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被称为立国之本。它是在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受中央委托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提出的。其背景在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肇端，开始了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根本转移，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而与此同时，极少数人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归结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本身，散布怀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言论，攻击人民民主专政，甚至出现了少数人闹事的现象。这种情况严重危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干扰拨乱反正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因此，四项基本原则适时提出并发挥了它的重大作用。有关政治保证理论的研究从那时就开始了，在80年代就已初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框架。进入90年代，尤其是党的十四大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概括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政治保证理论之后，研究进一步深化，四项基本原则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理论框架也更加成熟，内涵更加丰富。
一、关于政治保证理论
有关四项基本原则的研究，实际上涉及中国国情的现实研究和对其理论追根溯源的研究。在这一背景下，才可以给政治保证理论以恰当的历史界定，因为只有中国的特殊土壤，才是四项基本原则的生成环境。对于国情的研究，又是与国际形势的研究密不可分的。有的学者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对我们党长期以来积累的经验，包括同林彪、“四人帮”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斗争的经验所作出的科学概括。（李忠杰、张锋：《邓小平理论简明读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182-183页）有的学者指出，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一个全新的完整的概念，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来的，但它的内容却并不是新的东西，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尽管我国走过了坎坷曲折的道路，但党和国家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却是始终不懈的。因此，在新时期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方面继承了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另一方面又在结合当前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运用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赋予了它以完整的、全新的概念。在邓小平的努力下，四项基本原则不再是一些空洞的政治理论，而是与我们现实生活息息相关，是有着丰富内容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倪大奇主编《邓小平社会主义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226页）
四项基本原则提出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轮廓日益明晰起来；这同时也是四项基本原则切入时代的最重要关节点。实现现代化是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目标，也是中国人为求得更自由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的努力。而在选择现代化之路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种种混乱的认识。由于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几百年现代化史的考察，忽视了其发展历程的渐进性与野蛮性，只看到它由几百年积累下来的文明成果，因此不少人“心向往之”，西化之音遂成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与西文式的现代化之间有鲜明的区别，不仅中国不具备现代化道路时的初始条件，而且现实可供选择的战略也已极其有限，资本主义高耗资源、恶化环境的模式如果在超大结构（主要是人口）与有限资源的中国实施的话，是不可思议的。故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在中国的条件下是行不通的。它不仅不能保证中国实现现代化，反而会使中国陷入动荡和贫困的深渊。因此有的学者认为，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难题，正是不发达国家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破坏旧世界之后建设新世界的道路上遇到的巨大难题。而我国国情决定了中国只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合理有效利用本国现有资源，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加速经济发展，走能够不断促进、能够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实惠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苏星等主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84页）
四项基本原则的目的，是了保证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那么，四项基本原则如何体现这一作用呢？有的学者认为，四项基本原则起保证作用，首先体现在使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成败的关键。其次，它能够维护社会的稳定，防止社会出现动乱。此外，还体现在它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必要的精神文明环境。（邢贲思主编《邓小平思想论典》序言，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14-20页）也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充分体现出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保证作用，首先，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要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要解决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探索思想理论领域的许多新问题，不断从改革实践中总结出新的理论结论，都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其次，我们所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国完善和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第三，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持稳定的政治局面。（殷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现代化建设的政治保证》，《光明日报》1992年12月28日）四项基本原则历经几次重大历史事件的考验，与我国的现代化大业息息相关，成为现代化大业的不可动摇的根基。这一事实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当代中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基本发展态度，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科学的历史必然性，是全党全国团结的政治基础。当然，我们也看到，从这一逻辑出发，学者们的研究向度、研究方法过于拘泥于对既有理论的论证和阐释，少有从我国人民生存的高度将之引向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原理，从而使理论完成其现实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使其获得对社会价值的强大统摄功能，并从这一角度延展开去阐明包括人权理论在内的价值取向。
在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中，政治保证理论与社会主义本质论等其他重要理论观点，在内容上紧密相关。正由于这样，在理解政治保证理论时，必须将之视为邓小平理论完整体系中的有机部分。然后在此前提下，细究其作为具体层次、具体方面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使之具有牢固的根基和丰富的内涵。有的学者指出，邓小平理论的主题和重点，可概括为：“一个精髓、两块基石、三个有利于标准、四个观点”，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的前提和政治保证。（洪从恒等主编《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序一，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事实上，我国的现代化之路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统一，是由我国特殊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决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要在短短的时间内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由几百年积累的文明成果，就必须走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之路。西方现代化道路是由社会的内部商品经济力量逐渐强大而采取自下而上的渐进式模式，整个过程表现为一种国家不断向社会让步的自然历史进程。我国从近代以来的若干次重大变革如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等等，莫不因国家力量和传统势力的过于强大而使现代化努力夭折，而新中国的建立则是在百年现代化史上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从理论上说，新中国的建立使现代化的进程获得了全新的生命力，建立了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制度性保障，但社会自身并未形成促成现代化的独立的、自治性的机制和领域，故新中国的建立有可能且必须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整合社会的现代化因素，形成推进现代化的巨大合力。
在改革开放前的现代化实践中，由于种种“左”的或右的干扰，我国现代化历程屡遭挫折，不仅使现代化历程表现为曲折徘徊的状态，而且更使社会中的一部分人感到灰心失望、精神涣散，甚至转而寻求与社会主义相悖的道路。这当中“西化”的论调自然有了市场，从而使后发现代化受到“示范效应”影响更深（主要是西方的经验和知识层面的），极易丧失社会主义方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现代化模式是由国家（政治）与市场的双重启动，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来推进的。这一特殊性具有其历史必然性，但“西化”论调影响并未消失，甚至因国门打开、体制转轨、社会转型而使某些方面受到的影响更多更深了。这就使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能否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遇到了严峻的考验。在此问题上，有的学者从发展战略选择的角度和邓小平思维艺术的角度指出，在当今世界一体化趋势下，大国强国往往利用这一体化的关联把自己国家的制度、意识形态强加给小国、穷国，从而使后者屈服于前者，丧失选择发展本国的战略自由。而在邓小平思维中意识中心是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在现代化大潮中的繁荣和振兴。作怎样的制度选择，是由这一意识中心所决定的。“独立自主”、“走自己的道路”就是邓小平的战略自由，也就是说，一切按中国的国情特点和发展利益来决定，只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来选择我们的战略，一切外国都左右不了我们。（周毅之：《邓小平的思维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4-262页）在“独立自主”、“走自己的道路”的思维向度中，才能获得发展的战略自由，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其中心所在。
四项基本原则理论本身有自己特定的内涵，各部分之间互为条件、互相依存、不可分割，从而形成一个严密的科学的有机整体，同时因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而使自身形成一个开放的体系，随着时代特征的变化而发展，不断充实新的内容。四项基本原则是完整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同时将四项基本原则本身视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涉及到研究过程中的一个方法论问题，这就是我们将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评价忆淡化了其形式上的逻辑化、的标准，而重于其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并对这些问题给予了实质性的思考，提供了一系列有意义的解决方法与观点。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集中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特征，从不同方面构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完整的政治保证。其中任何一项都不能分割，也不能动摇，坚持其中的任何一项，都要求坚持其他三项来加以保证。（李忠杰、张锋：《邓小平理论简明读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186-188页）
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从我国人民的社会历史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结晶而又服务于现实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则又注定了它不断发展完善的机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没有可以借鉴的现成模式，因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是一个在不断摸索中积累经验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改革创新的过程。这就注定了四项基本原则必然随着时代主题和实践内容的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有的学者指出，四项基本原则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一些原理、原则一样，在实践中也要不断发展，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它是不断发展、充满活力的动态概念，而不是抽象僵化的教条。（逄先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求是》1994年第1期）另有学者认为，四项基本原则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原理，因而它们又必须与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实现具体化、本国化和当代化，获得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否则就会变成空洞的口号，甚至被随意曲解。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历史课题（即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给社会主义实践带来新的问题，国际环境也发生着接连不断的重大变化，因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更要求四项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不仅要适合中国国情，更要适合新的形势和任务。（蓝蔚青：《论四项基本原则的新的时代内容》，《浙江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四项基本原则在理论上是完整的和开放的，在实践上是科学的和规范的。在研究中，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与方法，并紧密联系当代的具体实践，才能真正理解和完善政治保证理论。广大学者已认识到这一点。
二、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基本内容
四项基本原则是随着我国社会实践内容外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的，因而学者们在研究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时，大多将四项基本原则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内容列入其中，并作为重要部分进行讨论。
（一）关于坚持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我国人民顺应历史潮流的选择，经过几十年的艰难探索和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许多深刻的教训，因此，必须彻底摒弃过去对社会主义的某些不正确认识，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这些问题，我国学者结合时代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作了初步的总结。有的学者从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正是由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使“全盘西化”的阴谋破产，使我们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中站稳了脚跟，使改革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造福于人民群众的伟大事业，使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前进。（倪大奇主编《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96-199页）学者们指出，长期以来，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过于拘泥于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按荣分配；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等方面。这种从本本出发的片面认识误导了实际工作，加之受“左”的干扰，因而造成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上出现了教条主义、空想和僵化的思想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实践的发展和理论上的创新，党形成了坚持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学者们大多认为主要有：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一场新的革命，要通过改革来解放生产力；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等等。
有论者认为，坚持社会主义应注意以下问题，即坚持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把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落实到坚持判断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坚持共同富裕、按劳分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三者的统一；坚持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的基本国情相结合，等等。（牛星熙：《关于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点思考》，《邓小平理论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9页）有的学者指出，要真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并赋予它新的内容，归根结蒂是要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弄清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明确社会主义是逐步实现这些目的的过程。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基本停留在社会主义结构这个层面上，很少深究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坚持这样的制度，怎样才能更好地坚持这些制度，而且往往用静止的观点看待社会主义制度，忘记了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结构。把我们为实现目的而采取的各种手段当成目的本身，而不去考虑怎样使用手段才能有效达到目的，结果事与愿违。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新论述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从根本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才能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的问题。（蓝蔚青：《论四项基本原则的新的时代内容》，《浙江学刊》1994年第2期）
在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有的学者认为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就安定不了，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强大起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把中国人的力量凝聚起来》（李绍勤：《中国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4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366-367页）如何才能坚持社会主义，涉及到大如国体、政体、经济、文化等，小如个人之独立人格、主体意识、价值取向等，在统一的社会主义理论下有宽广的研究领域等待着发掘。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也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机制的僵化最终导致整个社会体系的坍塌，我国也曾长期受其影响，负面效应亦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来，给改革开放事业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如何深究其因果，吸取其教训，从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不可轻视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应该吸取以下教训：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增强社会主义国家凝聚力；必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防止“和平演变”；必须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反对个人专断；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培养好接班人。（葛霖生：《从苏联解体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问题》，《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4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373-375页）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存在又是丰富的，因此社会主义对于存在的确证便体现出它的优越性。优越性从何而来？它不能光凭口头上作答，更要在现实中切实地使人们亲身体会。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观点，充分体现出它的特色来，概括起来，就正如有的学者所论述的那样，是“科学的”、“具有创造性的”、“充满活力的”、“富民强国的”、“具有实践性和发展性的”社会主义。（刘合行：《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色》，《黄淮学刊》1992年第2期）
（二）关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大多数学者认为，邓小平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真正理论，而且完整准确地坚持和推进了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在社会主义运动进入和平时期的今天，专政的职能显然与以阶级斗争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时期不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应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职能。邓小平由于能够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真实情况，而且还认识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已经建立但还很不完善，因而着眼于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而实现的途径则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有的学者概括了邓小平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突出特点，即具有完整性、具有求实性、具有辩证性和具有斗争性。（编委会：《论邓小平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群众出版社1994年版，第36-39页）另有学者认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在改革开放中其内容已发生变化，包括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和监督职能，发展人民群众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要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充分发挥政协在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中的作用，等等。（李忠杰、张峰：《邓小平理论简明读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页）也有学者认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健全民主与坚持专政两个方面的统一。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充分发展民主，加强法制，维护社会稳定，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强化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建立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度，加强人民军队建设，不断增强国防力量等等。（吴雄丞主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简明读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187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因而不能照搬西方的管理制度，特别是由于超大社会与资源总量的矛盾、地区发展不平衡、民族众多、公民整体素质偏低的情况，决定了现阶段级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不可能实现全民直接选举，而只能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的制度；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上，必须反对传统体制下的高度集权，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真正实现各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等等。（孙关宏主编《邓小平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7-97页）
邓小平人民民主专政思想无疑对国家机器产生普遍的现实指导意义，这使对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研究在方向及方法上具有如下转变的可能：由重视对其一般原理、原则的研究发展到更切入实践活动，趋于对现实现象、现实问题的研究；由静态的、文献式的研究过渡到动态的、注重于操作性的研究。而这方面正是邓小平理论研究中一个较弱的环节。实际上，从实证的手段入手，亦可以将人民民主专政职能与具体国家机器的建设、发展乃至影响联系起来，例如有的学者就尝试性地从武警部队履行职能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详细探讨了二者间的关系，认为邓小平关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性、正义性的论述，奠定了新时期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邓小平关于人民民主专政与发展生产力相互关系的论述，指明了新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任务；邓小平关于民主与专政关系的论述，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邓小平关于依靠法制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论述，提出了新时期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尽快学会处理新课题；邓小平关于必须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的论述，指明了新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的建设方向》（树久雪：《试论邓小平人民民主专政思想对武警部队履行职能的指导意义》，《武警教育》1994年第11期）
在对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研究中，学者们的视点较集中于如下几方面：即邓小平人民民主专政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邓小平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新内容，如何坚持邓小平人民民主专政思想，坚持邓小平人民民主专政思想与现代化的关系，等等。研究中，不可回避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应当正确处理民主与专政的关系问题。由于时代主题的变化和现实国家主体在利益结构及社会层属上的不断分化，以往的阶级斗争理论显然不足以适应新的形势。在研究人民民主专政中最重要的一点，应该将人民民主专政置于法制之下，彻底改掉以往无法可依、有法不依和随心所欲的历史错误，因为从政治发展和参与型政治文化构建的角度来讲，这些缺陷正是政治发展（政治现代化）程度低幼和公民文化、人权意识不成熟的体现，只有将民主、建设、发展置于首位，而以国家机器的力量提供强大后盾支持，保驾护航，既不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能滥用专政的力量，否则政治生活难免出现悲剧的重演。有的学者己深刻地指出，民主与专政，应是民主为主，专政为辅。而且民主也好，专政也好，都要以法制为载体，依法行事，不能只由少数人规范民主或由少数人甚至一个人实行专政。（吴江：《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新发展》，《解放文选1978-1998》，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831页）在法治之下，对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规范的互动关系，避免政治泛化、全能政治的出现是非常有效的。故法治、民主、专政的关系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轫以来最为纠结的焦点，其最终的结果便是建立何种形式的政治——社会模式，在此架构下，一切社会事业都受其影响，改革成败亦系于此。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丰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在现实中，最重要的还在于它的实践性，即如何实现理论向现实的转化问题。对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研究，最大的问题就是落入陈套，只能理论论证而没有切入现实进行规约，因则将之从理论层次向操作层次的转变，是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研究的主要难点，如何才能使其具备完成转化的成熟条件，是今后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三）关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基本逻辑和历史实践的辩证统一。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如何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定位，中国共产党领导范围以及途径，如何坚持和改善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成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共产党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核心力量，也是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核心力量，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另一方面，党领导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改善，坚持党的执政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原则，但执政方法和领导方式必须适应新形势加以改革。过去党包办一切，党政不分，党企不分，党内民主集中制不健全，党群关系不正常等弊端必须加以扬弃。党正确贯彻党的领导是政治、思想、组织领导相统一的原则，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和活动方式，提高领导水平；党的各级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要加强自身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制度、理论等方面的建设等等。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之所以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由我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改革开放的进程、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来决定的。（孙关宏主编《邓小平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108页）显然，这个角度使坚持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问题联系了起来。面对改革开放的国内、国际新形势，必须改善党的领导，这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有的学者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论述了邓小平为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做了大量的工作，主要抓了三件大事，即一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全面整党；二是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文件来制止党内的不正之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三是突出了党在建立、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领导作用。指出只有从制度的改革入手，才能比较彻底地改善党的领导，使党在现代化建设中起先锋模范作用。（俞吾金：《邓小平：站在历史的天平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218页）也有学者指出，改善党的领导关键是改善党的领导制度，而党的领导最主要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并且认为中国出问题就出在共产党内部，必须加强党风建设，端正党风。（孙关宏主编《邓小平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142页）
我国学者对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研究，表现出纵向上的历史逻辑连贯性，强调邓小平的党的领导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而在横向上表现出务实和严谨的求真求实的态度，认为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把党建成领导全国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坚强核心，党的任务要彻底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而且学者们已注意到，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将其与政治之基础——“政治人”的培育结合起来，使二者能相互促进，走向统一。注重反对和摈弃那种以脱离群众根本利益和大搞形式主义为特征的“空头政治”，强调制度由人治而法治，权力由过分集中而有规范有监督的党内民主化法制化，工作方针上则坚持“两手抓”、“两手硬”，真正促党风，顺民意。因此，90年代以来的坚持党的领导理论研究，不但注意党内建设，而且由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推动和现实需要，而使党群、党政以及与经济文化和国际关系的联系等等方面的研究也展开了，表现出在更开明更宽松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下勇于开拓的特征，所述所论更切合实际，更平心静气，也就更显得积极主动，有面向时代的鲜明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以往研究中出现的教条学风和虚浮焦躁的毛病。
（四）关于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作为一种科学理论，一旦成熟就会拥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和体系结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前后相继发展历程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是由其在不同时代中的科学性与正确性来给予证明的。因此，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必须深究时代的特点，认真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和改革开放时代的历史实践课题，从而真正理解和认识邓小平理论鲜明的时代性和科学性，沿着理论的历史逻辑，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有的学者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坚持与发展的统一，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而邓小平理论则既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运用，又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创新和发展，在当今中国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邓小平理论，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李忠杰、张峰：《邓小平理论简明读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195页）
有学者从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比较出发，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同”与“特”，认为特色包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科学统一；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概括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有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是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遵循“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发展社会主义的方法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有别，等等。（陈奇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同”与“特”》，《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431-432页）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而发展之，则必遇到如何既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又根据新的时代特色和新的历史任务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邓小平坚持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从相互联结的三个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原则的丰富、政策的选择、体制的创新，从而把“坚持”和“发展”融为一体，推动了理论创造和发展。（李君如：《邓小平是怎样处理“坚持”与“发展”关系的》，《经济日报》1995年1月24日）有的学者提出了邓小平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包括的一些重要观点：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要同本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必须以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学马列主义要精，要管用；要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脱离现实政治的；思想理论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三不”方针（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邢贲思主编《邓小平思想论典》，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特定历史阶段的理论总结，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是不可能完全一成不变、固步自封的。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世界格局和国际环境也经常处于风云变幻之中。因此，在坚持的前提下积极探索，以新的经验材料和新的科学知识去丰富和发展它，才是真正的坚持。这就要求在研究中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创新的方针。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区分貌似坚持而实则教条化和僵化的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论调，与真正赋予其时代活力的邓小平理论之间的本质区别。同时，我国学者在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课题时，突出地对坚持和发展这一辩证关系进行细究，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背景、历史限制性到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历史环境都作了分析，认为邓小平理论正是契合了时代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要求而获得其社会现实动因，又加之邓小平以战略家的胆识和气魄而赋予其更鲜活真切的时代科学内容。因此，选择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旗帜，是“历史性的决策”。有的学者指出，在当代中国，要做一名真正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努力学习和掌握邓小平理论，并把它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它正是检验我们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保持一致的最根本的试金石。如果全党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就有了最可靠的保证。（刘吉：《三个伟大的“一百年”》，《解放日报》1992年11月6日；《中国政治》1992年第11期）学者们的研究集中在对坚持与发展关系的探究上，有利于对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论的明确，使理论的开创寻得免于僵化的途径。但另一方面，由于过于执著于对关系本身的阐释论证，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现实中邓小平理论的新发展；多于对原有观点理论的梳理归纳，而少于对理论本身的开拓和深化。从理论的完整性建构角度看，在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具体关系的研究上，尚无专门性著述。
三、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一）关于改革、发展和稳定
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处理得当与否，直接关系着我国目前以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能否顺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现代化建设以及国家长治久安。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将之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紧密联系起来。从这个角度出发，有的学者认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必须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不坚持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就会失去时代内容，坚持不好，也坚持不了；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有可能走到邪路上去；而割裂了这两个基本点，就会犯“左”的或右的错误，同样会动摇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洪从恒、李稼蓬主编《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8页）有的学者指出，改革是我国的第二次革命，它涉及到革除现行体制中的种种弊端，因而面广且深，必须从多方面展开，配套进行。因为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所以很可能会遇到某些难点，甚至会出现一些震荡，故需要在稳定的环境下进行，而要稳定则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长期、稳定、有序地推进改革大业的深化。（孙关宏主编《邓小平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188页）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建立保持社会稳定的制度、机制，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宽松有序的环境，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主题。有的学者认为，安定团结是一种政治局面的存在状态，它包括安定团结与生动活泼的辩证统一。其核心是政治稳定，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大会的政体，是我国实现政治稳定的政治基础。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持国家政权和政治制度的稳定，这既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和条件，也是政治稳定的要素和表现。政治稳定还包括坚持党的领导，通过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而使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团结和稳定。（孙关宏主编《邓小平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9-284页）另有学者补充道，坚持社会主义最有利于我国社会稳定，因为第一，社会主义能够实现社会稳定并不断要求巩固稳定，原因有四：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对立，实现和巩固了除台湾以外的国家统一；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方法解决各种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能靠自己的力量处理好发生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并靠自己的力量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国家和人民有了凝聚的核心和统一思想的基础。第二，社会主义要求不断巩固社会稳定，因为制度自身的完善、生产力的发展、民主政治的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都需要稳定有序的环境和工作步骤。（编委会：《论邓小平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群众出版社1994，第194-197页）
在对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各自内容及其内在联系上，学者们力图求证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严密性，而在三者各自实现条件、保证条件上则紧紧围绕四项基本原则展开，因此体现出三者与四项基本原则相统一的理论特色。显然，对于改革、发展和稳定，光就其关系而论是不够的，因而对其各自的探究就必不可少，对于影响三者关系的种种外部因素如价值的多元化、利益结构和社会层属的分化组合、社会失范、人中流动、国际风潮等，以及政治系统自身内部的腐败作风、官僚主义等影响稳定的因素，都应被纳入研究的视野中。故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动态的、廉洁的、高效的政治稳定和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的具体制度之创新是自然的，也就因此而展现出一个全新的领域，并形成一个个具体的方法、理论、观点来。如何实现对这些向度与四项基本原则的更密切更完整考察，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任务。
（二）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实践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最大的威胁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依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和社会思潮的状况，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影响安定团结，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各种言论作了毫不妥协的坚决斗争。有的学者提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危害在于：它极力宣扬、鼓吹和追求资产阶级所谓的民主、自由，想把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制、两党制，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的金钱崇拜、唯利是图思想和行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等等，“引进”或渗入到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来。（李忠杰、张峰：《邓小平理论简明读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页）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由于以一种社会思想文化的形式出现，打着民主，人道旗帜，极易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思想混乱，对社会意识形态直到肢解与破坏的作用。如果以深藏其后的政治目的来左右之并任其长久泛滥，就会动摇我国人民共同的政治基础和精神支柱。故必须将其与文化理论进行严格界分，说明各自的本质区别与外显特征，避免受其侵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还极易与境外反动势力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相呼应，内外勾结，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因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主要表现为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综合来看，学者们认为，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第二，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第三，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第四，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第五，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国策、基本道路，以市场经济主导社会经济必然会波及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出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疑虑，有人提出市场经济是否会导向资本主义自由化的问题。有的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了探讨，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两种市场经济有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是振兴社会主义的必由之中，且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政权进行宏观调控，所以发展市场经济不会导致政治自由化，相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列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刘重来：《发展市场经济会导致政治自由化吗？》，《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4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556-5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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