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发展动力，概括为两个字就是“改革”，改革的思想是贯穿在邓小平理论中最中心、最突出的主题之一。90年代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不断发展，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和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研究也不断拓展、深化，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
一、研究的几个重要发展阶段
9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研究，按照时间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总的趋向是在理论研究上下断发展和深化。
（1）1990年1月——1992年3月，即90年代初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前。这一时期研究的特点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理论界坚持邓小平春夏之交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性，肯定了邓小平改革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贡献。这一时期的文章突出强调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强调改革与政治稳定的关系等。
从理论上论证改革的正确性，增强人们对改革的信心，是这一时期研究的重要主题，如泽华的《恩格斯、列宁、邓小平改革思想比较》一文（《科学社会主义研究》1990年12月）指出：生产力决定论是恩格斯、列宁和邓小平共同的指导思想。恩格斯说∶“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第一次把改革看作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性。从列宁到毛泽东都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问题进行了探索。邓小平从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出发，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找到了现阶段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他指出，过去生产力没有能够很快发展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及时提出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他又及时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保障经济制度改革的成果。“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8页）改革“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在此，邓小平实质上是把改革看作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是解决现存经济和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出路。邓小平不仅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必然性和紧迫性，而且认为改革实际上是一场革命，其重要特点就是改革的全面性——社会主义只有在全面改革中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革命，是不仅触及到现存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而且也触及到人们的切身利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革命性变革。这种革命，能够正确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正确地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保证社会主义社会真正健康协调地发展，因而是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
对80年代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理论界也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如有的文章指出，前一阶段改革存在着“改革的主线不清晰，改革自身的系统性、配套性差；认识的跳跃式发展，容易引起浮躁、激进的心理和行为”等弊端，深化改革的思路必须以辩证思维方法为指导，一切从实际出发，沿着从抽象到具体的道路，达到对矛盾总体的综合分析。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方法不应该再成为深化改革的主要认识工具。尽管文章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作为一种反思，仍然有其理论价值。（张小林：《辩证思维与改革思路》，《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90年6月）
（2）1992年3月—1997年9月，即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至党的十五大召开，这一阶段是全党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深化各项改革的关键时期，也是90年代发展动力理论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时期1992年3月，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全国掀起宣传和探索改革理论的浪潮，发表了大量文章。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对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主要内容作了比较全面科学的概括。这就是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九个重大问题上形成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它构成了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1995年5月出版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编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在十四大概括的基础上，又从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本质和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对外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政治保证、外交战略、祖国统一、依靠力量、军队和国防建设、领导核心等16个方面，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和主要内容，作了新的概括，是对十四大概括的进一步发展，使理论界对发展动力的认识和把握更加全面，从科学体系的高度认识改革的重要性，对诸如改革的历史地位、方法、模式，改革的风险、成本，改革的适度性等理论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索。1993年11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全国掀起新的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高潮。
对“改革是一场革命”这一命题的论证分析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龚育之同志的《改革是一场革命》（《改革》 1992年3月）是较早的一篇有分量的文章。文章提出：邓小平有三句话对改革作了高度概括：第一句是，“改革是必由之路”；第二句是，“改革是一场革命”；第三句是，“改革是一场试验”。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是又一场革命，是我国人民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那次革命之后的第二次革命。
许多研究成果结合对十四大报告的学习，对深化改革、全面改革提出了有益的见解，如《改革的三大目标及其协调发展》一文论证了改革的整体性、同步性等问题：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按照政企分开和精减、统一效能的原则，以改革党政机构和管理体制为突破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坚持三大目标的协调发展，整体推动，是我国改革的最佳价值取向，是改革的最佳效益目标。文章指出：坚持改革三大目标的协调发展，努力做到改革进程的科学化、合理化和高效性，是我国改革的根本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改革的整体性、同步性和相互促进性。（杨小华：《改革的三大目标及其协调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研究》1994年第6期）
1995年9月，江泽民同志《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第二部分）》发表后，理论界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问题上，推出一批理论上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
这一阶段的另一个特点是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带有权威性和总结性的邓小平理论学习、研究资料丛书、文库、汇编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80年代后期以来邓小平理论的研究状况。其中，大多数文库、汇编都将“发展动力理论”作为重要部分，编选了大量文章。比较重要的如：1994年11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改革思想研究丛书”，包括《聚精会神抓好党的建设》、《强国富民之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等11卷。1995年红旗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文库》、199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等，都用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了发展动力理论。
（3）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召开以后。党的十五大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同时，提出了我国跨世纪发展的任务和目标。这一时期理论研究的特点是以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导，进一步解放思想，在理论研究上力求有新的概括、新的突破。如：李忠杰和陈林同志的文章《深化对改革的规律性认识》，就是一篇对20年来我国改革理论研究的带有总结性的文章，文中提出五个重要的理论观点：①改革是有规律可循的；②把握激进与渐进的辩证法：③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有机结合；④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⑤重视改革的理论建设。（李忠杰、陈林：《深化对改革的规律性认识》，《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l998年4月）
二、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与社会发展动力
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研究，首先是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研究上寻找突破口的。把改革经济体制和相应的政治文化体制看作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矛盾是发展动力的原理具体化了，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新贡献。通过改革解决经济体制束缚生产力的矛盾，从而推 动生产、社会的发展，并把这种实践概括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既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学说的发展。（周隆滨：《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光明日报》1993年4月14日）有的学者进一步提出，这种发展和深化，主要体现在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与实践，实现了四个方面的转换：一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体系的重心由生产关系向生产力转换；二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方式由调节向改革转换；三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途径由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转换；四 是判断社会基本矛盾解决的状况从凡事问姓“资”姓“社”向生产力标准转换。（郭建宁：《改革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93年4月）
理论界还对发展动力的理论根据、层次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社会主义发展动力思想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两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性决定着改革的必然性；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特殊性规定着改革的基本内容。（姚传旺：《邓小平改革思想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思想有四个层次：①非对抗性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主要动力的思想。②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动力的思想。③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重要动力的思想。④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合动力的思想。这里所谓合动力，是指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是一个大系统，社会的发展程度取决于这个系统合动力的作用程度。对这个合力系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把握，可分为经济发展动力、政治发展动力和精神文明动力。（黄海清：《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思想》，《中国社会发展战略》l992年12月）
90年代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的研究是较为深入的，涉及的内容也很丰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社会基本矛盾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面向现实，提出相应对策。此外，对“合动力”的问题理论界存在不同意见，还需深入研究。
三、发展动力思想在邓小平理论中的地位
发展动力思想和改革思想在邓小平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在理论上的贡献获得理论界的充分肯定。如邢贲思的文章认为：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他的改革思想尤为突出，成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重要贡献，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重要指针。（邢贲思：《在邓小平改革思想指引下前进》，《中国社会发展战略》1992年6月）也有的文章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动力论”不仅为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一般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增添了理论光辉，而且为现实社会主义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注入了强劲有力的实践活力。其中包括：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为社会主义发展提供巨大的经济动力；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政治动力；以“四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宛申《论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人民日报》1993年6月28日）此外，如杨绍德的《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突破性发展》（《思维与实践》1996年4月等文章都突出肯定了发展动力思想的贡献。有学者甚至提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了，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关于改革的理沦，包括改革的性质、方向、模式、途径及检验标准，形成五大支柱，构建起邓小平改革理论的完整体系。（杨华生：《论邓小平改革理论的五大支柱》，《山东社会科学》19955年1月）有的文章则将这一体系概括为三大理论突破：①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的重大突破，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回答了改革的内在依据和判断标准问题；②在社会主义经济性质与体制模式上的重大突破，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回答了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③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判断标准上的重要突破，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观和三个有利于标准，回答了改革的根本性质和目的。（沈红阳：《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动力理论的新发展》，《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5月）
有的学者则从“为什么要改革”、“怎样改革”和“改革那些方面”等三个层次来概括邓小平改革理论的科学体系。提出以上三方面派生出十二个主要观点：①关于改革是发展生产力必由之路的观点；②关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观点；③关于改革是为了解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观点；④关于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观点；⑤关于改革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的观点；⑥关于改革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程的观点；⑦关于改革必须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进行的观点；⑧关于衡量改革成败标准的观点；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观点；⑩关于对外开放也是改革的观点；⑾关于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观点；⑿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观点。前四个观点回答为什么要改革，中间四个观点回答怎样改革，最后四个观点论述改革的范围，由此，勾画了中国改革的总体框架，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华人民：《邓小平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江西日报》1994年2月21日）
1994年6月，由中共中央党校等单位组织的邓小平改革思想研讨会在安徽省召开。会议提出：邓小平改革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关于改革的基本思路和逻辑结构，构成了一个科学的理沦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框架包括：①改革的提出及其理论与现实依据；②改革的性质和意义；③改革的方向和衡量标准，④改革的对象和任务，由此决定了改革的目标和范围；⑤改革的原则和方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这一科学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邓小平改革思想的核心。《邓小平改革思想研讨会综述》，《人民日报》1994年7月25日）
在发展动力理论研究中，有学者提出推动当代中国的发展，既要有物质动力，又要有“精神动力”。有人还提出“政治动力”等，由此形成“合动力”说。有文章认为：精神动力内容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共产主义理想、传统的革命精神、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等。（金钊：《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社会科学论坛》1997年8月）
有的学者更突出强调发展动力的根本性，指出：可不可以说动力是一个系统，因此诸如爱国主义教育、精神文明建设也是动力之一呢？可以。但必须明确，实践已证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动力只有一个。在“十四大”报告中，谈到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时，之所以只讲了改革，正是从根本推动社会前进的意义上，来使用“动力”概念。这样的动力，当然只有一个。（周隆滨：《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光明日报》1993年4月14日）
对邓小平改革思想与毛泽东等改革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揭示邓小平改革理论的贡献，是一个重要的切人点，一系列文章都涉及了这一方面。如分析毛泽东与邓小平改革思想的不同之处时，有文章指出：他们在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及其改革紧迫性的认识上，在改革理论的系统性和深刻性上，在改革理论的现实操作性上，在改革的具体方法手段、改革理论的恒定性及其与实践的结合程度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毛泽东没能把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因而其改革思想不能一以贯之，经常出现反复。邓小平是将改革视为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决策，因而其改革思想贯穿始终。即使出现重大的社会波折，其改革决心也毫不动摇。（杨岭华、李克建：《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改革观比较》，《山东大学学报》1997年3月）
还有文章认为，1958年后，毛泽东坚持“左”的指导思想，不是搞稳定渐进的制度建设，而是大搞所谓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夺权式的革命。用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其负效应是政治运动引起的剧烈社会震动，直接影响和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造成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迟滞和落后。（李坚：《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探索和实践》，《浙江大学学报》1996年6月）
发展动力思想或邓小平改革思想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这一点是90年代理论界公认的看法，但这一理论体系与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整体关系究竟是怎样的？这个问题似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四、改革与解放思想的关系
如果说，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从矛盾论的角度为发展动力提供了依据，那么，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学说则从实践论的角度为发展动力提供了哲学依据。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8—259页）正因为改革既是革命又是试验，又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所以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的时候总是强调胆子要大、步子要稳，不搞争论、要允许看，在实践中寻找正确的方案。
有学者指出，研究当代中国改革的方法论，最基本的方法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不能把哲学方法论的原则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而应把改革的实际进程当作出发点，也就是说要认认真真地分析中国改革的实践，分析其发生、发展过程，从中概括出方法论原则，并深入研究这些方法论原则是如何进一步指导改革实践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贯穿改革全部过程的活的灵魂，认识方法、实践方法和评价方法，都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指导方针和基本方法。（周振国：《当代中国改革的方法论》，《河北日报》1995年12月5日）
基于对改革开放的困难与风险的高度重视，邓小平把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试验方法，引人到社会变革的领域，主张以科学试验的态度对待改革开放，提出了“改革是一场很大的试验”的著名论断。对此，有的学者分析说，这一论断既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指导思想的组成部分，也是指导我国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重要方法论原则。邓小平提出了怎样进行这场试验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这个思想依然是从改革开放是崭新的事业，需要在探索中前进这个基本事实出发的。邓小平处理改革试验中的不同意见的另一条方针是不争论。争论虽然是明辨是非的一种途径和方法，但对于改革这样没有实践经验的新事物来说，是很难通过争论来搞清问题和统一思想的，为了争取时间，不把问题复杂化，邓小平主张不槁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通过试验用事实来证明怎样做是对的，怎样做是错的。（阎志民：《学习邓小平改革是一场很大试验的思想》．《前线》1996年2月）
五、关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理解
邓小平在论述改革的意义时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3页。这句话是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精髓所在，但也容易引起一些误解和曲解。对此，理论界提出了许多解释。如有人认为：这句话并不是说改革就是革命，改革和革命有原则的区别。列宁说：革命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急风暴雨式的，“最基本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而改革则是自上而下的，“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来改造旧事物，尽可能少加以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所进行的改革虽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政治革命，但它的作用和意义并不亚于革命。就我国的改革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可以说是又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其实质和目标，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原有僵化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赵曜：《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若干问题》，《科学社会主义研究》1993年11月）
有的学者还从几个层次上分析了“改革是一场革命“这一命题。第一层含义：改革本身，或者说按其本性，就是一场革命。因为它要从根本上改变原有体制，而不是对原有体制的一般调整、细枝未节的修补或改良。第二层含义：改革就其社会作用来说，它就是一场革命。因为它要通过根本改变原有体制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使生产力获得解放，促进生产力发展。第三层含义：改革就其结果或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深远意义来说，它也是一场革命。因为改革作为第二次革命和第一次革命一样，由于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发展，而必然引起经济生活、社会政治生活、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一系列深刻变化，或者说，必然会引起社会生活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根本性变革。（王责秀：《改革作为一种革命的三层含义》，《人民日报》1993年5月7日）
从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角度上，论证改革是一场革命的命题，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角度。有学者指出，这一命题突破了以往对革命的传统理解，丰富了革命的内涵，扩展了革命的外延。首先，从革命的历史前提和逻辑前提来看，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的发生，是社会基本矛盾斗争的结果；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其次，从革命的任务和内容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时就指明，革命包括推翻旧政权、破坏旧关系和建立新政权、建设新关系两方面的任务。第三，从革命的形式和手段来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无产阶级革命一般以暴力革命为手段，这是由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和当时时代特征所决定的。但是他们从未否认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进行改革这场新革命，完全具有了和平解决新的革命任务的一切条件，而且改革必须以和平方式进行。因此，这一命题不仅突破了传统的革命观，而且突破了传统的改革观。它深化了我们对改革的性质、任务、目的及其变革作用的理解，牵动着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新思考。这一命题不仅突破了对革命和改革的传统理解，而且在社会主义的思想和体制上摆脱了许多禁锢，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突破，预示着新阶段的到来。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的论断，标志着社会主义认识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康绍邦：《改革、革命与社会主义发展——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体会》，《求是》1994年5月）
理论界还对中国这场新的革命的特点作了分析和概括，指出改革这场革命具有以下特点：第一、非但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及其性质，而且是要更加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使这一制度的优越性充分表现出来。第二，是非爆发性的、非突变式的，总体上表现为逐步前进、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这种过程的实现不需要也不允许剧烈的社会震荡。相反地，改革需要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环境，需要坚决排除一切导致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第三，是现有制度中的中坚政治力量领导和组织的自上而下的自觉行动，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统一。第四，在破与立的关系上则和以往的革命不同，它应该是边立边破，立破交织，立破结合。（张式谷：《论当代“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教学与研究》1993年1月）
有的学者指出，关于改革的对象和性质，必须用两个命题结合起来界定。这两个命题就是：“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改革是对存在弊端的原有体制的革命”。就是说、改革的对象仅仅是体制，而不是基本制度；后一个命题，对于明确改革的对象，揭示其最本质的规定性来说，其意义是双重的。（王贵秀：《关于改革的两个命题和改革作为一种革命的三层含义》，《党校科研信息》1993年3月）
关于“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这一命题的研究，90年代开展了多角度的研究，在实践上促进了改革的发展。但对改革作为一场革命以及这场革命的性质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这两个命题的内在关系，应该说还缺乏更有力的论证，对社会主义“制度”与“体制”的划分及其标准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六、关于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
邓小平关于“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论断，进一步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进一步说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基本矛盾是通过改革来解决的，进一步说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改革同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革命，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因此，生产力问题是发展动力思想的的核心，在这个问题上，最容易出现认识上的偏差。正如有的学者分析的，由于正确的宣传和理论的探讨工作跟不上实践的需要，在理解上出现了不少简单化、片面化、绝对化以至庸俗化的倾向，在实践中也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在理论上有的论著片面强调只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就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就可以不讲社会主义道德，有的甚至鼓吹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又出现了讳言生产力标准以至怀疑否定这一命题的现象，有的甚至著文把经济领域中的本位主义、短期行为以及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等缺点都归咎于生产力标准，认为“必须深入反思和重新把握生产力标准”（罗宗：《关于生产力标准的理论反思》，《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0年7月）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与生产力标准相比，注入了新的更大的思想容量，使之深化和具体化，科学性和说服力也更强了。对此，理论界认为：“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不仅有利于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解放，也有助于纠正一些人对生产力标准的误解和曲解，克服把生产力标准庸俗化的不正常现象。第一，它把生产力标准与社会主义的政治标准统一起来了。从而正确地解决了坚持生产力标准与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关系问题。第二，它把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统一起来了，从而正确地解决了坚持生产力标准与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的关系问题。（雷云：《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求是》1994年第8期）
在学习和贯彻邓小平南方谈话要点的过程中，有些同志认为，邓小平提出的三条标准是区别姓“资”姓“社”的标准。这种理解是否正确，值得研究。有学者提出：三条标准不是从总体上区别姓“资”姓“社”的标准，而是在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确立的前提下，检验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是否正确和有益的标准，是检验改革开放得失成败的标准。三条标准主要是从思想路线的角度提出来的，实质上是检验真理的社会实践标准。提出三条标准的目的在于冲破“左”倾僵化思想的束缚，使人们的思想从姓“资”还是姓“社”的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以促进改革开放。（郭保珠：《正确理解三条标准》，《党校论坛》1992年8月）
对“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理论意义和贡献的评价，理论界一般认为：它不仅是判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性质的标准，也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判定改革性质的标准。因为：①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三个“是否有利于”是对社会主义改革中实践标准的具体化。②实践标准具有多样性。三个“是否有利于”是对社会改革提出的三个层次的实践标准。③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具有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三个“是否有利于”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内体现着明显的确定性。（韩秋风：《三个“是否有利于”是对实践标准的丰富和发展》，《实践》1993年3月）
七、关于改革与稳定和发展的关系
90年代初，由于刚刚经历政治风波，理论界对改革与稳定的关系的论述中，特别强调了稳定。如提出：中国十年改革的实践经验表明，改革不能急于求成。改革是一个特殊的辩证运动过程。虽然改革是一个新质取代旧质的变革过程，但是，这种变革过程是在事物已经经过一场根本质变，新质已经成为主导性的要素之后进行的。它同事物尚未发生根本质变之前，即新质尚未成为事物主导性要素之前的那种从旧质到新质的转变，有重大的差别。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变革过程。（李君如：《改革本质的哲学思考》，《解放日报》1990年2月21日）
1995年9月，江泽民同志《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发表，文中讲了12个必须处理好的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指出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首要的重大关系，提出了“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的科学论断。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三者关系，对于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正确认识和处理其他各种关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升华了理论界对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认识。许多文章指出，对于改革、发展、稳定的理解，应该是全面的，对它们三者的关系也应该从整体来把握。只有这样，才能使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做到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有学者分析认为，在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中，可以有如下三种不同的情形：一是重发展，轻稳定，其结果是发展不能持久，到一定阶段引起矛盾激化，最终导致混乱；二是重稳定而轻发展，由于经济停滞或发展缓慢，失去实现稳定的物质基础，加之现代社会的开放性，各种发展信息不断扩散，引起人们需求增长，需求同供给之间产生尖锐矛盾，最终同样会导致社会不协调或者混乱；三是改革、发展和稳定兼顾并进，从而实现持续发展和长期稳定。很显然，我们应当把改革、发展和稳定辩证统一起来，坚持三者兼顾并进。（胡家样、周景堂、汤庭芬：《全面理解和整体把握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人民日报》1996年2月27日）
八、关于改革的模式
以渐进改革为模式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能在国际风云变幻的大环境中保持着持续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这与渐进式的改革和发展模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学者分析中国渐进的改革模式包括以下七个内涵：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本国情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是提出“渐进式”发展道路的基本前提和依据；渐进改革的关键在于，在空间上寻找由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的中介性环节，在时间上从长计议、留有余地，把对改革与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的认识，真正落实到行动上；渐进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实现改革和经济的同步增长，在最大限度内达到社会变革与生产力发展的协调与统一；渐进改革与建设的另一价值目标在于，保持社会变革进程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渐进式”改革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并不矛盾，“渐进”并不排斥胆大敢闯，稳步与高速也并非完全不相容；渐进改革思想还表现在强调农业问题的重要性，把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解决作为建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逻辑起点；邓小平关于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战略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是社会主义发展观的新进展。（扬宏山：《试论中国特色的渐进改革模式》，《宁夏社会科学》1997年3月）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中国改革的模式，主要代表成果是樊纲的《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书，其中指出：期望实现迅速变革与能否实现迅速变革，显然是两回事。实践经验已经表明，政治上的剧变容易，经济上的剧变却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几十年形成的经济体制要在“三百天”、“五百天”内被改造成新体制，是完全不现实的。原苏联、东欧国家从60年代起，很长时期内选择了不改，结果到了80年代末期，渐进式改革已成为不可能，结果纷纷走上了剧变式变革的道路。而中国选择的渐进式改革道路无疑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模式。（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有学者认为“具体模式论”是中国改革的基本模式。所谓“具体模式”即认为，搞改革，建立社会主义，不应照搬和拘泥于某一种现成模式，各国都应结合本国实际，走自己的路，采取自己的具体做法，建立自己的具体模式，也即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扬华生：《论邓小平改革理论的五大支柱》，《山东社会科学》1995年1月）
对中国改革的模式和特色问题，理论界倾向于对渐进式改革的充分肯定。但改革作为一种进程，总要有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特别是当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后，渐进与激进就是辩证统一的。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总结国内外改革的经验教训，深入进行研究。
九、关于改革的风险、成本、代价
由于我国改革的广泛性、长期性和复杂性，改革必然是有风险、有成本的，也会引起大量新的矛盾。对此，理论界给予了充分关注。，如周振华撰文认为，改革中利益格局的调整有三个特点：①在利益分解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利益主体，形成多元化的利益指向。②利益差别显性化和利益实现程度差别扩大化。③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冲突不断尖锐。上述三方面大致构成了改革以来利益格局变动的基本轮廓，反映了利益格局调整的动态过程。（周振华：《改革中利益格局调整的现实分析》，《改革》1991年9月）
陆建华的调研报告则从社会承受能力角度出发，描述、分析了我国社会经济矛盾的形式和后果。指出：大量的事实表明，经过15年的改革，伴随着重大的社会进步，一些严重的社会经济矛盾在各社会领域积累起来，有的趋于激化，有的甚至引发出一定范围内的冲突，近则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维持、经济的发展和公众日常生活水平的提高，远则对进一步推进改革形成严重的障碍。报告提出了测量社会承受能力的最基本的尺度：维护政权、保持稳定、促进发展，这三者之间呈现的递进关系，涉及各社会领域的秩序与运行的各个环节。不管在哪一层面，面对社会经济矛盾的压力，其承受能力都有一个优先“促进发展”、次而“保持稳定”、退而“维护政权”的连续性变量显示，构成了承受能力增强高低的等序。（陆建华：《中国社会能承受多大的改革代价？》，《改革》1994年7月）
还有一些成果对改革中产生新的矛盾及其特征等在理论上进行分析，提出对策。如提出：在改革开放以前，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大多是思想认识上的差异。在深化改革中，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内容是这一部分群众同那一部分群众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重新调整了人民群众内部的经济利益关系，从前以平均为主的社会分配机制开始让位给以效率优先的物质利益机制。这种社会经济机制的转化必然扩大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别和经济利害关系，客观地诱发并加剧人民内部的群体矛盾和利益矛盾由隐性向显性的变化。由于经济利益具有刚性的特征，在处理人民内部经济利益的矛盾的时候，不能单纯地依靠思想政治工作，更不能由领导包办，而是应该用正确的经济政策来调节人民内部各社会成员和各社会群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通过市场去实现人民内部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运动，实现效率、公平和机会均等这些人民内部利益关系的基本准则。（何关银：《试论在深化改革中出现的人民内部矛盾》，《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4年3月）
正确理解并把握好改革实践中的代价问题也是理论探索的重点。昌家立的文章是很有代表性的。作者提出：一方面须将代价看作是改革进程中必然必要的中介，没有一定的代价支付，就不可能有改革的成功。另一方面尽管代价是社会历史进化的内在中介，具有合理必然性，但代价本身不是抽象的空乏的，而是具体的。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企业、地区及整个民族所承载的代价应是合理的、有利的代价，是能推动社会进步，有利于增强改革实践主体内在本质力量的代价。而对于那种缺乏实践理论性指导的因主观失误引起的违背客观规律和实践正确目标值的有害的、不合理的代价，我们不仅不应该承载，相反应尽力避免和减少。另一方面，实践活动是历史地发生并连续展开的。当下投入的看起来似乎是合理的有利的代价，从长远看来或许是极不合理极为有害的代价。如过去毁林造田扩大了粮食耕种面积，促成了农业产量的递增。可是，若干年后因毁林造成的生态平衡破坏、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酸雨加剧及气候变异等综合负效应，反过来又导致农业歉收。因此，实践活动应着眼于未来，应将实践合理性的思考与代价的动态反馈统一起来，应对代价的反弹性效应作出科学预测。我们的改革实践所支付的代价应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我们不仅要考虑这一代人的利益要求，还要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要求。（昌家立：《论改革实践中的代价问题》，《理论与改革》1994年10月）这篇文章的可贵之处在于提出了改革的“历史检验”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在我国改革的新阶段，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进而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卞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实现这一目标，有大量的课题值得研究，其中对改革的风险、代价等问题的研究关系到改革的成败，涉及面很广，如如何防止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如何在经济高速发展中保持生态平衡，等等，在实现革命性变革过程中，都是不容回避的，这一问题的研究应引起理论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主要参考文献
1．高智瑜等：《邓小平与当代中国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李君如：《改革本质的哲学思考》，《解放日报》1990年2月21日；
3．任来成：《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特点和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理论探索》1990年3月；
4．曾光伟：《在改革开放中拓展和深化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研究》，《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5．李清泉：《邓小平政治稳定思想初探》，《求是》1990年第4期；
6．张小林：《辩证思维与改革思路》，《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90年6月；
7．柳斌杰：《稳定是中国的最高利益——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稳定问题的论述》，《人民日报》1990年6月4日；
8．罗宗：《关于生产力标准的理论反思》，《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0年7月；
9．沈天佑：《邓小平经济思想与改革思想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1990年9月；
10．赵曜：《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若干问题》，《科学社会主义研究》1990年11月；
11．王珏：《哪种形式比较容易促进生产力发展就采取哪种形式》，《邓小平经济改革思想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2．泽华：《恩格斯、列宁、邓小平改革思想比较》，《科学社会主义研究》1990年12月；
13．陈水木：《正确看待改革中的代价问题》，《理论与改革》1991年1月；
14．王瑞璞：《社会主义改革的生产力标准》，《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15．薛暮桥：《总结十年改革经验，把理论研究继续推向前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1991年2月；
16．徐伟新：《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观》，《安徽省委党校学报》1991年3月；
17．徐首军、郑淑兰：《邓小平改革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大发展》，《学术交流》1991年7月；
18．蒋映光：《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的重大贡献》，《邓小平的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9．于莉莉：《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广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9月；
20．周振华：《改革中利益格局调整的现实分析》，《改革》1991年9月；
21．姚传旺主编《邓小平改革思想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2．陈立：《深化改革需要处理好五大关系》，《中国社会发展战略》1992年3月；
23．龚育之：《改革是一场革命》，《改革》1992年3月：
24．胡绳：《论中国的改革和开放》，《求是》1992年第三期；
25．冒天启：《改革深化的思想障碍：新的僵滞观念》，《改革》1992年3月；
26．雷云：《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人民日报》1992年3月28日；
27．刘国光：《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改革》1992年4月；
28．康文斌：《论社会改革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特殊意义》,《学习与探索》1992年5月；
29．覃长才：《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社会科学研究》1992年5月；
30．王兆铮：《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光明日报》1992年6月；
31．邢贲思：《在邓小平改革思想指引下前进》，《中国社会发展战略》1992年6月；
32．张启华：《唯物史观的新发展》，《求是》1992年第6期；
33．李耀：《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关键是坚持生产力标准》，《人民日报》1992年6月8日；
34．王琢：《改革要向产品经济体制的最后堡垒突破》，《经济参考报》1992年6月17日；
35．雷云：《坚持以生产力为标准》，《党校论坛》1992年8月；
36．郭保珠：《正确理解三条标准》，《党校论坛》1992年8月；
37．康文斌：《改革——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一种基本形式》，《当代思潮》1992年8月；
38．项启源：《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新发展》，《哲学研究》1992年8月；
39．康凯、奉廷：《正确认识和处理深化改革中的四对关系》，《科学社会主义研究》1992年9月；
40．卢冀宁：《“三个有利于”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光明日报》1992年9月7日；
41．杨自度：《把社会主义重新置于科学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研究》1992年10月；
42．何毅亭：《改革是中国又一次伟大革命》，《光明日报》1992年11月1日；
43．何毅亭：《为什么说改革是中国的又一次伟大革命？》，《学习与研究》1992年11月；
44．胡志斌：《论邓小平同志敢于试验的思想》，《理论与改革》1992年12月；
45．黄海清：《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思想》，《中国社会发展战略》1992年12月；
46．姚传旺：《邓小平改革思想的根本理论依据》，《邓小平改革思想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7．钟国兴：《改革新浪潮的哲学启示》，《光明日报》1992年12月21日；
48．杨民刚：《改革是革命性与渐进性的统一》，《内部文稿》1993年1月；
49．韩秋风：《三个“是否有利于”是对实践标准的丰富和发展》，《实践》1993年3月；
50．王贵秀：《关于改革的两个命题和改革作为一种革命的三层含义》，《党校科研信息》1993年3月；
51．张文桂：《改革是又一次伟大革命》，《山东大学学者报》1993年3月；
52．赵曜：《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思考》，《中国社会发展战略》1993年3月；
53．邓坤金、张道发：《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解放军报》1993年3月10日；
54．丁荣先：《“闯”、“试”、“冒”——创新实践观》，《解放军报》1993年3月10日；
55．郭建宁：《改革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93年4月；
56．李君如：《论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93年4月；
57．周隆滨：《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光明日报》1993年4月14日；
58．毕宪顺、张子礼：《邓小平“改革是一场革命”的理论初探》，《东岳论丛》1993年5月；
59．潘家旭：《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新概括和新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研究》1993年5月；
60．王贵秀：《改革作为一种革命的三层含义》，《人民日报》 1993年5月7日；
61．宛申：《论社会主义发展动力》，《人民日报》1993年6月28日；
62．綦骥：《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论纲》，《学术交流》1993年9月；
63．赵小芒：《对生产力标准内涵的再探讨》，《国防大学学报》1993年10月；
64．马洪：《系统地学习小平同志关于改革的理论》，《解放日报》1993年11月3日；
65．赵理文：《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思想精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
66．华人民：《改革，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江西日报》1993年12月20日；
67．祝福恩：《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黑龙江日报》1993年12月20日；
68．沈宝祥：《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
69．汤群英、蒋映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70．严士凡、王国平：《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探析》，《浙江学刊》1994年l月；
71．钟业昌：《邓小平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2．乌杰：《改革的方法和方法的改革》，《光明日报》1994年1月26日；
73．白立忱：《以改革促发展——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体会》，《经济日报》1994年2月15日；
74．何关银：《试论在深化改革中出现的人民内部矛盾》，《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4年3月；
75．曹伯纯：《在改革实践中大胆创造》，《人民日报》1994年4月22日；
76．康绍邦：《改革、革命与社会主义发展》，《求是》1994年第5期；
77．马灿云：《对深化改革中物质利益的若干思考》，《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4年6月；
78．杨小华：《改革的三大目标及其协调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研究》1994年6月；
79．李泽民：《树立科学的改革观》，《人民日报》1994年6月27日；
80．陆建华：《中国社会能承受多大的改革代价？》，《改革》1994年7月；
81．陈义友：《从矛盾到改革：社会发展动力的演进》，《理论与改革》1994年8月；
82．雷云：《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求是》1994年第8期；
83．黄兆林：《全面理解和正确把握邓小平发展思想》，《中国改革》1994年9月；
84．唐绍邦：《改革、革命与社会主义发展》，《求是》1994年第9期；
85．昌家立：《论改革实践中的代价问题》，《理论与改革》1994年10月；
86．倪大奇：《学习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理论》，《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4年10月；
87．李君如：《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道路篇（四）》，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8．李来柱：《时刻关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人民日报》1994年11月11日；
89．包心鉴：《改革关键：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协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论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90．张源生：《“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结论》，《求实》1994年12月；
91．董凤基主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汇典》（第五、六、七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2．刘国光主编《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文库》（第一编），红旗出版社1995年版；
93．汪裕尧：《论邓小平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问题上的新贡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巡礼》，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4．杨华生：《论邓小平改革理论的五大支柱》，《山东社会科学》1995年l月；
95．余育德：《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与邓小平的创造性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巡礼》，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6．邹永图：《论邓小平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统一思想》，《广东社会科学》1995年1月；
97．扬耕：《当代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内涵、性质和意义》，《求是》1995年第2期；
98．薛德震：《中国与苏联的改革比较》，《现代哲学》1995年4月；
99．臧乃康：《中国改革的动力与危机》，《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8月；
100．周振国：《当代中国改革的方法论》，《河北日报》1995年12月5日；
101．阎志民：《学习邓小平改革是一场很大试验的思想》，《前线》1996年2月；
102．胡家祥、周景堂、汤庭芬：《全面理解整体把握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人民日报》1996年2月27日；
103．李坚：《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探索和实践》，《浙江大学学报》1996年6月；
104．周振国：《论邓小平改革方法论的科学体系》，《河北学刊》1996年9月；
105．陆卫明：《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论》，《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106．樊纲：《利益矛盾与改革方式的选择》，《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107．付光传：《论邓小平改革观的方法论原则》，《黑龙江社会科学》1996年12月；
108．陈经章：《准确把握邓小平的改革二重性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2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109．董百泉：《坚持生产力标准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库》（上），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
110．何柞庥：《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前线》1997年1月；
111．李吉、唐振南：《论邓小平改革的适度性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2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112．刘海藩：《正确把握推进改革的理论和方法》，《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2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113．卢厚炯：《深刻领会邓小平的改革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库调》（上），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
114．石仲泉：《中国有史以来的两次伟大革命》，《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2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115．吴树青：《判断改革开放得失成败的三条标准》，《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2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116．阎志民：《强国之路——邓小平改革思想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17．周金康：《邓小平改革思想的三大本质特征》，《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2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118．庄鸿湘：《历史唯物主义与邓小平的改革理论》，《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2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119．张瀛：《邓小平发展动力的思想》，《邓小平发展思想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120．邹永图：《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改革观》，《南方日报》1997年2月2日；
121．沈宝祥：《改革新阶段的实质和面临的重大课题》，《党政论坛》1997年3月；
122．杨宏山：《试论中国特色的渐进改革模式》，《宁夏社会科学》1997年3月；
123．杨岭华、李克建：《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改革观比较》，《山东大学学报》1997年3月；
125．沈红阳：《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动力理论的新发展》，《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5月；
126．邓学义：《邓小平的改革风险观》，《湖湘论坛》1997年7月；
127．金钊：《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社会科学论坛》1997年8月；
128．李君如：《实践观点与改革开放》，《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7年8月；
129．庞元正：《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的三个新贡献》，《前线》1997年8月；
130．李忠杰、陈林：《深化对改革的规律性认识》，《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8年4月；
131．彪晓红：《邓小平改革理论与当前经济政治体制改革》，《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3月；
132．王良明：《试论邓小平改革策略的选择》，《四川大学学报》1998年6月；
133．吕志刚：《邓小平关于改革的几个重要理论观点》，《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8年4月；
134．张向今、单华：《正确认识和把握邓小平关于稳定的理论》，《内蒙古师大学报》1998年10月；
135．陈国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邓小平关于生产力标准的理论启示》，《暨南学报》1998年8月；
136．杨富斌：《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理论探微》，《河北学刊》1998年11月；
137．李朝东：《略论邓小平指导社会主义改革的方法论》，《安徽大学学报》1998年11月；
138．李双庆：《社会主义的根本战略任务》，《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8年11月；
139．段柄仁：《改革的理论支撑》，《北京日报》1998年12月21日。第十篇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
|
|
|
| 上一篇 |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 |
| 下一篇 |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