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概况
我国理论界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对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研究占据显著位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一研究大体经历了这样几个时期：一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到80年代中期，二是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到80年代末。这两个时期，分别围绕《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出版而形成研究热潮。第三个时期是90年代以后。这一时期，党的十四大报告、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和十五大报告，标志着全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认识更加成熟，理论研究也随之日趋活跃，并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
综观90年代的研究，其主要特征为“三多三少”：①泛泛之论少了，有份量有深度的研究多了。在前二个时期综合研究的基础上，不少研究者探幽烛微，深入开掘和阐述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精髓，各种研究专著和专题论文大量发表。②从理论到理论研究的少了，联系风云变幻的时代特点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有的放矢，切中时弊的研究成果多了。③对邓小平理论进行孤立研究的少了，将它放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历史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特别是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有关论述相结合进行研究的多了起来。
总的说来，90年代对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这些文章和论著数量之大、水平之高、涉及理论层面之广和深，都是前两个时期所无法比拟的。在此基础上，邓小平理论研究必将进一步引向深入。
结合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下一步研究的重心和前沿，至少有几点：①结合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的客观实际，研究和探讨精神文明建设的新特点、新问题；②密切关注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内市场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变化的新形势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影响；③着力研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④继续拓展和深化研究空间，特别是那些比较薄弱的研究课题。
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
进入90年代以后，理论界认真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教训，对其战略地位的认识更加深刻而全面。
（一）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高度，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据邓小平理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从观念上反映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属于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它与资本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和特点，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一个重要表现，（吴志根：《突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必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库》，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精神文明建设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巩固与发展，有着巨大影响和促进作用，并能保证物质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好与坏，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郑新立主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书》，经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59页）所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如何，是“真假社会主义的一块试金石”。（吴志根：《突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必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库》，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
（二）从总体布局和目标体系高度，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有论者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其他社会形态一样，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的有机整体。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都超过资本主义，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只有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民主政治三个方面的协调统一中去把握社会主义，才能比较全面和准确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朱俊峰：《邓小平同志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意义》，《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有的论者指出，邓小平立足于世界综合国力竞争和中国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坚持两个文明并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为实现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石。（鲍宗豪、朱敏彦：《精神文明建设：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因而也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
（三）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和必要条件的高度，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
有论者提出：首先，精神文明建设是物质文明建设的动力保证。物质是基础，精神文明是从物质文明来的；但精神文明上不去，物质文明最终也上不去或受破坏、走弯路。其次，教育和科学的进步是经济发展的智力保证。邓小平同志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科技的发展和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只有把教育搞上去，提高科技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类人才，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经济发展目标才会有把握达到。再次，先进的思想道德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思想保证。没有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如果不去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就不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庞仁芝：《跨世纪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地位的深刻揭示》，《河北学刊》1997年第2期）
有的论者根据邓小平“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提出“精神文明也是生产力”。（潘绍龙：《精神文明也是生产力》，《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5期）有论者提出，精神文明有十大功能：定向功能、凝聚功能、激励功能、约束功能、协调整合功能、传递功能、创造功能、辐射功能、娱乐功能、批判斗争功能。（李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新长征》1992年第2期）还有人指出，国家实力不仅体现在物质力量上，精神文明是一个国家“软权力”的基础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如果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不能呈强势，我们在国内治理和国际斗争中就难以掌握主动权，现代化建设就得不到保障。（覃正文：《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文汇报》1990年3月3日）
（四）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本任务的高度，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邢贯思在《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中，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民族素质的提高要通过个人素质的提高，社会全面进步要通过社会成员的进步来实现。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确定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就是抓住根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研究概览》（代序），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
张国祚认为，把培养和造就“四有”新人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坚定信念的人。为此，他主张要把毛泽东提出的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方针贯彻到底，贯彻到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使命。鲍宗豪、朱敏彦则认为，邓小平把培育“四有”新人，提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高度，实际上他提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或者说核心问题。因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反之只有人的发展，才有经济增长、科技进步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培养和造就千千万万的“四有”新人，才能确保实现中国社会的可扭亏为盈续发展。邓小平关于培养“四有”新人的思想，立足现实，放眼未来，突出重点，通贯全局，深刻体现了他对当代中国社会如何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真谛的深入揭示和谙熟把握。它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观，对于当代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纲领性的指导意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五）从全面实现跨世纪宏伟蓝图的高度，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邓小平提出的我国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是一个跨世纪发展的宏伟蓝图和跨世纪发展战略。许多学者认为，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决不是一个单纯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而是一个实现两个转变，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发展战略，是一个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地位，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实现经济和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汝信：《跨世纪发展战略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议》所说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在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条件下，能否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关系到把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带入二十一世纪。”
郑必坚、龚育之、李君如、尹继佐、金瑞英联合撰写的《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一文，在认真总结新时期18年精神文明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着重从战略高度展望跨世纪15年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指出由于现实的、国际的和历史的原因，决定了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任务既有紧迫性又有长期性和复杂性，为了实现跨世纪15年的发展目标，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认真研究解决《决议》提出的三个历史性课题，即三个“如何”，从而强化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这三个“如何”能否有效地解决，关系到跨世纪发展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从根本上说也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途和命运。（《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经济日报》在一篇文章中也指出，要实现跨世纪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无疑是核心目标，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都在提醒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只抓物质文明，不抓精神文明；也不能先抓物质文明，后抓精神文明；更不能以削弱甚至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而必须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进一步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文章还认为，作为跨世纪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精神文明建设必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统一部署，严格落实。（《跨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文明建设系列谈之一》（评论员文章），《经济日报》1996年4月22日）
（六）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基本规律的高度，认识和把握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对于精神文明建设，如果能够上升到规律性认识的高度，就会变成更加自觉的实践，因而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用力甚殷。不少文章试图从不同角度揭示精神文明建设的某种规律及意义，然而惜乎缺乏深度。郑灿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应超前建设》一文，论述了精神文明具有相对独立的超前性；与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发展相比有不平衡性；精神文明诸形式如政治思想、科学、教育、道德等协调与否，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具有指导性和制约性。（《福建论坛》1990年第11期）该文的不足之处，是未能展开和深入论述，且立足点似也未在通过对精神文明建设客观规律性的揭示，进而提高到其战略地位的认识和把握。
焦益众、杜国钧《试论精神文明的发展规律》（《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和谢霖《建构中国现代文明的伟大工程》（《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3期）两论文站得更高，论述更加深入系统，尤值得注意。前者揭示了精神文明在与物质文明相互作用、相互转化中发展的规律，精神文明与不文明现象斗争中发展的规律，精神文明在批判继承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中发展的规律，精神文明在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的有机结合中发展的规律，精神文明在社会制度和社会体制制约下发展的规律等五大发展规律，并指出探索精神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遵循精神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深入探讨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思路、新方法，有效解决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实现跨世纪宏伟纲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谢文则通过对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三大基本规律”（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平衡发展的规律，以人的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建设、道德建设、制度建设的统一和协同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统一和协同发展的规律）探索，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①回答了东方经济落后国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②为扬弃西方发展理论，建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提供了新思路、新观点和新的理论框架。③为我国实现跨世纪宏伟纲领制定了科学指南。它指出，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基本规律的探索，对于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远景目标的实现，对于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的实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同时，这项“建构中国现代文明的伟大工程”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东方的复兴，展现了新的现实前景，从而具有巨大的“世界历史意义”。
我国理论界在深入开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大意义和必要性的同时，也批评和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归纳起来主要有“五论四说”。五论是：①自然论，认为我国现阶段经济落后，建设精神文明缺乏一定的物质基础，等物质文明发达了，精神文明建设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②“阶段论”，认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思想文化领域的落后，愚昧甚至丑恶的社会现象难以避免，不必大惊小怪；③“代价论”，认为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大变革中，有所得就有所失，牺牲一点精神文明来换取经济发展是一种合理的代价，“划得来”；④“先后论”，认为党的工作中心是抓经济建设，当务之急是代领人民脱贫富奔小康，等到物质文明建设有了更大发展之后，再来抓精神文明建设也不迟；⑤“对立论”，认为现在搞改革开放，精神文明建设抓得太紧会束缚人们的手脚。（戴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此外，还有所谓“缓建论”（实质也是“先后论”）、模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性质的“趋同论”、脱离现实的“纯意识论”（于治城：《影响精神文明建设效应的主体因素及其克服途径》，《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以及所谓“自然而然论”、“无碍大局论”、“单纯方法论”、“难有作为论”等等（张瑞民：《“两手抓”方针是一个战略方针》，《理论学习》1994年第8期）。如不尽快走出这些认识上的误区，不利于我们统一思想，集中力量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三、“两手抓”方针
邓小平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基本方针，是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思想，一直是理论界在研究中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90年代以来，对邓小平“两手抓”方针的理论研究，在80年代研究的基础上，呈现出更加深化的趋势。
（一）“两手抓”方针是一个逻辑发展过程
邓小平“两手抓”方针的提出到目前是有着逻辑发展轨迹的，是一个逻辑发展过程，这在理论界有普遍的共识。邓小平在80年代初开始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战略方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以后多次提出一些新的内容。90年代以来明确指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发展过程是与十几年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相一致的，做到了历史实践条件认识逻辑的统一。（张澍军：《论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方针的哲学底蕴》，《全国第三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论文》）
（二）“两手抓”方针是一个战略方针
理论界首先从研究“两手抓”体现了邓小平的一贯战略思想为切入点，明显地从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在“两手抓”战略方针的指引下，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取得的成绩可以看出，“两手抓”方针是一个战略方针，是一个长期的、带有根本性的、事关全局的方针。因此，发展是硬道理，两手抓是硬方针是有深刻的内容和深远的战略意义的。有论者指出，“两手抓”方针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可以实现我们追求的制度目标和社会目标；可以保证实现我们的根本任务；可以保证我们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顺利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张瑞民：《“两手抓”的方针是一个战略方针》，《理论学习》1994年第8期）
有的研究者提出，“两手抓”方针作为一个战略方针有其重要内容和明显的特征。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它不仅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力，而且要在社会的精神生产、精神生活方面，在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和人们的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方面取得更显著的成果。缺少一个方面，都不足以全面体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顾荣琪：《邓小平论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及其相互关系》，《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有的论者认为，邓小平“两手抓”这一战略思想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把“两手抓”看作是两点论，将其上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二是强调两手都要硬，而不是一手硬、一手软。把握这两个特点，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邓小平这一战略思想。（陈世润：《坚持“两手抓”，促进高校德育工作由“软”到“硬”的转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巡礼》，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三）“两手抓”方针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典范
“两手抓”方针不仅是我党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历史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思想的一个成功典范。它不仅蕴涵着深刻的哲理，也充满了辩证法的光辉思想。这在理论研究中是比较统一的认识。
“两手抓”方针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张澍军认为，其首要的俯取向是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价值取向的侧重点在于精神文明也要硬起来。（张澍军：《论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方针的哲学底蕴》，《全国第三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论文》）夏禹龙认为，它是对立统一规律在工作中的创造性运用，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种重要的工作方法，有着反对片面性、保证我们工作沿着正确方向走的方法论意义。（夏禹龙：《邓小平对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新贡献》，《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向翔认为，“两手抓”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两点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因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向翔：《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问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巡礼》，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两手抓”方针充满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有学者指出：这一方针是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的体现。两点论就是两手抓的哲学根本所在，而“两手抓”就是两点论在工作中的运用（陈家义：《邓小平“两手都要硬”的辩证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广东高教出版社1995年版），是“重点论”与“两点论”的统一。根据事物矛盾双方的主次地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的原理，“两手抓”中的“两手”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应有所侧重，不论是强调着重哪一“手”时，都不可放弃另一“手”，使“两手”始终处于正常的平衡状态。这就是它们的辩证统一。（王志：《邓小平“两手抓”方针的辩证法思想》，《党政论坛》1998年第2期）其发展过程蕴涵着认识的全面性、整体性、统一性。鲍宗豪等认为，“两手抓”科学性在于：突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性、全面性特点，防止单打一，防止发展中的片面性》（鲍宗豪：《精神文明建设：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李德顺认为，“两手抓”的实质是坚持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全面性和完整性，是保持我们一切工作所追求的目的之间的内在统一性。（李德顺：《“两手抓”不是二元论》，《深圳特区报》1995年5月21日）
（四）把“两手抓”方针落到实处
研究者提醒人们，要增强“两手抓”意识，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文明建设的新特点，积极改进方法，坚持不懈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两手抓”的战略方针，使“两手抓”落到实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能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龙旗云指出，从实际出发，寻求新的载体，实现两个文明的结合，是实现“两手抓”方针的有效途径。（龙旗云：《怎样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天府新论》1995年第5期）有研究者指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两个文明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正确处理两手的关系，使其具体地历史地最终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这是我国现代化事业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张澍军：《论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方针的哲学底蕴》，《全国第三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论文》）
研究中普遍注意了坚持“两手抓”要在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上下功夫。汪家容指出，坚持“两手抓”要围绕中心展开，服务经济；坚持重在建设，突出重点；有务实精神，虚功实做；充分运用载体，吸引群众参与。（汪家容：《增强“两手抓”的觉悟，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到新水平》，《学习与实践》1995年第1期）有论者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坚持两手抓，要依靠法制，清除各种丑恶现象，克服腐败，加强廉政建设。（倪力亚：《坚持两手抓的战略方针》，《学习·研究·参考》1993年第2期）唐秉仁认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把“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落到实处，就要坚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要纠正思想认识上的主观片面性，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要摆正位置，加强领导，转变作用，真抓实干。（唐秉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思想论坛》1994年第2期）
四、思想道德建设
思想道德建设理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它决定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是培养“四有”公民的基础性工程，这一理论内容十分丰富。90年代以来，理论界对于邓小平思想道德建设理论研究总的趋向是不断拓展、不断深化，许多学者在开拓与创新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并且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
（一）邓小平思想道德建设体系
有的学者对邓小平的思想道德建设理论体系进行了系统的阐述：①思想道德建设的核心内容是三个坚持：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坚持共产主义道德，坚持共产主义精神，这是邓小平思想道德建设理论的主题。②思想道德建设的根本目标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培育“四有”社会主义新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③思想道德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④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途径和方法，是用教育和法制两个手段。(许贵文：《邓小平的思想道德建设理论体系初探》，《理论界》1996年第6期）有的学者则进一步提出：“理论建设、理想建设、道德建设、民主法制观念建设应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体系结构的四大支柱。（赵曜：《当前我国的思想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全国第三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论文》）
丁关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系统地阐述了思想道德建设体系框架，包括：一是思想道德建设的理论基础：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二是思想道德建设的原则要求：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三是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四是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既要靠教育又要靠法制。五是思想道德建设的重点对象：领导干部和青少年。六是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目的：引导人们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增强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丁关根：《学习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几点体会》，《人民日报》1996年11月5日）
还有的学者将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和结构概括为：一个核心，就是为人民服务；一个原则，就是集体主义；五个基本要求，就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三个社会道德领域，就是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每一个道德领域都确定了五个具体的道德规范，从而构成了十五个道德规范体系。（罗国杰：《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体系结构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道德与文明》1998年第3期）
（二）邓小平对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道德建设理论的重大贡献
理论界对邓小平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道德建设理论的重大贡献给予了充分高度评价。有的文章指出，邓小平的贡献在于：①科学地阐述了新体制下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从培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才需要看其必要性；从市场经济具有双重的效应看其紧迫性。②创造性地提出新体制下道德建设的基本原则，即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集体主义原则；惠互利原则；效率与公平相结合原则；扩大民主、发展人的个性原则。③正确地解决新体制下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方针，明确社会主义时期广大人民群众必须遵循的共同道德标准，提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要把先进性和广泛性的道德相结合。④指出新体制下思想道德建设的根本任务，并要求营造良好环境，强化道德教育，发挥榜样力量。（董承耕：《邓小平对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理论的重大贡献》，《福建论坛》1995年第12期）
从我国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中人的价值观的作用，看邓小平思想道德建设理论地位及指导意义，这是有的学者突出强调的观点。“人的价值观的状况将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进程和质量。因此，非常有必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夏启荣：《宣传思想工作的重大使命》，《重庆日报》1996年10月17日）
还有许多文章阐述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只有邓小平思想道德建设理论真正发挥其指导作用，才可保证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一致性，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市场经济的运行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思想道德规范要素的支持。如公平竞争、诚实守信、克勤克俭等。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要充分考虑到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道德支撑。”（新望：《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结合》，《道德与文明》1997年第2期）
（三）思想道德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
坚持集体主义原则在邓小平思想道德建设理论科学体系中具有很重要的位置。对集体主义给予科学的解释，成为理论界多年来研究中非常关注的热点和重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集体主义仍是我们社会的主旋律，它规定着我国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也是贯穿邓小平思想道德建设理论的一条主要红线。
一些研究者认为：“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导向，同承认个人利益并不存在根本矛盾。这里既要承认个人利益，又要反对个人主义价值观；思想道德建设只能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导向，坚持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统一，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的价值取向；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导向，要注意区分价值观的层次性。对于亿万群众来说，要规范和引导他们坚持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而对共产党员和少数先进分子则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的价值观。”（许贵文：《邓小平的思想道德建设理论体系初探》，《理论界》1996年第6期）
从哲学意义上理解集体主义，认为它是一种精神境界。有了这种精神境界，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时可以起到促进作用。有文章强调：①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②国家、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③肯定个人对正当利益的追求；④强调个人对集体、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王霞林：《加强道德建设，提高全民族道德水平》，《光明日报》1996年10月28日）
有的学者指出邓小平对集体主义原则作了新的阐释。蒋兆年认为，它克服了抹煞个人正当利益的“左”的倾向，恢复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的科学含义，为我们在思想道德建设中坚持集体主义原则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正确理解的集体主义应该涵盖我们社会每个成员的根本利益，能够保障和满足正当的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在坚持和贯彻这一原则时，要注意把握好兼顾性、服从性、协调性。（蒋兆年：《邓小平伦理思想探要》，《学海》1997年第6期）
发展市场经济是否还需要集体主义？有论者指出，由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体制，仍然是以公有制为前提的，发展市场经济并不是要放弃社会主义的基本的价值导向，相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道德上的本质要求即集体主义，同市场经济体制所蕴含的利益原则是一致的。集体主义就是从价值观、道德观的角度调节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规范人们的行为。（赵满令等：《简论思想道德建设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四）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为人民服务的理解
把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是邓小平思想道德建设理论的最高价值。有许多研究文章对此观点作了充分的论述。
有的学者认为，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是邓小平思想道德建设理论一个新的重要思想、新的重要精神、新的飞跃、新的思路。倡导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客观要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目的与手段相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强大的凝聚力。（陈勇：《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道德与文明》1997年第3期）
有研究者强调指出，“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新提法，它更加突出了为人民服务在道德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它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中体现，它同集体主义原则、“五爱”基本要求，体现着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人际关系的性质，正是这些基本内容使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同其他任何道德体系区别开来。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原则作为整个社会生活的道德价值导向，作用于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集中体现着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乃至整个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发挥巨大的能动作用。（温克勤：《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科学建构》，《天津党校学刊》1997年第1期）
有文章从价值观的角度来探讨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指出，“一切为人民”是邓小平价值观的核心，邓小平始终把人民是否拥护、赞成、答应、高兴作为最高的价值准则，也就是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看成是最高价值准则。（袁祖社：《邓小平价值观研究综述》，《道德与文明》1997年第3期）
（五）全方位地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搞好思想建设和道德建设，是解决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这是理论界研究中比较统一的认识。“思想建设体现在要对人们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和艰苦创业精神的思想教育等。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使共同理想、最高理想、坚定信念，构成中国人民的强大的精神支持。道德建设体现在提倡人们发扬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精神，做到‘五爱’，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教育等。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朱道忠：《略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道德建设中要突出党员干部和青少年两个重点。王凤贤认为，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的教育，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要成为群众的楷模。加强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事。道德教育一定要从小抓起，从做人的基本道理抓起，从一个一个行为习惯做起，成才先成人。（王凤贤：《论先进思想道德的高尚性和先导作用》，《全国第三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论文》）温克勤认为，在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邓小平强调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具备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广大干部要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考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抵御资产阶级腐朽思想道德和生活方式的侵蚀，抗住腐败现象。（温克勤：《邓小平道德理论的历史地位》，《东岳论丛》1997年第6期）
搞好思想道德建设要建立完备的制度和工作机制。理论界提出要特别注意用制度和规范来落实教育内容，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包括：①完善整体机制，建设工作体系；②完善道德规范体系，加强制度建设；（李步楼：《邓小平思想道德建设理论与跨世纪的道德建设》，《全国第三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论文》）③建设扬善惩恶机制，创造良好的道德环境；④道德要法制化，道德建设要与民主、法规、制度的建设相结合。（于幼军：《我国跨世纪道德建设的思考》，《全国第三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论文》）
五、纪律建设
对于邓小平纪律建设理论，研究者在论述素质、道德、理想、民主与法制等问题时，多所涉及。但专题论文尚不多见，这是一个薄弱环节。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类成果会多起来。
（一）纪律的内涵与外延
什么是纪律？有论者认为，纪律就是纲纪法规。（张景荣：《做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道德与文明》1997年第2期）《邓小平理论全书》说，纪律是保证人们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必要手段。（《邓小平理论全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666页）也有论者认为，纪律作为人与人之间社会联系的形式，存在于任何社会之中，并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社会主义纪律是全体社会成员在利益、信念、目标基本一致基础上形成的高度自觉的新型纪律。它是法规性与道德性的统一。纪律观念也就与道德和法制意识不可截然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张善诚：《职业道德与精神文明》，《福建学刊》1990年第6期）郭晋才在《讲党性，守规矩，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一文中认为政治纪律指的是政治生活或其他与政治有关的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刘海藩、杨春贵编《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4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二）守纪律在“新人”素质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
谈及邓小平关于培养“四有”新人问题时有论者认为，“四有”新人的四个方面，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补充，互相联系，互相作用，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鲍宗豪、宋敏谚：《精神文明建设：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809页）还有论者认为，“四有”之中，有纪律是有理想有道德的保证；没有纪律，有理想有道德就难以实现。所以，有纪律内在地统一于“四有”之中。理想与纪律在“四有”中最重要，纪律是实现理想和社会发展目标的保证。（许贵文：《邓小平思想道德理论体系初探》，《理论界》1996年第6期）
（三）加强纪律建设的必要性
张景荣在论文《做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中说，邓小平指出在新时期之所以必须强调纪律问题，是由于十年“文革”的严重影响、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作风的严重腐蚀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重干扰，从而导致只顾个人和局部利益、不顾及整个国家利益和纪律这种错误倾向的滋长；一部分党员、干部特殊化歪风的发展；一些领导机关对这种错误倾向采取自由主义态度。不整顿纪律和秩序，什么事情都搞不成功。（《道德与文明》1997年第2期）
（四）加强纪律建设的重要意义
苏希胜认为：①只有加强纪律建设，才能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招待，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与行动，有效地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如果不要纪律，我行我素，想咋干就咋干，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取得成功。②纪律是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重要保证。如果我们每个人、各行各业都能遵守各自必须遵守的纪律，整个社会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就可以得到保障。相反，少数人如果不顾大局，破坏纪律，就会造成不安定的因素，整个社会生活就会不安宁。③加强纪律是加强党的领导的客观要求。加强纪律，有助于增强党的凝聚力，提高党的战斗力，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邓小平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崔建设、华金良认为，加强纪律建设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纪律是理想的保证；守纪律本身就是有道德的表现；守纪律而又有文化才有益于社会，反之危害会更大。（《加强纪律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948页）
（五）怎样进行纪律建设
邓小平对新时期如何进行纪律建设问题，从多方面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对此理论界作了较系统研究。
（1）加强纪律教育的几个基本原则。有论者提出：①必须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在具体内容上对纪律教育提出新的要求；②无产阶级纪律是自觉的纪律，必须根据这一特点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把纪律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③正确认识纪律与自由、纪律与民主、遵守纪律与发挥创造性的辩证统一关系；④必须把握“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这个守纪律的最高标准；⑤必须弄清楚让群众“从事实上感觉到党和社会主义好”这个进行纪律教育的有效条件。（张景荣：《做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道德与文明》1997年第2期）
（2）纪律教育要从青少年抓起。纪律建设是一项“基础工作”（宋树涛：《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必须按照邓小平要求，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方面教育。要从起码的做人道理和行为规范培养抓起，把包括纪律教育在内的思想道德教育放在首位，努力培养一代“四有”新人。（戴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
（3）各行各业都要加强组织纪律建设。不少学者指出，必须按照邓小平的要求，各行各业都要加强纪律建设，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使每个公民能自觉了解和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认真履行自己的义务，遵纪守法，维护公共秩序，共同创造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
（4）加强政治纪律和组织建设。郭晋才认为，各级领导干部应做执行政治模范。严守政治纪律，必须时刻保持高度政治警觉性，必须坚持政治上的高标准，真正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必须克服利已主义、本位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反对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加强党性锻炼，按照党章党规要求办事》（《讲党性，守规矩，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4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戴舟也指出，党的领导干部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是我们党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最根本的政治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
六、提高科学文化素质
邓小平关于提高人的素质问题的论述，越来越引起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重视，研究比较深入。其中，对科学文化素质的研究虽缺乏较多专文论述，但几乎每篇有关文章都有所涉及。
（一）提高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性
李光《论邓小平对提高中华民族文化素质的卓越贡献》，是为数不多的一篇专论。它指出，提高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素质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前提，是充分发挥我国人才资源潜在优势的基础，是我国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又是整个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周荫祖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主要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但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物的现代化关键在人的现代化，能否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培养“四有”新人目标，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大问题。（《人的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还有不少学者进一步指出，科学文化发展水平和公民科学文化素质，对生产力发展起决定作用。郑灿华在论文中说：“生产是今天，科学是明天，教育是后天”。抓科技虽不像抓生产那样立即见到经济效益，但却为明天生产的更大发展开辟道路；抓教育比抓科技见效周期更长一些，但却能培养出大批人才，为后天的生产力发展创造条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应超前建设》，《福建论坛》1990年第11期）科学文化素质和科学文化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终将确保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汪涌在论文中，大声疾呼，应当喊响“素质兴国”的口号，确立“素质兴国”的发展战略。（《加强国民素质建设的几点思考》，《理论导报》1998年第12期）
研究者还对一些在素质问题上存在的认识误区进行了分析和澄清。有论者认为，误区主要有：只注意经济现代化建设，忽视人的现代化建设；只注意生产要素扩张，忽视人力资源开发；只重视市场“硬件”建设，忽视市场“软件”建设等。因此，只有人的素质得到改善和提高，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陈祥骥等：《试论邓小平对人的现代化的关注》，《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二）人的素质的基本构成
人的素质内涵丰富。有论者认为，人的素质基本上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人的物质素质，即体质体能方面；另一个是人的精神素质，包括人的思想、道德、学识等。两个方面相互依存，后者显得更为重要。（吴才华、陈晓宇：《发展生产力与人的精神建设》，《工人日报》1995年2月7日）也有论者把人的素质概括为：“健康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心理素质和人格素质等。”（周荫祖：《人的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还有论者认为，人的素质包括智力、知识、才能、政治、思想、道德、体质、气质、卫生等等。人的文化素质包括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方面。（沙英：《论人的素质与精神文明》，《淮海文汇》1996年第3期）韩庆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塑造》一文提出，结合我国当前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应当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塑造时代新人。这种新人是以邓小平提出的“四有”为基础，突出强调以下内容：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提高和充分发挥人的专业才能、完善人的道德品质、培养良好的精神品格、健全人的社会心理。由这五种素质结合和完善的现代人，才能充分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需要。（《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三）时代“新人”整体素质结构与科学文化素质
学者们一致认为，我国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基本素质结构就是邓小平提出的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有论者提出，其中理想是方向，文化是基础，道德是根本，纪律是准则。从两个方面来概括，则是：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是思想道德素质，居统帅地位；有文化，是科学文化素质，在整体素质结构中居基础地位。（周荫祖：《人的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它能促进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朱丽兰：《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文明》，《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从这个意义上说，“提高人的素质，就是提高其自身的文化含量。”（吴亚荣：《论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人民日报》1996年9月7日）
张向英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人的现代化》中认为，现代化首先是一个文化过程，是文化的现代化。教育和科技则是提高人的文化现代化素质的现实基础。人的素质集中表现为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际能力。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能提高人的劳动技能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而且能提高人的思想境界，拓展人的视野，提高认识世界的能力，又从根本上使人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整个素质得以提高。（《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
（四）提高科学文化素质的主要途径
（1）面向全社会强化科学文化意识。龚育之、何祚庥、李振伦、杨耀武等人强调，要在全党和全社会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让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思想是第一精神力量”和“科教兴国”的观念深入人心，增强全社会的科教文化意识，大力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龚育之：《科学思想是第一精神力量》，《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第8期）
（2）贯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切实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有论者认为，应坚决克服某些地区和部门对科教兴国“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关键时不要”的落后状态，树立“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教育意识，大兴尊师重教之风。同时，一要全面适应现代化建设对各类人才培养的需要，二要全面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三要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基础教育转型。（周荫祖：《人的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3）实施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大教育”。有论者认为，除学校教育这个主渠道之外，二是社会教育和社会文化层面，三是家庭教育和家庭文化层面，四是个体成员自我修养和自我教育层面。这几个层面紧密配合，造成全民教育，终身教育的局面。（高惠珠：《素质教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之本》，《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
（4）大力加强文化建设。汝信《跨世纪发展战略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潘琦《要加大精神文明建设的力度》、胡振民《努力实现精神文明建设的奋斗目标》等文，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强调必须做好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各项文化工作，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五）切实加强党的领导
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塑造千百万“四有”新人，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尤其需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有论者指出：在制度方面，要从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和工作制度上，创造有利于杰出人才涌现和成长的必要条件；在机制方面，要利用平等竞争机制，促进人的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在政策方面，要鼓励和注意激发人的素质结构的优化；在环境方面，既要实行改革又要注重文化建设，为拔尖人才脱颖而出和人的素质提高创造一个良好环境。（韩庆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塑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巡礼》，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加强党的领导，各级领导干部做好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表率十分重要。有论者认为，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最重要的是提高干部队伍的科学文化素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科学文化素质。（李光：《论邓小平对提高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卓越贡献》，《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还有论者认为，领导阶层是社会最有效的榜样。领导阶层不仅担负着管理社会、教育群众等重要责任，还代表着社会优秀群体的素质水准。如果领导者做不到的事情却要求被领导者做到，领导者就会失去号召力。领导阶层严以律已，做群众的表率，乃是整个社会科学文化素质能否上一个新台阶和不断提高的关键。（高惠珠：《素质培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之本》，《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
七、文化建设
（一）文化概念的含义
张景荣《邓小平文化观的几个问题》一文，把邓小平著作中文化概念含义归纳为四种：①与经济、政治相对的观念形态的文化。邓小平《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党的十二大开幕词《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等著作中，都曾使用过这一含义的文化概念。②与理想、道德、纪律相对的知识形态的文化。邓小平提出的培育“四有”新人思想，其中“有文化”即泛指一般的文化知识。③与教育、科学等相对的文学艺术等文化部门的具体文化。邓小平谈到精神文明建设，有时将文化与教育、科学和思想道德相对，这里的文化就是指文化部门的具体文化。④与科学并提的侧重人文意义的文化概念。（《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
1、指导思想
邓小平一再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包括文化建设在内一切事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五大又将邓小平理论规定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的文化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也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江泽民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决定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性质和方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1年7月1日）邓小平理论贴近实践，贴近生活，贴近时代，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我们的各项事业和文化建设就有了继续前进的“主心骨”。（郑必坚、龚育之、李群如、尹继佐、金瑞英：《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这是理论界绝大多数人的共识。
但在指导思想问题上，也有个别不和谐之音，主要是：一种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本土思想，只要加以现代化就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核心和指导；另一种是“西化派”，认为西方自由应是中国未来文化的指导思想，并把传播这种思想视作“新启蒙”运动。黄楠森对这两种观点予以有力驳斥：决定中国未来文化和面貌的因素首先是经济和政治，中国未来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将是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这样的经济政治制度，必然选择和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而决不会是其他。而且，马克思主义“将进一步扩散和深入到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保证未来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文艺理论与批评》1996年第3期）余飘、涂武生、张国民、严昭柱等，对攻击、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所谓“过时论”、“外部规律论”、“民粹主义论”及“消解主流意识”论等谬论，也给予了严厉驳斥。（余飘等：《坚持与发展》，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57-61页）
2、性质、作用
复旦大学教授俞吾金、中央党校教授魏天祥分别撰文认为，邓小平一个重大贡献是从历史唯物论基本出发，促成了当代中国文化范式的根本性转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范式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俞吾金：《邓小平与中国当代文化范式的转变》，《复旦学报》1993年第3期）这一转化，不仅使中国当代文化与以自由为主导特征的资本主义文化区别开来，而且也使它与左的文化形态划清了界限，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都应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需要，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同时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而共同发展。（魏天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条件》，《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6年第6期）
3、效益准则
针对文化市场存在“一切向钱看”的商品化倾向，邓小平提出“社会效益的最高准则”的要求，指明了两种效益的正确关系。因此，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一方面要求“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又要求“力求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不少学者认为，邓小平对文化建设提出的效益准则，一下子便抓住了文化产品生产的根本问题，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还有学者认为，实现二者的最佳结合，就要以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去占领市场。因为真正的文化精品创造的社会效益和经济价值都是一般文艺作品难以望其项背的。（王之望：《论文学的价值体系及商品属性》，《宁夏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5期）
4、发展模式
许多学者在论文中提出，邓小平倡导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独特模式，应该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社会主义文化它在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特长和精华的同时，吸纳世界一切先进文化成果，并在批判继承中有所创造和前进，使之汇入世界文化主流而成为世界文化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上升到世界文明高度而成为崭新的世界文化发展的独特方式。（潘震宙：《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有学者满怀信心地指出，“自本世纪末到下一个世纪，在世界文明主体中，中国文明将占据主导地位，将引导世界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历史进程”。（李承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模式的思考》，《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方向和方针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及时调整和重申了文化艺术方针，坚持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理论界对“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研究较为集中。
1、“二为”方向
理论界对它的实质、内涵和意义，提出了如下意见;
（1）扩大了服务对象和范围。毛泽东《讲话》提出的文艺方向，反映了党的文艺政策的明晰性和科学性，完全符合当时的时代要求。但随着历史条件发生变化，“二为”方向中的“人民”，在今天范围显然更扩大了》（王芳：《人民文艺的理论丰碑》，张学新主编《人民文艺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2）摈弃了“文艺从属政治论”，辩证地论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从属于政治、服务于政治的口号，有很大局限性，在实践中又被不适当地夸大和绝对化。当然“二为”口号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并不等于说与政治无关，“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李衍柱等主编《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与传播》，广西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
（3）深刻揭示了文化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指明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道路。潘震宙认为，邓小平精辟提出的“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命题，至少包含学习人民、表现人民、服务人民、教育人民等几方面内涵。（潘震宙：《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这是无论文艺建设还是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都应遵循的发展道路。
（4）指明了文化建设的主旋律。有论者认为，“主旋律是文艺方向的题中应有之义。”（周崇坡：《社会主义文学要强化主旋律》，《创作评谭》1990年第1期）刘忠德指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主旋律与现实生活的主旋律是一致的。对于文化和艺术产品来说，那些着力体现时代精神、内容健康向上、鼓舞人们积极投身于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具有艺术魅力的作品，就是高扬主旋律的作品。精神产品的主旋律越响亮、鲜明，就越能有力地体现“二为”方向。（《高扬主旋律，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坚持基本理论基本路线不动摇》，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还有的学者认为，高扬主旋律“目前重要的仍然在于解决作家的世界观和深入生活问题。”（郑伯农：《从主旋律的失落谈起》，《理论与创作》1990年第12期）
（5）对文化和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明确要求。邓小平提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强调文艺工作者和一切文化建设工作者应当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这就要求所有文化建设工作者必须“真正做到教育者必先受教育，给人民营养者必先从人民那里吸收营养”，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各类文化精品，为人民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邢贲思：《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6）“二为”方向的意义和实质。学者们认为：它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理论和文化建设思想的逻辑起点（王芳：《人民文艺的理论丰碑》，张学新主编《人民文艺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唯物论在文化观上的体现；也完全符合文化自身的发展要求，符合文化和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余飘等：《坚持与发展》，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88、89页）；是对革命文化运动历史经验和现实发展的科学总结；也概括了文化建设的总任务和根本目的，指明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有着不可估量的指导意义（李衍柱等主编《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与传播》，广西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589页）。
许多文章有力批了与“二为”方向相对立的观点，主要有所谓“告别革命”、“躲避崇高”、“精英文艺”、“贵族文艺”、“纯自我表现”，还有所谓“文化本性迷失”论、“艺术自身即目的”论，鼓吹一切取决于“发自内心的心电”、“价值要由自己衡量”，等等，这些观点与“二为”方向是格格不入和相违背的。
2、“双百”方针
“双百”方针是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的促进我国文艺与科学文化繁荣发展的基本方针，但由于“左”的干扰，长时期未能得到正确贯彻执行。在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重申了这一方针，指明真正实现这一方针的条件已日益成熟，并对其内涵和实质作了重要补充和丰富。理论界普遍认为：
一要把贯彻“双百”方针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学者们认为，党的“双百”方针与“二为”方向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只有在坚持“二为”方向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双百”方针才能沿着正确道路贯彻到底，促使它更加健康、更加迅速、更加全面地执行。（余飘等：《坚持与发展》，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如果把“双百”方针理解为不受任何约束的“绝对自由”，必然会造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造成思想和社会的混乱，危害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于幼军：《全面正确地坚持“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光明日报》1996年8月15日）
二要把贯彻“双百”方针与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相统一。弘扬主旋律，就是弘扬时代精神的主流，包括：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民主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4年1月24日）主旋律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用丰富多彩的题材、体裁、形式、风格和流派反映同样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才能促进文化和艺术的繁荣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丁关根：《关于进一步做好电影工作的几点意见》，1996年3月23日）
三要把贯彻“双百”方针与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起来。“双百”方针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民主的基本理论方针，在坚持共同原则前提下，不同的观点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对于各种错误思想、言论和文艺作品，要理直气壮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吴毅：《邓小平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发展》，《探索》1996年第2期）在批评的方法上，应该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别开来，满腔热情地站在党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与人为善，充分说理，而不是动辄上纲上线，任意扣帽子，打棍子。这样才能切实负起与激浊扬清、匡正驱邪的责任，促进文艺创作和学术探讨的真正繁荣与发展。（于幼军：《全面地坚持“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光明日报》1996年8月15日）
还有不少学者对邓小平重申的“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方针，以及他提出的“重在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等观点，提到重大方针高度加以研究。
（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途径
首先，是深化文化艺术体制改革。许柏林认为，邓小平积极倡导的“全面的改革”中，就包括文化艺术体制的改革，改革的重点：一是政府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与文化企事业实行职责分开，转变政府职能；二是改革文化艺术生产单位内部的生产经营机制，逐步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文化艺术自身发展规律的生产运作机制；三是逐步培育起有秩序的健康文明的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体系；四是完善有关的文化经营政策，健全文化管理法规，建立和健全宏观调控机制；五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许柏林：《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理论指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巡礼》，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蔺宝侠认为，体改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把提高精神产品质量与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较好地结合起来。（蔺宝侠：《邓小平文艺思想论要》，《南开学报》1994年第6期）
其次，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有学者认为，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是搞好文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应根据文化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去领导，而不是发号施令，硬要文化艺术从属于临时、具体和直接的政治任务，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领导，而不是包揽政府文化部门和群众文化团体的工作；党的领导者要不断探索新时期领导文化工作的方式和方法。（翟梅凤：《略论邓小平社会主义文化民主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还应建立各级党的领导一把手抓两手、一岗两责的工作机制。（戴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71页）
再次，实施精品战略。文化精品是一个国家和时代文化发展水平的标志，可以带动文化艺术的全面繁荣。关于精品的标准，王之望认为，一是构成机制标准，即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细的高度统一；二是经得住历史检验；三是欣赏效益标准，即“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感染力”。（王之望：《跨世纪的文艺导向》，《人民文艺的世纪历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陈琪琳提出，多出文化艺术精品是时代的呼唤、人民的要求，要像抓物质生产那样来抓精神生产。（陈琪琳：《实施精品战略，促进文艺全面繁荣》，《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4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近几年，宣传文化系统实施的“五个一工程”、“百部爱国主义题材影片”工程等，都是卓有成效的范例。（陈俊宏：《论“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光明日报》1994年2月2日）
第四，坚定不移地走民族化之路。理论界认为，邓小平提出的发扬“民族风格”和走民族化之路的要求，与文化艺术发展的普遍规律完全契合。一定民族的文化有个性，也有共性。共性依存于个性之中。“取消民族特色用一种模式去代替统一其他民族的文艺，也就从根本上取消了世界文艺。”（王之望：《当代文艺发展的必由之路》，《人民日报》1997年1月2日）文化建设走民族化之路，要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有所引进与有所抵制的关系，敢于和善于吸收全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为我所用，但对其消极腐朽的东西则必须加以抵制；二是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帮助群众学会鉴别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谢非：《在改革开放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党建设研究》1992年第11期）通过学习外国和继承精华，使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更加发扬光大，民族特色和风格更加鲜明。
第五，培养和造就众多的文化艺术人才。有学者在阐述邓小平关于文化事业需要大量人才的思想时指出，文化艺术人才是精神生产力中最主要最活跃的因素，应当把培养和造就成千上万的文化艺术人才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前提和保证，努力创造文化人才辈出的良好。（许柏林：《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理论指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巡礼》，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科学教育和文化艺术事业要同抓经济建设一样予以重视，加大投入，在人员、经费、住房等客观条件上努力加以改善，建设一支具有较高政治思想素质和专业素质、老中青结合的、成梯队配置的文化工作队伍。当前，尤其要加强跨世纪文化艺术人才的培养。（尹继佐：《为大发展构建良好的精神环境》，《解放日报》1993年5月3日）
第六、当作一项庞大系统工程，长抓不懈。不少学者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和长期任务，“贵在持久”。（陈俊宏：《论“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光明日报》1994年2月2日）文化建设包括各种文化事业建设、社区文化建设、村镇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校园文化建设、文化队伍建设等许多方面。（胡家祥：《多出精品，多出人才，促进理论工作的繁荣和发展》，《湖北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这些工作都应有目标、有规划、有措施，扎扎实实去做，持之以恒，务求实效。同时，要广泛吸引群众参与。（随永举：《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解放军报》1993年12月7日）
八、培育“四有”新人
培育“四有”新人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和目标。90年代以来，理论围绕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全体干部、全体人民，尤其是教育青年一代，培养出更多更好的、符合“四有”标准的人才，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培育“四有”新人反映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
邓小平的理论科学体系中贯穿一个非常鲜明的观点，概括起来就是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而人才的培养反映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有文章指出，人才的培养具体可以体现在人的主体性建设。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物质文明建设是人们把物作为自己的作用对象和改革对象，以创造日益丰厚的物质条件，满足物质文化的需要。精神文明建设则是社会把人本身作为建设的对象，以人的精神、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社会主义新人的培养和塑造为其目标和归宿。正因为如此，人的主体性建设，也就是培养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越往前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越是更多更明显地依靠人的这种主体性建设。（朱星熙：《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有的研究者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努力提高全体公民的素质，培育“四有”新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目标不断前进。这个进程不能仅仅依靠物质财富的增长，还必须依靠人们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和革命精神的不断发扬。所以，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要生产出丰富的物质产品，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的现代化水平，而且要培养出优秀的人才，大大提高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觉悟水平，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这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编写组：《培养“四有”公民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目标》，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
（二）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造就新人理论的新发展和新贡献
要使每个人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成为全新的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思想。鲍宗豪指出，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培育“四有”新人的要求，是对马克思造就新人思想的一个突破和发展。（鲍宗豪：《精神文明建设：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有学者指出，邓小平对造就新人理论的发展，主要是（1）继承了毛泽东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思想；（2）提出了社会主义新人素质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标准，即“四有”；（3）说明了社会主义新人应具备的全面素质。（王中华：《学习邓小平关于提高全民族素质的思想》，《东岳论丛》1997年第4期）郭天海认为，造就“四有”新人是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理想目标在现阶段具体的历史的体现。（郭天海：《浅议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道德与文明》1991年第1期）
（三）正确理解“四有”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四有”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缺一不可的完整概念，其中每一项都包含着不同层次的内容。它包含了培养人才素质的质与量的统一。（张俊明：《略论邓小平的德育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4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四有”的整体性体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有文章指出,“四有”中的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是对人的思想道德方面的要求，有文化则是对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方面的要求。作社会主义新人的培养目标，“四有”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对全体公民的社会政治理想、道德情操、科学文化素养、民主法制和纪律观念方面全面发展的要求。（编写组：《培养“四有”公民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目标》，中共中央党校出版1996年版）
要正确理解“四有”整体性，这四者之间并不是并列的。有研究者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说，有理想，是信念，是动力，处在首位；有道德，有文化，是行为规范和文化素质，是实现理想的手段和途径，处中介地位；有纪律，既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的表现，又是实现上述“三有”的保证。很明显，邓小平强调了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牛星熙：，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邓小平强调理想是目标，是人们的精神支柱。张景荣认为，共产主义理想是支撑我们事业的精神支柱。在全体人民中，特别是青少年中牢固树立起这一精神支柱，是关系到我们事业成败的大问题。有共同理想，才能团结一致。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我们的事业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有了共同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纪律是实现理想的保障，共同理想乃是铁的纪律的思想基础。有理想，才能有志气，不怕“鬼”。理想是人生和事业的风帆。崇高的理想能使人志气高昂，不怕一切困难和阻碍，百折不挠，勇往直前，公而记私，勇于献身。（张景荣：《高扬共产主义理想的风帆》，《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3期）邢贲思认为，只有当全体社会成员有了共同的理想，才能形成真正的合力。（邢贲思：《邓小平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求是》1996年第10期）纪律是保证，是人们之间社会联系的特殊形式，是人们共同生活和活动所必需的。它必然要受一定社会的所有制和社会关系的制约。有学者指出，邓小平清楚地认识到纪律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保证作用，他还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敏锐性察觉到，由于历史的现实的诸种因素的影响，加强纪律、进行纪律教育乃是新时期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张景荣：《做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道德与文明》1997年第2期）
（四）把提高青少年素质作为培育“四有”新人的工作重点
这方面的研究文章比较多。有文章指出，青少年是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代青少年的精神面貌和整体素质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华民族在下一世纪的前途，决定21世纪中国的面貌和发展程度。所以，要抓紧青少年时期的教育，使他们从小就树立远大理想和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这对于他们以后确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走好人生道路是非常重要的。（编写组：《培养“四有”公民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目标》，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
有研究者指出，青少年是新时期思想道德建设的重点。蒋兆年认为，全党、全社会要高度重视，学校、家庭要密切配合，为下一代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使他们成长为“四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合格接班人。（蒋兆年：《邓小平伦理思想探要》，《学海》1997年第6期）
（五）培养“四有”公民的方法和途径
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培养“四有”新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长抓不懈的根本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在培养“四有”新人的过程中，运用多种方式、多种渠道、着眼于建设，着眼于实践。“采取各种形式和途径，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江泽民同志在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1993年1月15日）
培育“四有”新人要依靠全社会。有文章指出，“四有”公民教育和培养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是全社会的任务。因此，要经常研究，制定措施，全面规划，搞好协调，把培养“四有”公民的任务落到实处。要善于运用大众传媒，引导社会舆论，传播知识信息，开展思想教育。要贯彻民主和自我教育的原则。坚持疏导方针，集思广益，因势利导，把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引向正确的方向和轨道。坚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的基本原则。建立社会主义新型的人际关系，是培养“四有”公民不可缺少的方法。要抓典型，树榜样，发扬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使示范作用辐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不同的群体。（《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论述》编写组：《培养“四有”公民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目标》，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
九、精神文明重在建设
重在建设是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科学体系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方针。90年代以来，理论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较之80年代进一步深入，不断拓展。尤其是在结合实际，注重精神文明基础建设的研究力度上有所加强。
（一）精神文明要重在建设
理论界在研究中始终坚持认为，重在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方针，围绕“一切着眼于建设”这个科学命题，来深入探讨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科学体系。科学地把握这一方针，是研究中普遍注重的问题。有论者指出，重在建设要着眼于创新和发展，立足于引导和教育，着力于探索规律，建立机制。（吉炳轩：《深刻理解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方针》，《人民日报》1997年1月14日）
有的文章进一步指出，精神文明重在建设是要花大力气进行探讨的重大课题。雷云指出，搞精神文明建设旨在提倡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发展文化、科学和教育，创立新的观念、新的风尚、新的气派、新的生活方式等。也就是说，在于积极地建树和创造。（雷云：《精神文明重在建设》，《求是》1993年第5期）
有的研究强调，坚持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方针，贵在形成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共识，这是对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科学体系进一步研究、探讨、落实的关键。扈远仁认为，重在建设强调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形成的现实依据；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扈远仁：《认真坚持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方针》，《理论改革》1995年第1期）
（二）重在建设的科学内涵
重在建设的内涵是深邃的。有论者认为，建设就是“立”，就要在思想方法上建立“立”字当头的思维模式，同时，在社会实践上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基础的、长远的建设，而且，要把着重点放在思想观念的建设，这是个社会系统工程。（杨文慧：《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特区理论与实践》1994年第3期）
对于科学内涵的深刻理解，对于我们的工作有指导意义。有文章指出，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就是要以立为本，把“建设”作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日报社论：《论精神文明重在建设》，《人民日报》1993年6月25日）
（三）精神文明重在建设要注意和加强对其基本规律的探索
这是理论研究中提出的比较新颖和深刻的观点。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我国跨世纪的发展战略，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要求全党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大事。因此，特别要加强和注重对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基本规律的探索和研究。。它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有研究者指出，精神文明重在建设要注重和加强对精神文明建设系统中的本质关系即基本规律的探讨和研究。谢霖认为，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基本规律（“三大规律”）——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平衡发展的规律；以人的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建设、道德建设、制度建设的统一和协调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统一和协同发展的规律的探索，可以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系统的本质关系。从更深、更高的层次上揭示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认识这些客观存在的本质关系和规律，就能正确地指导实践，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谢霖：《建构中国现代文明的伟大工程》，《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3期）
（四）精神文明重在建设需要处理的关系
理论研究中注重贯彻好重在建设的方针，使精神文明上新台阶，要对工作实践中一些新的关系进行研究和正确处理。任喜贵指出，要正确处理内部环境和处部环境的关系、领导带头与群众参与的关系、目标与手段的关系、领导重视与建立机制的关系。（任喜贵：《贯彻重在建设方针，正确处理四个关系》，《人民日报》1996年月4日）
有研究者从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入手，在宏观总体把握上要处理好一些关系。习近平指出，在总体把握上，处理好“大”与“小”的关系——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从大局着眼，小处入手；在指导方针上，摆正“立”和“破”的关系——以立为本，追求真、善、美，破除假、恶丑，推动社会不断进步；在目标要求上，把握好“软”和“硬”的关系做到思想教育“软件”和“硬件”建设的统一；在工作格局上，处理好“点”与“面”的关系——是精神文明建设保持活力，不断深化、拓展的关键。（习近平：《正确处理好精神文明建设的几个关系》，《人民日报》1996年4月18日）
（五）加强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力度
有学者指出，衡量是否坚持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方针和其成效的主要标志，就要看精神文明建设是否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培养“四有”新人。以这些标准衡量，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加大力度，落实到实处。
有文章指出，加大力度，要体现在抓好思想理论建设精神文明重在建设，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不懈地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统一我们的思想，指导我们的行动。（编写组：《精神文明重在建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
有的学者进一步指出，加大力度要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韩金志指出，必须长期坚持对公民进行民主、法制教育，增强公民意识。（韩金志：《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学理论》1995年第2期）杨广慧指出，要加快立法进程，完善规划，使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生活进一步纳入法制轨道。（杨广慧：《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特区理论与实践》199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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