为后盾的国际竞争，邓小平外交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实践，给2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开辟了空前广阔的国际生存空间。鉴于此，综观当前中国国家外交和国际政治理论的现状，有的学者较早地提出应建立“中国国际政治学党派”，这在学术界和外交实践领域都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其中，资中筠的提法最为中肯。她认为，我国当代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问题的研究往往与对外政策不可分，这造成“专业工作者提供资料于先，撰文诠释于后”的局面，早期是全盘接受前苏联的理论，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不大注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邓小平倡导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国际关系理论突破了至少两点定论：①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世界大战就不可避免；②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己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因而处于“垂死”阶段。尽管如此，理论上的开放比要滞后得多。（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正是邓小平外交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为我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如邓小平关于高科技发展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相互依赖、国家主权、国家安全、社会制度与国际关系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论述，都在国际政治理论基本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使邓小平外交理论或国际战略理论成为现存理论中唯一带来巨大影响的理论体系。这就决定着邓小平外交理论对国际政治理论的基础性地位。还有一些研究认为，应该在邓小平国际战略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基础性原理，使走入21世纪的国际政治理论具有“中国特色”。
目前，理论界普遍认为，由于对问题的关注不平衡，造成在论述邓小平国际策略方针等操作性较强的研究领域，有时难免出现低水平重复现象，未能深入到邓小平外交理论与国际关系基础理论相一致的层次，因而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加强。通过结合时代发展的新特点实现理论的创新，创建“中国国际政治学学派”，真正为中国在21世纪的纵横捭阖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主要参考文献
1、章忠国：《对九十年代中国外交的思考》，《安徽省委党校学报》1992年第1期；
2、阎树群：《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理论导刊》1992年第1期；
3、赵磊：《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初探》，《毛泽东思想论坛》1992年第3期；
4、蒋精华：《论世界格局重建过程中我国基本的外交战略方针》，《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
5、鄂焕成：《走向成熟的中国外交》，《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2年第4期；
6、魏史言：《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十一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民日报》1992年8月17日；
7、刘华秋、杨成绪：《努力创造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人民日报》1992年11月9日；
8、林中浩：《试论邓小平外交思想》，《长白学刊》1993年第2期；
9、程伟礼：《邓小平关于国际战略问题的新思路》，《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
10、杨成绪：《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两大主题》，《人民日报》1994年2月14日；
11、裴默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推广及其影响》，《国际问题研究》1994年第3期；
12、柳瑟青：《系统研究深入领会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现代国际关系》1994年第3-6期；
13、王琢：《邓小平论当今世界》，《岭南学刊》1994年第4期；
14、刘文祥：《邓小平对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15、沈建钢：《试析邓小平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研究》1994年第4期；
16、颜声毅：《邓小平对毛泽东独立自主外交思想的完善和发展》，《复旦学报》1994年第4期；
17、赵曜：《邓小平同志的国际战略思想》，《教学与研究》1994年第5期；
18、迟爱萍：《邓小平对中国对外关系问题的战略思考》，《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4年第5期；
19、李忠杰：《积极争取和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求是》1994年第6期；
20、李仁德：《论邓小平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思想》，《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21、周尚文：《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文汇报》1994年6月4日；
22、栾雪飞：《论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与中国现代化》，《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6期；
23、陈忠经：《胸襟开阔 放眼世界放眼世界——学习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初步领会》，《人民日报》1994年8月5日；
24、李淑铮：《认识世界形势和把握国际战略的最有力武器》，《求是》1994年第11期；
25、徐胜希：《论邓小平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战略思想》，《社会科学》1994年第12期；
26、田曾佩：《学习和领会邓小平同志的外交战略思想》，《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不动摇》，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
27、徐胜希：《论邓小平为现代化建设争取和平国际环境的战略》，《科学社会主义》1995年第2期；
28、范明英、王英林：《跨世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观》，《长白学刊》1995年第2期；
29、梁守德：《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与中国的外交战略》，《河北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
30、王沪宁：《邓小平同志对国际战略的思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巡礼》，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1、王朝文：《邓小平关于和平外交战略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995年第4期；
32、邓淑华：《邓小平国际战略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4期；
33、夏先良：《试论我国的经济外交》，《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
34、钱其琛：《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求是》1995年第12期；
35、阎学通：《冷战后中国的对外安全战略》，《现代国际关系》1995年第8期；
36、张谦：《邓小平是怎样看待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的》，《人民日报》1995年8月29日；
37、中联部研究室：《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发展》，《求是》1995年第19期；
38、高尚斌：《邓小平的国格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巡礼》，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9、王仲莘：《论邓小平的中国形象观》，同上；
40、王秀云：《论邓小平的独立自主思想》，同上；
41、陈其德：《试论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体系》，《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1期；
42、李淑铮：《以邓小平外交思想为指针进一步开拓党的对外工作新局面》，《求是》1996年第10期；
43、钱其琛：《深入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 进一步做好新时期外交工作》，《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44、郑必坚：《坚持邓小平外交思想不动摇》，同上；
45、谷永江：《大力发展对外经贸事业，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同上；
46、傅耀祖：《求是的精神 无畏的气魄》，同上；
47、姜长斌：《试论中国的国际战略理论及运作》，同上：
48、高屹：《邓小平新时期的外交战略思想述论》，同上；
49、谢益显：《全面、丰富、深刻的邓小平外交思想》，同上；
50、张中云：《论邓小平关于对外开放与外交战略之间关系的思想》，同上；
51、齐怀远：《邓小平的民间外交思想与实践》，同上；
52、李向前：《邓小平的民间外交思想与实践》，同上；52、齐怀远：李向前：《当代中国外交形象论》，同上；
53、王芝：《促进和平与发展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同上；
54、张光佑：《邓小平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同上；
55、高恒：《认真学习邓小平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战略思想》，同上；
56、贺宇红：《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处理国际事务》，同上；
57、沈修：《在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引下，反对全盘西化，开创对外文化交流的新局面》，同上；
58、黄仁伟：《论邓小平关于保持国际环境稳定的战略与策略》，《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7年第1期；
59、罗兴佐：《论邓小平的和平思想》，《吉安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
60、刘利亚：《邓小平关于国际战略的理论》，《广东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61、王蔚：《论和平共处原则在中国的发展》，《毛泽东思想研究》1997年第3期；
62、刘家俊、徐天铁：《略论邓小平对外交往历史条件的理论》，《华中理工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63、林晓光：《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外交战略的反思与前瞻》，《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6期；
64、卫灵：《邓小平对时代问题的科学探索和理论认识》，《国际观察》1997年第6期；
65、刘杰：《邓小平的跨世纪战略观与21世纪中国的国际定位》，《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4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66、曾哲、李平：《邓小平全球战略与中国区位发展思想探论》，同上；
67、陆云、邓兆明：《邓小平的“东西南北”战略思想探论》，同上；
68、刘鹏：《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科学判断》，同上；
69、邵开华、吕刚：《论邓小平新时期海洋战略的理论与实践》，同上；
70、艾丰：《国际竞争和名牌战略》，同上；
71、廖锡龙：《学习邓小平国家主权思想，努力维护国家稳定和统一》，同上；
72、吴广良：《论邓小平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同上；
73、常志、郑克卿：《论邓小平的国权思想》，同上；
74、向力心、李灿珍：《新时期邓小平世界意识研究》，同上；
75、邹积贵：《世界主题与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同上；
76、陈新：《抓住机遇 振兴中华》，同上；
77、甄树堂、赵德喜：《邓小平核战争思想的基本特征》，《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1998年第1期；
78、卫灵：《析邓小平外交理论的基本内涵》，《理论与现代化》1998年第3期；
79、傅耀祖：《深入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推动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外交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80、曲星：《和平与发展的思想武器：学习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体会》，《外交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81、陈均生：《试论邓小平外交哲学》，《外交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82、卫灵：《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外交思想活的灵魂》，《理论前沿》1998年第10期；
83、郭景芳：《邓小平与中美建交》，《外交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84、杨闯：《试论邓小平外交思想与中国国际环境》，《外交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85、张殿军：《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外交战略思想》，《天津党校学刊》1998年第3期；
86、杨闯：《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光明日报》1998年10月9日；
87、唐卫斌：《创举与实践：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体会》，《外交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88、曹泳鑫、李燕：《主权·发展·和平：论邓小平理论与中国新时期外交思想》，《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
89、吴建功、龚长华：《邓小平国家利益观与中国国际战略》，《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8年第5期；
90、唐家璇：《在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引下胜利前进》，《求是》1998年第20期；
91、郭希华：《试论邓小平的人权思想，坚持国权重于人权》，《上海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
92、房乐宪：《论邓小平关于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的外交思想》，《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11期；
93、俞邃：《紧紧把握时代风云：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简析》，《世界知识》1998年第24期；
94、王英烈、唐家柱：《论邓小平遏制霸权主义威胁的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1998年第4期；
95、傅耀祖：《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时代精神》，《外交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
96、袁庆华、俞晓秋:《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及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影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8年第6期；
97、马云：《邓小平关于当代世界主题的战略思想》，《社会主义研究》1998年第6期；
98、张历历：《试论邓小平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外交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
99、张玉良、王羽、汤淑芳：《大战略家的思维取向：试论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998年第6期；
100、戴秉国：《邓小平外交思想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历史性调整与开拓》，《求是》1999年第1期；
101、朱昕昌、宋德星：《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新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2期；
102、王缉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延顿的文明冲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03、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04、席来旺：《外交谋略》，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
105、李世华、张士清：《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06、王泰平主编《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107、丛凤辉主编《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当代世界出版社1996年版；
108、亓成章、陈锋主编《中国的国际环境与世界若干国家的跨世纪发展战略》，当代世界出版社1996年版；
109、亓成章、李援朝、张琏瑰主编《当代国际政治理论与热点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110、沈骥如：《中国不当“不先生”，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111、李忠诚主编跨《世纪的世界政治》，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
112、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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