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

一、研究概况

  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论述和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不仅对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也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制定90年代和未来经济发展战略及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把握世界形势,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这一战略判断,他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的理论,正是在这一大战略前提下提出的。

  90年代以来,专家、学者、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部门的人员,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的理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发表了大量文章与专著。90年代初期,这方面研究多从战略思想、发展理论角度阐述,也有的文章开始涉及对邓小平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措施等内容的分析。1994年以后,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开始形成高潮,并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都有了进一步发展,不但进一步探讨了前述的一系列问题,更进一步对其内涵、特点、思想方法、战略体系、战略意义等方面问题进行了研究,而且就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有关基本理论观点和毛泽东思想中的有关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指出了前者对后二者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王时杰等编著《经济发展纵横论》中《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章节,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9月版)也有的学者从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的战略思维总特征、战略结构与层次等更深层的方面进行了研究。

  学者们认为,邓小平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的理论,是建立在对我国国情的科学分析基础上的。这个理论是在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研究当今世界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它体现了从国情出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目的的指导原则;同时它又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为最高准则、战略与策略高度统一的战略思想。它的实现必将使我国国力和国际影响大大增强,使社会主义制度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完善。

  有的论者提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思想的基本特证,是实事求是、求实与创新性、宏观全面性、系统性和对我国的发展目标科学的预见性。(冷溶:《邓小平的战略思想方法》,《中国社会发展战略》1994年3月)它具有现实可操作性,是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新认识的体现,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战略思想。另外,它还注重发展的协调、均衡与全面,并突出了科学技术的首要作用。

  也有的研究者指出,“在邓小平的全部战略思想中,‘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占有重要地位”。(晓亮:《邓小平以改革实现战略目标的思想》,《中国社会发展战略》1994年3月)有的认为,“发展战略”狭义上就是指“三步走”发展战略。(李忠杰:《邓小平发展战略思想的含义和内容》,《理论前沿》1996年第1期)

  综观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①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的理论、现实依据、内涵、特征、结构层次、发展模式、实现条件、意义等问题的研究;②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的形成进行历史考察,并研究它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战略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③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对我国90年代经济发展进行战略思考。从以上问题中又引申出关于“三步走”战略;关于抓住机遇、加速发展,使国民经济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关于战略重点;关于可持续发展战略;关于全面发展战略;关于科教兴国战略;关于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关于先富与共富;关于区域经济等问题的研究。

  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理论“为我国70年的经济发展勾画了宏伟蓝图,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它不仅指导我国的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大飞跃,而且将照耀着我国到下一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全过程”。(冯世新:《经济发展战略》,《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二、“三步走”发展战略

  (一)“三步走”战略的形成

  同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和完善都需要一个过程一样,邓小平“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确立也经过了一个过程,对于其形成过程,一种观点认为是两步走,二阶段。即第一步翻两番,第二步再用50年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以后,又将第一步划分为两步:第一步比1980年翻一番,达到温饱;再翻一番,达到小康这算两步,原来说的第二步,改称为第三步,这样就形成了“三步走”发展战略的规范说法。(龚育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二十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从两步走到三步走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其一,体现了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内在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现代化内涵的准确理解;其二,三步走的最终目标不是完全实现现代化,而是基本实现现代化;要求达到的不是最发达国家的水平,而是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不是经过几十年,而是要经过大约一百年的时间,这与两步走战略要求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相比,更充分地考虑到了中国的国情以及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这样所确定的目标既积极又可靠,留有相当的余地,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王京生:《论三步走战略的科学性》,《理论学刊》(济南)1994年第5期)

  还有的学者用三阶段概括“三步走”战略的形成:第一阶段,即从1979年到1984年,这是初步形成阶段。1979年邓小平会见大平正芳的谈话最早提出了这一思想。第二阶段,即1984年到1987年。1984年邓小平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中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第三阶段,即1987年至今。这是这一战略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时期。(向洪、邓洪平:《邓小平思想研究大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l995年版)

  (二)邓小平“三步走”与毛泽东“三步走”之比较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始于毛泽东。分三步把中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是毛泽东最早提出并反复强调的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毛泽东的三步走,即第一步通过“一化三改”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步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物质基础;第三步,指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有学者指出,毛泽东“三步走”与邓小平的“三步走”无论从构想的理论依据、出发点、具体内容还是实现方法上,都有相同之处:第一,两者都是以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以中国的国情为出发点。第二,从“三步走”的具体内容看,不但毛泽东提出的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思想为邓小平所接受,而且二者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实践进程的估计大体上也是接近的。邓小平设想下世纪中叶,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毛泽东则预计用100年时间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建设步骤上。邓小平比毛泽东的“三步走”更具体、更系统、更现实。第三,在如何完成战略目标上,由于毛泽东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及毛泽东本人主观认识上的原因,导致他在如何实现战略目标的方法和途径上走了弯路,以至不能实现。邓小平借鉴了毛泽东的经验教训,对实现战略目标所必需的发展速度、方法等作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一些大政策,对于保证宏伟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李子英:《论“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天津商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也有学者提出邓小平的“三步走”是对毛泽东现代化思想的发展,是积极的、科学的:第一,这是一个积极的目标;第二,这个目标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第三,这个战略目标有步骤、分阶段进行,防止了急于求成、不切实际的盲目现象;第四、这一战略目标用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加以量化,明确、实在;第五,把战略目标与人民生活水平联系起来。(李安增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

  (三)“三步走”的内涵

  有学各认为,“三步走”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行动纲领,从其内涵来看,充满了科学的辩证精神。首先兼顾生产与生活,把发展国民经济同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特别是把每一战略目标,都量化为一定指标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其次跳出传统发展模式的窠臼,坚持速度与效益的统一,这样使现代化实现过程成为国民经济高速度高效益的发展过程。再次,坚持发展与改革相配合,以改革促发展,不断为发展注入动力和活力。最后,科学分析表明,“三步走”战略的实现过程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进程是同步的。两个过程的内在规律使之必然联系在一起。(王京生:《论三步走战略的科学性》,《理论学刊》(济南)1994年第5期)

  另有学者认为,把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分为三个时间阶段,并分别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反映每个时间阶段所应达到的战略目标,这不单纯是个时间表和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程度的问题,它所包含的信息量是极大的,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合理的产业结构、科技的进步、企业管理、经济效益、合理的经济布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等,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它是包含了依据、目标、途径等要素在内的整体战略。(刘学军:《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四)“三步走”的依据

  关于“三步走”的依据,学者们各自阐发了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依据有三点,即①基本国情,②主要矛盾,③有利的国际环境。(刘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步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有人认为还应加上一条,即对我国原有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总结。(朱玉华:《论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毛泽东思想研究)1996年第1期)另有学者概括了“三步走”的客观依据和理论依据,客观依据是,①深刻的历史性转变,这是现代化经济发展战略形成的实践基础;②现实国情特点: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③打开国门,充分利用外部条件。理论依据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和由之而形成的党的基本路线。(孙琰:《发展战略的“三部曲”》,《邓小平思想精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也有论者将“三步走”依据作为其思想理论基础加以表述。(吴奕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三步走发展战略与广东现代化建设,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学者们认为,“三步走”是科学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它既不是急于求成的,也不是无所作为的,而是符合我国的实际,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

  (五)“三步走”的特点及“三步走”之间的关系

  “三步走”作为战略目标和战略部署,有许多新特点,对此各家有不同表述。有的认为特点有五个:第一,它以国民生产总值这一综合指标作为衡量现代化水平的尺度;第二,它以当今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我国现代化的综合指标,在时间上从本世纪末到下世纪中叶,更符合中国实际;第三,它坚持了速度与效益的统一;第四,它明确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把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重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第五,它注意总量平衡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汤群英、蒋映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也有论者这样概述三步走的特点:①坚持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②坚持了速度与效益的统一;③坚持了国力与战略的统一;④坚持了奋斗精神与求实态度的统一;⑤坚持了生产发展水平与人民生活水平的统一。(吴奕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提出及其特点》,《三步走发展战略与广东现代化建设》,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还有论者用整体性和重点性统一、长期性与阶段性的统一、速度与效益的统一、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的统一(罗昭义:《论邓小平同志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特点》,《湖湘论坛》1996年3月)来概括“三步走”的特点。“三步走”的这些新的特点,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本质要求和内在规律,更准确地反映了我国的国情,具有很强的科学性。

  关于“三步走”之间的关系,有学者指出,第一步为基础阶段,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为关键阶段,人民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为“三部曲”第三个乐章,基本实现现代化。(汤群英、蒋映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六)“三步走”的意义

  “三步走”战略目标的设立,是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是重新估量中国基本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来规则发展速度的结果,是重新认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克服急躁冒进的“左”倾情绪和习惯势力的结果。我国学者多从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及历史意义三方面对“三步走“加以概括。理论意义:“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相一致的;实践意义:“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虽然以经济数字加以量化,但实际上不单是一个经济指标,而且也是一个社会发展综合性指标;历史意义:“三步走”的实现是对人类作出了贡献,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孙琰:《发展战略的“三步曲”》,《邓小平思想精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另有学者将“三步走”的意义概括为:①中国摆脱贫困人民走向富裕文明之路的明灯;③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里程碑;③说明社会主义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吴奕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提出及其特点》,《三步走发展战略与广东现代化建设》,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还有不少论者对三步走的意义进行概括,大都集中在这样几点:①摆脱贫困,走向富裕;②大大增强国力;③巩固政治上的安定团结;④国际影响增强。(刘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步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三、发展战略重点

  在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确定战略重点问题。1982年,党中央根据邓小平有关战略重点问题的一系列论述,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提出:“在今后二十年内,一定要牢牢抓住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这几个根本环节,把它们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

  80年代中,一些学者已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就战略重点的定义、内容及确立依据,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看法。进入90年代以来,学者们继续就以上问题和战略重点、战略目标和战略部署之间的关系,如何抓好战略重点等方面提出了见解。

  学者们认为,将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作为战略重点,是由这些部门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决定的。有人指出,战略重点在十二大报告中得到确定后,十三大报告中则从更高层次上概括了战略重点:①把科技、教育提到发展战略首位;②在整个经济结构的层次上论述农业问题;③提出在大力发展消费工业同时,充分重视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加快发展以电力为中心的能源工业,以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原料为重点的原料工业。以综合运输体系和信息传播体系为主轴的交通业和通信业。(汤群英:《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邓小平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思想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十四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提出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高度重视农业,加快发展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加速科技进步,大力发展教育。学者们指出,战略重点与战略目标、战略部署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战略目标影响和决定战略部署、战略重点,战略目标的实现又要以战略部署、战略重点作保证”。(汤群英:《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邓小平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思想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一)关于农业

  研究者指出,“邓小平关于农业是根本,是战略重点的论述,从我国国情出发,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对我国经济建设历史经验作出的科学总结。”(中共农业部党组:《继承小平同志遗志加快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人民日报》1997年3月18日是“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春元:《邓小平同志的农业基础观》,《湖湘论坛》1996年3月)农业状况及发展速度,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基础作用,决定了它是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战略重点。(汤群英:《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邓小平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思想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农业是根本”,“是邓小平思考和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出发点之一”。(中共农业部党组:《继承小平同志遗志,加快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人民日报》1997年3月18日)这是因为:第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①农业能保证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②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原料、资金、劳力和市场。③直接关系着我国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平衡,影响着我国经济发展全局。④农业是资金积累的重要来源。⑤农业的全面发展,可以充分利用自然资源,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第二,没有农业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目标难以实现。(汤群英:《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邓小平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思想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有的学者还补充了“农民是现代化建设及改革开放的重要力量”一条。(唐春元:《邓小平同志的农业基础观》,《湖湘论坛》1996年3月)还有学者认为邓小平重视农业的思想大体分为三个层次:①解决吃饭问题始终是中国面临的大问题;②农业发展是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③农村的发展和稳定是整个国家发展和稳定的基础。(孙中华、李少华:《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农业问题的论述》,《中国农村经济》1997年3月)

  学者们认为,90年代在农业发展和农村改革方面应当做到:继续深化农村改革,稳定与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强化市场在农村经济中的调节作用;把科技、教育兴农落在实处;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及农村第二、第三产业;(汤群英:《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邓小平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思想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农业的基础地位及各项基本政策要保持长期不变;全党要关心、研究、支持农业;(唐春元:《邓小平同志的农业基础观》,《湖湘论坛》1996年3月)大力发展外向型农业;推动乡镇企业上台阶;(童万亨:《关于发展农村经济的思考》,《人民日报》1994年5月20日)农业的改革和发展要有“两个飞跃”。(郑志芳:《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人民日报》1994年4月25日)

  还有学者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动摇农业基础地位,因为经济体制的转变并未改变工业和国民经济对农业的依存关系。(莫建备:《农业改革发展要有两个飞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二)关于能源和交通

  对于能源和交通在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学者们一致认为:能源交通是社会再生产的基础条件,交通运输是联系生产与消费、流通的桥梁及纽带;能源、交通对国民经济发展有全局性影响;能源、交通的紧张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汤群英:《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邓小平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思想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对如何发展能源交通,研究者的看法是:①大力发展能源工业;②优先发展交通、运输、通讯;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即改革投资体制,深化价格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等。(汤群英:《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邓小平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思想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这方面,李鹏同志撰文具体指出:①煤炭工业要坚持大、中、小并举的方针;②石油工业要坚持稳定东部、发展西部的方针;③多家办电,多渠道投资办电;④稳步发展核电事业;⑤能源开发与节约并重,节约放在优先地位;⑤能源开发要注意可持续发展原则。(李鹏:《中国的能源政策》,《人民日报》1997年5月29日)

  (三)关于科技和教育

  科技和教育作为战略重点的依据:一是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的,二是由二者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决定的,三是由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需要决定的。要发展科技教育,一要坚持“经济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者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二要全面规划、重点突破;三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四要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汤群英:《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邓小平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思想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四、社会全面发展战略

  (一)研究概况

  关于邓小平社会全面发展战略的研究起步较晚。90年代以前,报刊上“社会全面发展战略”这个词还很少出现,论文及专著也寥若晨星。党的十四大明确将社会全面进步作为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方针之后,学术界对邓小平全面发展战略思想的研究才日趋活跃。这方面的研究大体分两个阶段:①1995—1996年,主要是对邓小平全面发展战略内容基本结构的诠释。②1997—1999年,研究逐渐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对全面发展战略的动力系统(实现全面发展的途径、方针、动力)和理沦内涵(理沦依据,如以人为本思想、系统论思想等)及其理论特征进行了探讨。但总的说来,90年代关于邓小平社会全面发展战略研究的论文和专著还不很多,高质量的论著还很少,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拓展。

  (二)邓小平社会全面发展战略思想的形成

  1.形成的历史过程

  学者们的观点基本相同,认为1979年邓小平第一次总体表达了社会全面发展战略思想。以后的十几年中,他针对改革开放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从不同角度强调社会主义发展的全面性,并对全面发展的内涵作出进一步阐述。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对自己的全面发展战略思想作了总结。(程显煜:《论邓小平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思想》,《全国第三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文集(中)》,学习出版社1997年版)也有的学者认为,从80年代初邓小平就提出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刘敏:《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初探》,《特区理论与研究》1998年12月)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邓小平社会全面发展战略思想的基础上,在党的十四大、十四届五中全会、六中全会上,明确地将社会全面进步,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作为党的一贯坚持的基本方针,表明了对邓小平社会全面发展理论和战略的确认。(易培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初探》,《湖南师大学报》1997年6月;向翔:《邓小平发展理论与我国跨世纪可持续发展》,《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3月)

  2.形成的理论前提

  不少学者认为,邓小平全面发展战略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着直接相承的关系。有的论者指出,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工业化”诸概念,不仅仅指关于经济增长的构成,而是追求社会全面进步,全面发展的模式。(万斌、郁建兴:《论社会全面进步》,《“五个一”工程文集(第五届)》,学习出版社1997年版)有的论者明确提出,邓小平的社会全面发展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即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吸收和借鉴国际上新的发展观理论的结果,本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摈弃传统的单纯经济增长观,倡导发展的协调性、综合性和可持续性的新的发展观。邓小平借鉴西方发展理论中的“综合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得出对发展问题的全面性认识。(易培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初探》,《湖南师大学报》1997年6月)有论者更具体地指出,邓小平吸收了国外各种社会发展理论中适合中国实际的成果,如社会发展进化论、社会发展均衡论、层次需要理论和基本需求论。同时,邓小平的社会全面发展战略,不仅在理论思辨和逻辑思辨上借鉴我国古代哲学的合理内容,而且给“小康社会”这一古代社会思想赋予新的含义和内容。(刘敏:《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初探》,《特区理论与研究》1998年12月)

  (三)邓小平社会全面发展战略思想的涵义及主要内容

  学者们普遍认为,全面发展战略的涵义即指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几方面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实现经济与社会互相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程显煜:《论邓小平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思想》,《全国第三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论文集(中)》,学习出版社1997年版;逢先知、冷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解放军报》1997年1月9日;余泽清:《关于社会主义全面发展问题刍议》,《福建论坛》1996年4月)有的学者则认为,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涵盖了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基本内容和奋斗目标。(李忠杰:《坚持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特区理论与实践》1996年10月)

  我国学者对全面发展战略内容的阐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协调发展是社会全面发展的总目标

  有论者指出,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既是低级走向高级文明的过程,又是片面发展的社会向全面发展的社会推进过程。邓小平全面发展战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以社会整体推进、全面进步,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为总的奋斗目标。 (张式谷:《论社会协调发展》,《求是》1997年第14期)马仁典等同志认为,实现社会各个领域之间协调发展,是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目标。邓小平“小康社会”这个概念包含了社会全面发展的意思。它不仅是经济指标,还是综合的质量指标。因此,发展经济并不是终极目标,促进社会全面发展才是真正的目的。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把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作为统一的奋斗目的。(马仁典、温勇:《论邓小平社会全面发展思想及其层次性》,《邓小平研究文库》第2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2.以经济为中心促进社会全面发展是社会全面发展战略的主要特征

  一些学者阐释邓小平这个观点时,强调经济建设中心论。有的学者认为,邓小平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对马克思注重发展生产力理论的坚持,也是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和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分析得出的重要结论。(万斌、郁建兴:《论社会全面进步》,《“五个一”工程文集(第五届)》,学习出版社1997年版)有的学者认为,物质的生产是一切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没有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任何社会都没有资格谈什么优越性。(程显煜:《论邓小平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思想》,《全国第三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论文集(中)》,学习出版社1997年版)

  多数学者认为,邓小平强调以经济为中心,但不能把中心当作“唯一”,应在重视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重视社会发展目标,以社会各方面协调发展,来保证全面发展的实现。有的学者指出,经济本身不是目的,它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们物质文化需要,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陶一夫:《社会全面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党政论坛》1996年12月)有的论者认为,在社会生产大发展的条件下,人与社会已不满足于维持生存,而是要谋求全面发展。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身,即表现为一种综合性的全面发展。(余泽清:《关于社会主义全面发展问题刍议》,《福建论坛》1996年4月)至于经济与政治、文化发展等方面的关系,有论者认为,不是单向作用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程显煜:《论邓小平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思想》,《全国第三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论文集(中),学习出版社1997年版)

  3.教育和科学技术是实现全面发展战略的关键

  学者们对邓小平这一观点的研究,看法比较一致。有的同志通过对生产力系统各要素的分析,认为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发展,已经成为渗透生产力系统的催化剂,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显煜指出,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全新的命题,准确阐明了当代教育、科学技术发展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位置。

  4.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是全面发展战略的保证

  不少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既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稳定发展的政治保障,又是调动人们积极性,搞好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动力。同时也为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发展条件。有的论者认为,高度的民主政治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和目标。(逄先知、冷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解放军报》1997年1月9日)

  5.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是全面发展战略的精髓

  许多学者都认为,邓小平关于两个文明一齐抓,“两手都要硬”的科学论断,是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方针,并从对“两手抓”方针的必要性、实质和目的及两个文明的辩证关系三方面阐明这一观点。

  有的论者认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进步程度的两个标志和尺度;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集中体现和归纳为两个文明的发展。(易培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论初探》,《湖南师大学报》1996年6月)有的论者通过对物质与精神,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分析,指出,社会的发展都是两个文明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结果。人类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的统一体,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体。(陶一夫:《社会全面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党政论坛》1996年12月)有的论者明确地提出邓小平“两手抓’方针的实质和目的是,不但要搞好经济建设,还要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创造优良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逄先知、冷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解放军报》1997年1月9日)

  (四)邓小平社会全面发展战略思想的深层次理论内涵

  1.全面发展战略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有的学者认为,全面发展战略之所以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主要有两个因素:第一,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为了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第二,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全面性的体系,不可能建立在单纯的经济之上,而是建立在经济、政治、科学文化,国民素质综合发展的基础上,两个文明一齐抓,两手都要硬,才能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蒋冰海:《把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6年6月)有的论者认为,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在新的历史时期设计的全面发展战略,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是题中应有之义。(逄先知、冷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解放军报》1997年1月9日)

  2.全面发展战略的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思想

  有的论者认为,邓小平关于推进社会全面发展的一系列论述,如建设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观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的观点;精神文明的根本目的是培育“四有”新人,提高全民素质的观点等,都体现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易培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论初探》,《湖南师大学报》1996年6月)我国1996年至2010年的社会发展纲要明确指出:“社会发展要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李忠杰:《坚持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特区理论与实践》1996年10月)有的论者进一步指出,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人是社会的动力和价值目标,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张式谷:《论社会协调发展》,《求是》1997年第14期)还有的论者从一般的社会发展和当代中国发展的实际分析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培养,也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余泽清:《关于社会主义全面发展问题刍议》,《福建论坛》1996年4月)

  3.全面发展战略是系统论的创造性运用

  有的论者认为,邓小平论述社会全面发展问题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系统观为依据,同时融汇了现代系统论思想。他十分注重整个社会大系统中,各要素,即各子系统的协调与整合。(易培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论初探》,《湖南师大学报》1996年6月)

  五、可持续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是5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在工业化经济迅速增长,出现世界性人日膨胀、资源危机、环境恶化等严重影响社会发展的情况下,于80年代初提出的关于人类发展道路的一种新思想。这一概念在1987年由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署出版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一译为《我们共同的明天》一书中正式提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国在发展中逐渐地转向“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者们认为,邓小平一系列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重视社会全面、协调进步的论述,“实际上成为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胡义成:《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国内外发展模式研究简述》,《甘肃理论学刊》1996年12月)

  1992年7月我国组织编制的《中国21世纪议程》,被研究者认为是“我国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标志”。(肖枫:《“可持续发展”的来龙去脉》,《经济日报》1997年5月12日)此《议程》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颁布,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我国1995年9月通过的《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1995年10月,江泽民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中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

  可持续发展问题在90年代越来越引起学术界关注。1994年5月,李政道、周光召发起并主持了“21世纪中国的环境与发展”研讨会,会上提出了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十大技术体系。(孙小礼:《可持续发展:中国的必然选择》,《北京日报》1995年11月21日)此后,学者、专家们陆续发表了大量文章与专著,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由来、概念、内涵、意义、哲学基础及我国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选择,在我国实施此战略的基础、条件,实现它的方式和途径等诸方面问题展开了热烈的研究。至1997年达到高潮,至今方兴未艾。除发表各类文章专著外,1996年底在珠海召开了“当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跨世纪发展战略”研讨会,1997年1月29日至2月4日,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召开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学术研讨会”,学者专家们向会议提交了大量论文,在会上提出很多见解,对研究起到很大推进作用。概括起来,我国学者90年代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研究基本集中在以下方面:①结合邓小平经济社会协调全面发展,生产力持续发展等一系列论述,研究邓小平发展理论对我国选择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意义及邓小平对可持续发展观的贡献;②对“可持续发展”思想本身的研究,除前述对其由来、概念、内涵、意义的阐述外,还从哲学思考、思维方式、人文视野等角度进行了研究;③结合第二个方面,联系我国跨世纪发展目标,对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诸问题进行探讨研究;④联系我国人口、环境、资源、政策、科技等具体问题发表看法。

  (一)邓小平理论与可持续发展观

  研究者认为,邓小平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过“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但是他的发展战略实质上己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顾海良、张雷声主编《邓小平的经济思想》第二十章“正确处理发展战略实施中的重大关系”,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九五”计划和长远规划中的一个重大战略,是由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其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邓小平的发展思想。(向翔:《邓小平发展理论与我国跨世纪可持续发展》,《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3月)学者们还指出:①来源于邓小平发展理论并由邓小平首先提出来的我国跨世纪目标,也就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全面进步和可持续发展;②邓小平提出,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380页)。因此,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无可选择地只能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战略,这和邓小平的发展战略思想是一致的;③“两个转变”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向翔:《邓小平发展理论与我国跨世纪可持续发展》,《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3月)有论者认为,邓小平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有着丰富内涵,保持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体现在:①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促进两者协调发展,关键要发展社会生产力,积极改善人民生活;②邓小平有关人口问题的论述,明确了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的素质对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大作用;③邓小平提出了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关系的战略思考;④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的严峻挑战,邓小平提出了关于消除贫困,实现民富国强的理论。(余健民:《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学习邓小平关于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997年第2期)

  有论者撰文提出了邓小平对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贡献: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个主题”的论断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发展才是硬道理”指出了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指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重点;“共同富裕论”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则,(杨思娅:《论邓小平对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贡献》,《思想战线》1998年第7期)也有的学者指出,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观的运用和体现,同时又在总结历史和规划未来中使这一发展观进一步丰富和具体化。(顾海良、张雷声主编《邓小平的经济思想》,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

  研究者还认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邓小平发展思想和发展战略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全面进步、可持续发展战略,两个根本性转变等新概念、新命题,“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发展理论”。(向翔:《邓小平发展理论与我国跨世纪可持续发展》,《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3月)“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重大战略提出,充分显示了我们党对国际上近年来形成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重视,是对这一理论所揭示的世界各国现代化一般规律的自觉认同,也是深刻认识我国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严重问题基础上作出的科学选择”。(于炳贵:《可持续发展:科学的战略选择》,《理论学刊》1996年1月)“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进一步论述了中国未来如何发展的问题”。(胡义成:《可持续发展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国内外发展模式研究简述》,《甘肃理论学刊》1996年12月)

  (二)对“对待续发展”的基本概念中一些问题的讨论

  研究者近年来探讨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基本概念、原则和特征等问题。普遍认为,“可持续发展”是工业文明向新的文明转型期中的价值基础,是一种新的文明观。(王森洋:《可持续性发展——一种新的文明观》,《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7年第1期)其思想基础是文明生态观,核心是要建立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文明。主张“人是自然的一员”。主张维持“社会—经济—自然”系统的整体利益。其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考虑到后代人满足自身的需要”。(黄理平:《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探讨》,《科学社会主义》1996年6月)认为其内涵是“发展观念的更新”、“价值取向的更替“、“发展的代际及代内观念”、“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性。”(郑林:《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河南日报》1995年12月19日)

  多数研究者认为,“协调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人而不是物,人是可持续发展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与最终受益者”。(诸大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7年第l期)它是一种“以人为中心”或“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与战略。也有的人对这一观点提出商榷意见,认为“以人为中心的新发展观”不能成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替代物。因为物质进化至人类社会局面后,出现了社会进化和人的进化并行推进的“双线”现象,社会进化是人的进化赖以成立的前提,人的进化又是社会进化的真实内容。二者应当以社会进化为基础,互相依存,互相协调,可持续发展观正是面对这种必然的一种把握。(胡义成:《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国内外发展模式研究简述》,《甘肃理论学刊》1996年1月)“以人为本”是与经济增长“以物为本”相对应的发展观,却不是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只能是“以人与自然为本”。(徐长乐、罗祖德:《可持续发展的几个认识问题》,《特区理论与实践》1997年10月)对“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或主题词)是发展”的观点,月有人提出,其“核心或主题词不应是‘发展’或是别的什么,而只能是‘可持续性’”。(徐长乐、罗祖德:《可持续发展的几个认识问题》,《特区理论与实践》1997年10月)

  学者们指出,可持续发展观“是在对工业文明批判、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对工业文明的辩证否定”,(《可持续发展战略学术研讨会专家笔谈》,《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3月“是对传统发展观的反思与超越”,(秦失:《反思与超越——关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法论思考》,《浙江学刊》1997年7月)是“思维方式更新的表证”,(陈中立:《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思维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年第2期)是“社会发展观的更新”。(钟人:《“当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跨世纪发展战略”研讨会概述》,《哲学动态》1997年3月)这种更新表现于首先是思维主体本位的变化,即由传统发展模式中的个体本位、群体本位向类本位转化;其次是思维追求目标设定的变化,由只追求经济增长向社会全面发展转变;其三是思维定势导向的变化,由单向型思维向多向型思维转化。(陈中立:《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思维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年第2期)“传统发展观的哲学基础是人类中心论,而人与环境的协调、和谐、统一,则是可持续发展观的哲学基础”。(钟人:《“当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跨世纪发展战略”研讨会概述》,《哲学动态》1997年3月)

  有学者撰文提出:马克思的实践反思法是考察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方法。并从观念、实践方法、发展战略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考察。(陈忠:《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反思》,《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也有的研究者考察了老子宇宙观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有人认为可持续发展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吸收了中国“天人合一”思想。(《可持续发展战略学术研讨会专家笔谈》,《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3月)

  (三)我国选择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要性及依据

  学者们比较集中地从三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一,邓小平理论是我国选择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邓小平从当今时代主题和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战略高度,深刻论述了中国发展的紧迫性,江泽民则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进一步论述了中国未来如何发展的问题。(于炳贵:《可持续发展:科学的战略选择》,《理论学刊》1996年1月)第二,从我国国情出发,分析可持续发展战略对我国的必要性。学者们指出:①人口众多给社会发展带来沉重负担。②自然资源相对短缺,利用率低。③农业生产先天不足。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仍。⑤环境污染严重。③经济发展还未走上高效益的轨道,(邓楠:《〈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1995年9月)有人还提出了“效益与公平问题”,“社会整合问题”等。(王春先:《我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出路》,《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6期)认为“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唯一的科学选择”。(胡义成:《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国内外发展模式研究简述》,《甘肃理论学刊》1996年1月)第三,从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问题中的一系列矛盾出发,总结从80年代,特别是1984年以后经济过热发展遗留下来的经济总量失衡、结构失调、效益恶化、周期波动等经验教训。(马膘:《九十年代的经济环境与战略抉择》,《改革》199i年第5期;郑世杰:《中国社会持续发展战略:现代化进程中的初步策划》,《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5期)并认识到这一系列矛盾“不仅将在90年代存在,而且还将严重制约下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因而“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在深刻认识我国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严重问题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决策”。(于炳贵:《可持续发展:科学的战略选择》,《理论学刊》1996年1月)

  (四)我国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其他有关问题

  邓小平关于我国国情的一系列论述,为我国选择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模式指出了方向。1992年7月,我国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其中已经为这种模式设计了明确框架。有学者指出,西方一些组织所提倡的深层生态主义以及“高环保投入”、“低经济增长”政策,显然不符合中国国情,但“以预防为主”、“与经济规划协调发展”、“和谐并进”等原则,则是可以采纳的。中国尚处于经济起飞初级阶段,不能盲目引进西方的贵旅精英主义。(钟人:《“当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跨世纪发展战略”研讨会概述》,《哲学动态》l997年3月)我们必须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持续发展道路。

  此外,还有人探讨了实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条件、科技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作用、社会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等问题。

  正如学者们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作为理论,还处于起步阶段,有侍研究开拓的领域非常广阔;作为实际操作战略,更有许多有待探索的方面。我国作为较早研究和接受它的国家,在邓小平发展思想指导下,无论从理论还是实际上,可研究的空间均很宽阔。

  六、邓小平科教兴国思想

  科教兴国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和国家正是根据这一思想,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确立了科教兴国战略。这是我国跨世纪的战略选择和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社会主义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结合起来,对于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步伐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国学者近年来对邓小平科教兴国思想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

  (一)科教兴国思想的主要内容

  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技大会上阐明:“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

  其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科学论断,“是科教兴国思想的理论基础”。(朱开轩:《科教兴国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997年2月)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是“科教兴国思想的核心内容”。(伊瑜新:《浅论邓小平的科技兴国思想》,《湖北社会科学》1995年10月)

  正确处理经济、科技、教育相互促进和协调的关系,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是“科教兴国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朱开轩:《科教兴国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997年2月)

  (二)科教兴国思想提出的依据

  学者们认为以下五点是科教兴国思想提出的依据:①“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变革作用”。②“科技进步成了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③“发达国家依靠科教使经济腾飞的大量实例”。①“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由于落后而挨打的历史”。⑤“我国当今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发展不平衡等现实基础”。(栾德君:《试论邓小平“科教兴国”理论》,《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2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曾德聪:《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再认识》,《福建学刊》1995年12月)

  (三)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基础

  我国学者通过对邓小平理论和我国现实情况的研究认为,我国日益壮大的科技、教育实力是科教兴国的前提;社会主义制度为科教兴国提供”了根本保证;各级政府已经实施了科教兴省、科教兴市,为科教兴国奠定了基础;全社会对科技的重视、各地与各部门对科教兴国的热烈响应,为实施科教兴国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四)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意义

  学者们认为,科教兴国思想的重大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①反映与顺应了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②必将大大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③使生产力有一个新的解放和发展。④为我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现代化建设、加速经济和社会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指明了有效途径。⑤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是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顺利实现的正确抉择。③科教兴国思想构建了一个以科技进步作为运行的动力和过程、以增强科技实力作为运行的基础、以科技和经济的结合作为运行的基本结构、以高科技文化素质的劳动者作为运行主体的新的推进国家发展的运行机制。(向洪、邓洪平主编《邓小平思想研究大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滕福星:《科教兴国的理论意义和实践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4月)

  (五)邓小平科技思想和教育思想概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科学论断是邓小平科教兴国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思想的核心,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和生产力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具有科学性、实践性和鲜明的时代性。邓小平的科技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思想武器,也是“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的根本指导方针”。(段瑞春:《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与科教兴国发展战略》,《全国第三次邓小平建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文集》,学习出版社1995年版)

  学术界对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如何理解科学技术的第一位的重要性;关于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关于培养科技人才,壮大科技队伍的问题和关于如何树立正确的科技意识”五个方面。(刘国光主编《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文库》,红旗出版社l995年版)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是邓小平科教兴国思想的核心内容。研究邓小平的科教兴国思想,就必须研究邓小平的教育思想。邓小平的教育思想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内容十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体系。

  学者们对邓小平教育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邓小平的教育优先发展论的研究;对邓小平的教育改革论的研究;关于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对邓小平教育投资论的研究和对邓小平教师队伍建设论的研究”五个方面。(刘国光主编《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文库》,红旗出版社1995年版)

  (六)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与落实

  学者们通过研究认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努力:首先,在战略上,“采取‘有所赶,有所不赶’的有限战略,把实现科技生产力的新解放和大发展作为战略的重点”;其次,应“建立和完善科技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再次,应建立“适应社会主儿市场经济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新型科技体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技人才政策和科学的科技投资体系”;最后,要“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现代化的领导干部队伍”,并“落实已经制定的实施科教兴国的重大措施”。(膝福星:《科教兴国的埋论意义和实践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4月;路恿祥:《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求是》1997年第24期;高智瑜、林华:《邓小平理论与科教兴国战略》,《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1月)

  另外,学者们提出,在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过程中,科教兴国与国兴科教的关系、科技与教育的关系、科技与经济的关系、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的关系、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科教兴国战略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系、市场机制与政府宏观管理的关系、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关系、利用现代科技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这些重大问题,也是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并妥善处理好的。当然,这些问题也是应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作为下一步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七、发展的环境和条件

  早在80年代初,邓小平就指出,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具备的前提之一就是“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1页)1987年至1989年,又多次论述稳定对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意义。进入9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邓小平理论中关于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三者各自的内涵、三者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好这个关系进行了阐述,提出了许多见解。

  大家一致认为,“正确处理好三者关系,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顾海良、张雷声主编《邓小平的经济思想》,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要始终注意处理好这一关系,“这是贯穿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始终的一一个基本点”。(宋一秀:《实事求是——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哲学基础》,《理论学习与探索》1994年5月)“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格局中的三个关键环节”。(魏礼群:《学习和掌握邓小平经济理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宏观经济管理》1997年6月)党在90年代提出的“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就是根据邓小平对三者关系的论述制定的。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也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同稳定的关系,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学者们对改革、发展、稳定及三者关系问题,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研究。

  (一)三者的内容及各自的地位

  1.发展是目的、是核心

  有学者指出,邓小平是“根据世界格局的新变化,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高度来认识”。(宋一秀:《实事求是——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哲学基础》,《理论学习与探索》1994年5月)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和平问题实质是全球政治问题,发展问题实质是全球的经济问题。二者中,发展是“核心”,最为突出,也是中国的主题。(宋一秀:《实事求是——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哲学基础》,《理论学习与探索》1994年5月)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主要靠自己发展,发展是我国主要目标。(顾海良、张雷声主编《邓小平的经济思想》,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发展是长远利益、根本利益,是带全局性的大问题,任何小道理都要服从于发展这个大道理、硬道理”。(侯远长等:《邓小平发展思想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2.改革开放是推动发展的动力

  学者们一致同意“改革是动力”的提法。有的学者进一步指出:“邓小平在深化发展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中,揭示了改革是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动力”,“只有改革才能促进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发展问题实质是改革问题。”(宋一秀:《实事求是——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哲学基础》,《理论学习与探索》1994年5月)“保持发展,解决经济中深层次矛盾根本出路在于改革”。(高德占:《围绕全党工作大局开拓改革发展稳定的新局面》,《人民日报》1994年5月2日)

  有的学者在探讨改革的内涵时认为,①改革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②改革是发展的手段;③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完善,是对旧的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以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侯远长等:《邓小平发展思想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有的学者对“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提法进行了论述,认为这是因为改革一方面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经济体制;另方面是它对社会各方面,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以至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深刻广泛的影响。(宋一秀:《实事求是——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哲学基础》,《理论学习与探索》1994年5月)同时指出,“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开放的、发展的,而不是封闭的、保守的”。(宋一秀:《实事求是——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哲学基础》,《理论学习与探索》1994年5月)

  3.稳定是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保证与前提条件

  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必须巩固和发展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在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总结道:“没有稳定,什么事也干不成”。(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研究者一致认为,稳定是前提,是顺利进行改革和发展经济的必要条件,“是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顾海良、张雷声主编《邓小平的经济思想》,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

  有些学者指出,稳定应包括:①和平的国际环境。②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稳定局面。(侯远长等:《邓小平发展思想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据此他们认为,“我国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和平的经济政治新秩序”。(张文知:《试论邓小平的转型发展理论》,《社会主义研究》1998年第3期)

  对如何保持稳定的问题,学者们认为,必须抓住“稳定的关键”、“抓住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种因素及关键因素”。这些因素是:①新旧体制转轨出现的法律、政治空档;②资本主义和我国旧社会腐朽没落意识形态、生活方式渗进国门和沉渣泛起;③分配不公引发人们心理上的不平衡;④通货膨胀引发的情绪动荡;⑤各种社会矛盾及西方敌对势力对华的“西化”及“分化”战略。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排除一切破坏稳定的因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警惕国际国内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

  学者还指出,稳定不是停滞,不是静止,而是变化中的稳定,发展中的稳定。稳定不是目的,是为了发展。(张文知:《试论邓小平的转型发展理论》,《社会主义研究》1998年第3期)

  (二)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

  研究者认为,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侯远长等:《邓小平发展思想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是有机的统一整体”。“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改革是动力,它既促进发展,加强稳定,又以发展为中心,以稳定为前提。改革既要服务于发展,又要服务于稳定”(宋一秀:实事求是——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哲学基础),《理论学习与探索》1994年5月)。要“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以改革和发展来实现社会的长期稳定”。(高德占:《围绕全党工作大局开拓改革发展稳定的新局面》,《人民日报》1994年5月2日)

  有的学者进一步分析:①三者同在矛盾统一体中,但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又有各自独特的地位、作用。三者地位作用随形势发展而变化。因此对三者的重要性,不能固定看待,要发展地看、联系地看、全面地看、统一辩证地看。②发展与改革的统一:改革是为了发展,改革的深化与完善是在发展过程中实现的,发展是为改革创造良好环境,改革是发展的最佳途径及手段。③发展与稳定的统一:发展与稳定是事物运动的两种不可分离状态,发展具有前进。上升的本质特征,是事物生存、运动的基础,是稳定的基础与保证。“而稳定是社会上一种相对平衡、均衡协调的运行状态”。邓小平所指的稳定,主要指政治、经济的稳定。社会稳定是发展的基本条件,其中政治稳定是前提。④必须高度重视“稳定”的特殊作用。稳定作为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事物发展起着条件作用及保证作用”。(侯远长等:《邓小平发展思想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而“保持稳定,一靠四个坚持,二靠改革开放,归根到底靠经济发展”。(龚育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二十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三者是互相促进的,但在具体工作中,三者也常常会发生一些矛盾,尤其是改革的攻坚阶段,经济社会生活出现一些困难和问题,要更加重视做好稳定工作”。(《李瑞环在云南考察强调贯彻落实好“两会”精神,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天津日报》1999年3月30日)

  还有的学者从“转型发展理论”的角度,提出“发展是转型理论的目的观,改革是转型理沦的动力观,稳定是转型理论的条件观”。其中“坚持发展,是邓小平转型发展理论的核心,是邓小平经济理论体系的枢纽”。(张文知:《试论邓小平的转型发展理论),《社会主义研究》1998年第3期)

  (三)如何处理好三者之间关系

  关于处理好三者关系的重要性,有论者指出:“我们是在国民经济高速运行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又要在加快体制转换的过程中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就更要注意处理好三者关系”。(高德占:《围绕全党工作大局开拓改革发展稳定的新局面》,《人民日报》1994年5月2日)

  关于如何处理好三者关系,大家认为,要“把握改革的深度、发展的速度,稳定的适度”。(宋一秀:《实事求是——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哲学基础》,《理论学习与探索》1994年5月“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在研究实施改革措施时,要遵循人民群众总体受益和总体承受能力原则”。(《李瑞环在云南考察强调贯彻落实好“两会”精神,处埋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天津日报》1999年3月30日)此外,也有人提出了一些具体方面,如: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联系群众,尊重实践;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李瑞环:《要处埋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人民日报》1993年12月12日)“提高干部素质及领导水平”。(舒惠国:《正确处埋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求是》1997年第19期)“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高德占:《围绕全党工作大局开拓改革发展稳定的新局面》,《人民日报》1994年5月2日)

  八、邓小平的先富与共富思想

  邓小平先富与共富思想,亦称共同富裕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共同富裕论是邓小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90年代,我国学者对共同富裕理论的研究日趋活跃,并从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拓展。

  (一)共同富裕思想的内涵

  什么是共同富裕?以往人们常常把它看成是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解释,而忽视概念本身包含的对社会生产力的说明。一些学者根据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提出了应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上赋予共同富裕以科学的内涵。有学者认为,在“共同富裕”这个概念中,“富裕”反映了社会对财富的拥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共同”则反映了社会成员对财富的占有方式,是社会生产关系性质的集中体现。共同富裕包涵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方面特质,就从质的方面确定了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地位,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目标。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则是达到目标的前提和手段。(张伯汉:《全面理解和把握邓小平波浪式共同富裕的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现代化》,陕西人民出版1995年版)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结合上赋予共同富裕以科学的内涵,是对传统共同富裕论的创新。

  关于共同富裕的本质涵义,有的论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一个经济增长原则,一个社会公正原则,这两个方面的统一,就是共同富裕。(武晟:《论邓小平以共同富裕为取向的社会主义公正观》,《邓小平理论研究》1997年5月)而“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即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实现社会公正;在逐步实现社会公正的过程中,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发展与公正是具体的历史统一,它们的实现是渐进的历史过程。

  也有的学者认为,把共同富裕的本质涵义,限制在经济范畴之内是不彻底的。他们指出: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经济的概念,而是指经济与政治的互动而产生的平等,是指经济关系的平等及其决定的政治、社会关系和个人发展的平等的总合。它具有非常广泛的内涵。(李安义、车英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再谈“共同富裕”内涵及实现方式》,《理论探讨》1996年6月)

  (二)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的本质

  许多学者指出,共同富裕理论是社会主义原则规定的。陈军、朱志杰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角度深入分析,认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出两个相互联系的标准:既不能离开共同富裕讲发展生产力,离开了就会导致两极分化,也不能离开发展生产力讲共同富裕,离开了就会导致共同贫困。这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在根本视角上发生了变化。这是个首创性理论突破,是对我国传统社会主义认识体系的变革。(陈军、朱志杰:《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若干理论观点》,《理论月刊》1998年4月)

  有的学者对“社会主义目标和方向”作出新的界定,认为,不能把共同富裕仅仅看成是终极目标和方向,还应是现实的经济过程;共同富裕不是静态的概念,而是发展变化的动态概念。共同富裕决非是一次性完成的事情,而是一个从低层次向高层次演进、发展的过程。(金喜在、齐晓安:《实现共同富裕应注意的几个理论问题》,《新长征》1994年6月)

  (三)共同富裕的实现前提

  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基本达成共识,认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坚持社会主义、防止两极分化,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牢固的政治保障。(吴广良、吴国柱:《全面理解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2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l997年版)

  (四)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

  允许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带动多数人和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光富”带“后富”,实现“共富”的战略构想,是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创新”,是共同富裕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党和国家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一项“大政策”。

  梁国英、侯远长等将这个战略构想,归纳为四个层次的内容:一项大政策: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允许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裕,先发展;一个总目标:实现共同富裕;一条主渠道: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人帮助后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先富带后富,最终共同富;一个大原则:把握适当的力度和时机,解决发展的不平衡和调节贫富悬殊问题。(梁国英:《坚持共同富裕的发展观》,《人民日报》1995年6月22日;侯远长:《邓小平发展思想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先富、共富”的战略构想,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综合一些学者的观点,主要有:

  1.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和同等富裕,它的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

  有的学者指出,共同富裕不是均等富裕,它是在实施过程中,以差距为主要特征。具有差异伴随性。共同富裕与同步富裕有着根本的区别。同步富裕是平均主义思潮的表现,追求它只能导致共同贫穷。(金喜在、齐晓安:《实现共同富裕应注意的几个理论问题》,《新长征》1994年6月)有的学者从我国经济、社会状况分析认为,我国生产力水平还比较落后,社会经济发展还不平衡,按劳分配制度还不完善,剥削阶级思想影响还存在,因而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祝强:《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湖北日报》1994年7月14日;谢俊忠:《试论“先富”与“共富”,《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2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2.先富是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共同富裕是部分先富的必然结果

  有的学者认为,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多种分配方式导致的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共同富裕必须通过部分先富起来这种不平衡的过程来实现。(何新芳:《邓小平关于部分先富到共富的构想的科学性》,《理论与改革》1994年7月)有的学者从先富政策的意义来分析,认为,部分先富存在着带动共富的作用和效应;示范作用和效应;帮带作用和效应;激励作用和效应,还有先富的经济作用和效应。(辛向阳:《关于共同富裕的儿个理论问题》,《东岳论丛》1996年3月)

  3.先富与共富是辩证统一关系

  不少学者指出,部分先富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是实现富裕的道路和目标之间的关系。部分先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共同富裕则是社会主义本质和目标之一,是部分先富的必然结果。没有目标,部分先富就会失去方向和归宿;没有道路,共同富裕的目标就成为空中楼阁。(方锡金:《谈“部分先富”政策的真谛和导向》,《国防大学学报》1995年4月;徐万珉:《社会主义民富论——邓小平富民思想简论》,《北京党支研究》1995年1月)

  有的学者认为,“先富、共富”的构想具有多角度、多方面、更深刻的内涵。从马克思哲学角度看,部分先富政策反映了事物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角看,部分先富政策符合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原则及商品经济内在的规律;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看,部分先富政策既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又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论、目的论和发展方法论的统一。(宋一秀:《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五)实现共同富裕与防止两极分化

  防止两极分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便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

  1.先富政策造成的“贫富差距”会不会导致两极分化

  学者们普遍认为,现阶段贫富差距不能称之为两极分化,先富政策不会导致两极分化。有论者指出:“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极分化从来不是一个纯经济的等同于“贫富分化”的概念,而是指阶级、阶层的分化,不涉及贫和富的绝对标准问题。(李安义、李英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再谈“共同富裕”内涵及实现方式》,《理论探讨》1996年6月)有的学者从社会制度和现行经济体制角度分析,认为两极分化是私有制的产物,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物。(曲春郊:《邓小平同志论坚持共同富裕和防止两极分化》,《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4年12月)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剥削制度,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不存在产生两极分化的经济基础。(徐万民:《社会主义民富论——邓小平富民思想简论》,《北京党史研究》1995年1月)我们鼓励先富起来,一不是以生产资料在少数人手中的积累为基础;二不是少数人的富有以多数人的贫穷为前提。(庄祖武:《共同富裕和部分先富》,《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2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所产生的差别是全体社会成员在富裕的道路上,有先有后,有快有慢的差别,而决不是少数人变成剥削者,大多数人陷于贫困的两极分化。

  也有的学者认为,根据唯物辩证法,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我国目前贫富差距的总态势中已经包含了两极分化的萌芽。其中表现在:现在的制度是允许一定范围内剥削存在,生产资料的私有在一定范围内成为合法,已经允许个人资本等生产要素参加收益分配;还有少数靠侵吞财产和偷税漏税、行贿受贿非法手段牟取暴利的暴富户。(杨国占、甘玲:《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研究述要》,《河北日报》1995年5月2日)因此,有的学者指出:控制收入差距,不使过大乃至悬殊到足以蜕变出资本主义因素来,就成了防止两极分化的组成部分。(樊百华:《邓小平关于防止两极分化的思想略论》,《南京社会科学》1996年5月)

  2.如何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

  大多数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

  第一,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以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作为先决条件。江泽民同志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若干重大关系》一文中指出:“只有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他又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讲话中指出:“在收入分配中,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把国家、企业、个人三者的利益结合起来。”有学者具体分析认为,公有制决定了劳动者之间完全平等的地位和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公有制使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成为现实;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使劳动者都有劳动的权利、条件和发展的机会,能够都富裕起来。(秦利娜:《试论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科学社会主义》1995年2月)

  第二,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必须以完善政府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政策和体系为根本保证。江泽民同志指出:“要把调节个人收入分配、防止两极分化,作为全局性的大事来抓。要区分不同情况,采取有针对性措施,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保障低收入音的基本生活。”(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若干重大关系》,《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讲话》,1995年9月28日)有论者认为,政府有效的宏观调节政策,一方面,通过完善税制,健全和完善市场规则,改革分配制度和打击非法收入等措施,对高收入加以调节;另一方面,通过建立系统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低收入层的扶贫与扶持工作保证落实。(金喜在、齐晓安:《实现共同富裕应注意的几个理论问题》,《新长征《1994年6月)有的论者进一步强调必须建立形成政治、法律、道德、行政、思想、舆沦等多方位的共富保障体系。特别强调舆论导向和从根本上进行智力和技能的扶持。(梁国英:《坚持共同富裕的发展观》,《人民日报》1996年6月22日)

  还有学者认为,从根本上讲,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的最现实的选择。(王建华:《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途径》,《浙江学刊》1995年2月;辛向阳:《关于共同富裕的几个理论问题》,《东岳论丛》1996年3月)

  李安义、李英田独辟蹊径,从政治经济学理论角度进行分析,提出新的观点。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产生两极分化的原因是资本积累,要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就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对雇佣劳动的作用,改变资本积累的性质,避免资本在个人手中无限制集中。他们提出:通过社会制度,完成对雇佣劳动方式转变,实现雇佣关系的横向流动。改变雇佣关系的定向流动为不定向流动。这样使得每一个人不成为固定的“劳”方或“资”方,以实现社会地位的平等。雇佣劳动横向流动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积累限制;二是资本的普遍化。(李安义、李英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再谈“共同富裕”的内涵及实现方式》,《理论探讨》1996年6月)

  九、邓小平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一)研究概况

  邓小平70年代未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提出了以地区不平衡发展为核心的区域发展理论,指出以空间上的沿海发达区域经济优先发展,作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启动力量。在一定时间内,一部分地区优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就会逐步消除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区域发展理论的提出,引起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引发出学者的20年来不间断的热烈讨论。从90年代的研究成果看,多数是对区域发展战略和理论模式的探讨与研究。   90年代初,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以梯度推移理论模式为基础的非均衡发展战略。这一时期,学者们就非均衡发展战略提出一些区域发展模式。其特点是肯定梯度模式,同时又不断加以修正和拓展,以求寻找出最适合我国国情的区域发展模式。1993年前后,在研究中已经有学者提出和强调区域经济要协调发展。主要原因是,伴随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逐年拉大。研究的结果证实,区域间差距扩大,问题是严重的。90年代中期以来,研究范围基本围绕如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非均衡协调发展等战略。这一时期研究的特点是突出“协调”的必要性,包括区域内协调和区域之间的协调。

  (二)关于非均衡发展战略

  非均衡发展战略的主要思路是对东部沿海地区在投资、开放和优惠政策上实行倾斜,以此促进沿海地区先发展和先富裕起来,带动全国发展,最终达到邓小平所说的共同富裕。(朱岭:《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缩小东西部差距》,《新疆日报》1996年1月23日)  非均衡发展战略中影响较大的是梯度推移理论模式。梯度模式,是指无论在世界或一国范围内,客观上存在着经济技术梯度。随着经济发展,生产力从高梯度发达地区向低梯度落后地区转移,从而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实现一国经济分布的相对均衡。(李冀兰:《当前区域经济理论研究应跨越的几个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有论者认为我国也存在经济与技术水平的发展梯度,所以选择发展重心的次序应该是东、中、西,使“先进技术地带”的技术逐渐向“中间技术地带”和“传统技术地带”推移。(张可云:《论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几个基本问题》,《开发研究》1997年第5期)有的论者认为,现在生产力水平的梯度顺序不一定就是引进采用先进技术和经济开发的顺序;后一顺序只能由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可能决定。(刘再兴:《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中国特价出版社1996年版)也有研究者认为,梯度模式最初仅指技术梯度,把这种单一梯度用于投资、开发、开放和改革上,必将造成区域间经济差距拉大,区际贸易摩擦加剧等问题。(黄桦桦:《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问题讨论的回顾与前瞻》,《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关于梯度模式的意义,有论者认为,它的理论意义是:①由东向西逐步转移,分三级开发,打破了片面强调“均衡布局”的传统模式。②承认区域发展中存在由不均衡到均衡的客观发展规律。③肯定实行优先发展和重点发展的原则。(陈淮:《90年代中、后期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对策》,《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94年第3期)它的实践意义是:①推动了沿海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的发展,为推动改革开放和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积累了经验。②加快了全国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③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状况得到调整,投资主体多元化,所有制结构多元化和市场机制的参与,使各地区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同活力和特色。(李冀兰:《当前区域经济理论研究应跨越的几个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研究中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模式,主要有:

  1.“一个半重点”模式

  “一个半重点”是指把东部沿海作为一个发展重点,西部地区作为半个重点,即在肯定东部重点的同时,又发挥西部地区现有工业基础的作用。(徐炳文:《再论“一个半重点”的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天府新论》1990年1月)有论者认为,“一个半重点”不是静态模式,是动态的,可以发展变化的,随着半个重点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西部也可能发展成为一个重点。(李世华:《中国区域经济的现状与前瞻》,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有的研究者认为,“一个半重点”是对梯度模式的发展延伸,主要表现是:第一,肯定存在三级差,同时又反映出我国生产力总体布局的新格局。第二,承认三线新工业带,客观评价和充分发挥三线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第三,在传递方式上优于梯度模式。它不仅有利于二线发展,也有利于一、三线的紧密结合。第四,肯定了三线自身的良好建设环境。第五,把三线作为半个重点,有利于国家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需要。(徐炳文:《再论“一个半重点”的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天府新论》1990年第1期)

  2.“T”型模式

  “T”型模式是指由长江流域和东部沿海形成的自然态势构成的“T”字型区域。其主要思路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的经济发展最快,其次是长江流域,特别是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T”型地区集中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极大优势,理应作为优先发展区域。(梁龙男:《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龙江社会科学》1995年10月)有的研究者认为,实行“T”型模式既有利于推动长江流域的经济振兴,又有利于全国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沿长江由东向西转移。(翁君奕等:《非均衡增长与协调发展》,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

  3.“H”型模式

  “H”型是在“T”型的自然态势下,增加了与长江流域平行的陇海线和三线地区及兰新——北疆铁路沿线,形成的“H”型地区。(李世华:《中国区域经济的现状与前瞻》,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有的研究者认为,“H”型是在“T”型的基础上,又从战略角度揭示了三线地区和陇海——兰新——北疆铁路的潜力。这种结合使东海沿海的战略优势通过长江和陇海——兰新铁路挖出三线地区的潜力,同时又能用后者释放出来的力量增强东部地区“内联外引”的实力。(徐炳文:《再论“一个半重点”的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天府新论》1990年1月)

  从上述几种区域发展模式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果:它们形式各异,但是却有两个共同点,第一,在投资、开发和优惠政策上都体现出“优先、重点发展”的原则;第二,从梯度模式到“H”型模式,覆盖范围逐渐扩大,呈现出全国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这是理论发展和进步的标志。

  在实践上,非均衡发展战略带动了全国经济较快发展,为改革开放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作出了贡献。然而,这种倾斜政策又造成东中西部发展差距加大,区域间经济发展摩擦加剧等诸多问题于是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就成为研究的又一重点。

  (三)关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1995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基本指导方针,并强调市场规律、经济内在联系和地理特点,突破行政界限,在沿海、沿江和中西部形成七个跨省区的经济区域;因地发展地区优势产业,避免产业结构趋同,以促进区域经济向前发展。

  在研究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上,有论者认为,解决区域协调发展要有政府导向和指导思想作保证。政府导向就是政府负责组织实行“西边”战略;指导思想是,缩小东中西差距应该采取加速中西部发展的方法,而不是抑制东部发展。(田江海:《关于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思路》,《经济学动态》1996年第12期)

  在发展模式上,有的研究者认为应该以沿海、沿江、沿线、沿边点轴系统为骨架,将区域经济发展布局框架与对外开放布局框架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外引内联,双方循环,东西互补,南北联动的发展模式。(王秀玉:《新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福建经济》1998年第3期)

  也有的研究者认为可以选择:①效率优先、兼顾东西部均衡模式,即相对倾斜东部发达地区的协调发展模式。②东西部地区均衡优先,兼顾效率模式,即相对倾斜西部不发达地区的模式。③兼顾效率和东西部均衡模式,即东西部同步增长的中性协调模式。(张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与中国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贵州财经学院学报》1998年第5期)

  (四)关于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

  非均衡协调发展,是指在非均衡推进中把重点论和协同论结合起来,注意协调产业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关系,以先行带动后起,以先进带动落后,在非均衡发展中求得协调,形成产业之间、区域之间和整个地区经济系统良性协调运转的经济机制。(贾俐贞等:《区域经济政策的三大理论基础》,《改革与战略》1999年第1期)

  有论者认为它有三个特点,一是适度倾斜,二是优势互补,三是动态性和开放性。所谓适度倾斜,是指从全国总体布局考虑,把投资和生产布局向沿海适当倾斜;适度倾斜要求把区域倾斜同产业倾斜相结合,同中西部地区资源开发相结合;要求处理好重点开发区域与非重点开发区域的关系。所谓优势互补,是指东部与中西部各自都具有优势,同时也存在不足;优势互补有利于东、中西合作,在合作中缩小差距,在发展中相互协调。所谓动态性和开放性,主要表现在协调发展是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主题之一,非均衡是有重点的不均衡发展;非均衡协调在国民经济开放系统中不是静态的,而是不断运动和发展的。(李树桂:《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刍议》,《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6期)

  有的研究者认为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是吸取均衡发展战略和非均衡发展战略中的科学因素,根据我国国情构造的带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新模式。(李世华:《中国区域经济的现状与前瞻》,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   也有研究者认为,非均衡协调发展的重点仍然是沿海、长江沿岸和黄河沿岸地区。(魏后凯:《区域经济的新发展现》,《中国工业经济研究》l993年第5期)

  从上述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都意识到非均衡是经济发展中客观存在的规律,也意识到倾斜要适度和有科学依据。同时二者还都强调“协调”二字,明确区域发展战略具有整体布局和长远性。

  我国地广人多,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基础差别大。科学地正视差距,努力把握国民的承受力很重要。我们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非均衡到均衡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90年代末,研究中又出现“跨世纪的战略选择”一词,围绕跨世纪问题有文章提到了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和多极增长战略。

  十、经济发展上台阶思想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力争使我国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邓小平1992年初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中正式提出来的。有关上台阶思想的研究也同时起步。

  (一)上台阶思想的内容

  邓小平关于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的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对此学者们多有论述,主要集中在如下三种概括。第一种观点认为,其内容包括以下五个方面:①上台阶是在周期波动中实现的。其中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指它的周期性。对周期性的概念不能作机械的理解,每个周期的时间不是相等的,不能看成固定不变的;②要抓住扩张时机上台阶。疲软和超强度的扩张都会使经济发展的机体和机制受到伤害,只有强劲而又适度的扩张,才能使国民经济实行飞跃,跳上一个新台阶;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④上台阶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分三步走是其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是农业、能源、交通、教育和科学;⑤上台阶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布局,从长远看要逐步克服这些不平衡,从近期看还要利用这些不平衡。(李京文、刘树成:《积极驾驭和主动利用经济周期波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巡礼》),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二种观点将台阶式发展的内涵概括为四点:①它是决定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并实现这一本质要求的增长速度;②它是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长速度;③它是效益与速度相统一的高速增长;④它是国内各地区有差别发展到逐步走向共同发展的增长速度。(张朝尊、李克明:《邓小平关于国民经济“跨台阶式”高速发展的理论》,《经济参考》1994年l月)第三种观点认为,主要内容是另外四点:①中国的发展必须上台阶,并且只能前进,不能徘徊,更不能倒退;②必须要在几年内上一个台阶,一般是隔三五年,最长也不过八九年,否则就不能算几年;③上一个台阶并不算终结,要一个台阶连一个台阶跳跃式地上,所以总要隔几年上一个台阶;④上台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付出最大的努力才能实现,所以要力争。(俞芳林:《邓小平的经济发展台阶论》,《桂海论丛》1994年12月)以上概括,虽然其视角不同,表达各异,但其基本思想是相通的。三种概括都蕴涵着以下三种思想认识:①中国经济的发展只能是波浪式的前进,螺旋式的上升,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②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才能上台阶;③上台阶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需要竞争,需要拼搏。

  (二)台阶的划分

  邓小平上台阶的思想,是我国由贫穷落后通向富强文明之路的理论。关于台阶的划分意见基本一致,即按二步走战略目标划分,从解决“温饱”、实现“小康”,再到比较“富裕”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三个比较大的台阶。也有人提出在这三大台阶之间,还可以有若干个小台阶,即几年一个跳跃,跳上一个新台阶,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蒋济雄、李慈军:《邓小平台阶论的现实思考》,《学术论坛》1997年9月)另有学者认为,从我国具体情况来看,以国民生产总值的翻番为标志来划分是适宜的。(张朝尊、李克明:《邓小平关于国民经济“跨台阶式”高速发展的理论》,《理论参考》1994年1月)

  (三)上台阶思想的理论贡献

  邓小平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论断,不仅在经济学,而且在哲学意义上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冯世新认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波浪式前进规律的揭示,不仅表现在他主张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其他地区、企业、个人发展,即空间上的不平衡发展,而且还在于他揭示了时间上不同阶段的不平衡发展,即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的规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思想的突破性贡献。(冯世新:《经济“台阶式”发展论》,《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关振良、劳顺球认为,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问题,实质上是要我们正确认识和掌握我国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的通俗而精辟的表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波动曾给予了深刻阐述。但这种波动是否还具有周期性却未加论述。邓小平上台阶思想是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有周期波动问题的肯定,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关振良、劳顺球:《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客观经济规律的精辟概括》,《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2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张景荣则从哲学的角度阐述了上台阶思想的理论贡献:它从一个新的视角对矛盾发展道路作了新的形象的概括。“跳台阶”与“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一样,都是对矛盾发展道路的概括,都表达了“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一基本思想。邓小平通过跳台阶这种向斜上方不断跃升的运动,以独特的视角说明,在前进中稳是需要的,但最根本的还是要抓住时机上台阶。特别可贵的是,它生动形象地突现了主体的自觉能动作用对于矛盾发展的重要意义,即主体在矛盾发展过程中应该把握跃升和调整的主动权,导引矛盾前进。(张景荣:《邓小平运用矛盾理论的高超艺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巡礼》,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有的学者认为,邓小平上台阶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继承主要体现在从认识问题的世界观方法论上,坚持唯物辩证法,肯定经济发展波浪式前进的规律,认为经济发展是“飞跃——治理或整顿——再飞跃”,也就是一个从不平衡到平衡再到新的不平衡的过程;发展主要体现在他纠正了毛泽东简单地用哲学规律来回答和解决经济问题,忽视研究经济规律和急于求成的“左”倾偏向。(冯世新:《经济“台阶式”发展论》,《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总之,邓小平上台阶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国内外成功经验的科学升华,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四)跳台阶发展的条件

  有些论者对加速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条件进行了探讨,认为主要有以下有利条件:①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决定性条件;②资金来源多元化;③科学技术的创新和进步;④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⑤经济管理的科学化;⑥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⑦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争取并利用较长时期内和平的国际环境抓紧发展国民经济。(张朝尊、李克明:《邓小平关于国民经济“跨台阶式”高速发展的理论》,《理论参考》1994年1月)也有的学者认为,上台阶的条件应从国内和国外两方面分析:从国内看,第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国家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稳定,这为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第二,经过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所有制结构进一步合理化,经济机制在转换,运行机制在完善,对外开放在加大,沿海地区和经济特区在迅速发展,经济实力和发展的后劲不断增长,全国物价基本平稳,城乡人民生活不断提高,这些为城乡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打下了体制和物质基础。第三,通过改革实践,积累了经验,广大干部和群众转变了旧观念,增强了新意识,提高了对党的路线、方针及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认识,这为加速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第四,经过治理整顿,国民经济大的比例关系趋向协调,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大体平衡,整个经济形势好转。从国际看,一是我们能力争在和平环境下集中精力搞建设;二是有利于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张俊萍:《过几年上一个台阶是经济发展的规律》,《求是》1992年第7期)概言之,机会总是客观存在的,但不及时抓住,就会稍纵即逝。因此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正确处理稳定协调发展与跳跃发展的关系,促使经济发展不断跃上新台阶。

  (五)上台阶的措施

  学者们在对上台阶的条件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后,进一步分析并提出了应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周文夫认为,要保证加速经济发展跨上新台阶,必须做到:①要从深化企业改革和提高经济效益中求得速度;②要从大力调整经济结构中求得速度;③要从加快科技发展中求得速度;④要从全方位开放中求得速度。(周文夫:《战略·速度·举措》,《理论学习与研究》1993年2月)俞芳林认为上台阶应采取如下措施:①坚持改革开放,这是上台阶的根本措施;②抓住机遇;③有条件的地方要提前实现上台阶;④依靠科技和教育;⑤创造和维护安定的环境。(俞芳林:《邓小平的经济发展“台阶论”》,《桂海论丛》1994年12月)侯才、乔清举也对上台阶的措施进行了概括:①坚持改革开放;②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③坚持速度与效益、质量的统一;④依靠科技与教育。(侯才、乔清举:《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邓小平思想精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总之,大家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确保上台阶;只有善于把握机遇,才能加速发展自己;只有依靠科技教育,才能促进上台阶;也只有求得适度发展,才能积极跃上新台阶。

  (六)上台阶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波浪式理论,经济发展有高速发展与缓慢发展的不同阶段。研究中学者们大部认为,上台阶应避免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在高速发展中,要注意两种情况:①经济过热,过热使我们不能冷静分析主客观情况,容易犯性急的毛病;②人为压抑经济发展速度,像小脚女人迈不开步子。另一方面在缓慢发展中也要注意:这个阶段的发展速度不能太低,太低了会造成经济滑坡;不能长期低速度,长期低速度会造成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久而久之就会失去人民的支持;落后、低速度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此外,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中,还应注意的是理论研究与社会实际的结合问题,使理论研究更多地联系实际,以指导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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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何景熙:《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

  35.陈中立:《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思维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年第2期;

  36.余健明:《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学习邓小平关于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997年第2期;

  37.向翔:《邓小平发展理论与我国跨世纪可持续发展》,《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3期;

  38.钟人:《“当代马克恩主义与中国跨世纪发展战略“研讨会概述》,《哲学动态》1997年第3期;

  39.《可持续发展战略学术研讨会专家笔谈》,《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3期;

  40.武晟:《邓小平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现代哲学》1997年第4期;

  41.肖枫:《“可持续发展”的来龙去脉》,《经济日报》1997年5月12日;

  42.陈忠:《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反思》,《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43.章蓉:《关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几点思考》,《社会主义研究》1997年第6期;

  44.秦失:《反思与超越——关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法论思考》,《浙江学刊》1997年7月;

  45.徐长乐、罗祖德:《可持续发展的几个认识问题》,《特区理论与实践》1997年10月;

  46.李鹏:《中国的能源政策》,《求是》1997年第6期;

  47.乌力吉:《大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内蒙古日报》1997年12月6日;

  48.扬思娅:《论邓小平对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贡献》,《思想战线》1998年第7期;

  49.郭祥才:《邓小平关于生产力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学习与思考》1998年第8期;

  50.傅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十五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杜1997年版。

            (六)

  1.张涛光:《邓小平关于教育与科技协调发展的思想》,《探求》1995年4月;

  2.江泽民:《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5年5月26日;

  3.万里:《把教育和科学技术提高到战略地位》,《万里文选》,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刘文超:《邓小平科技思想体系及特点研究》,《天津党校学刊》1995年第3期;

  5.伊瑜新:《浅论邓小平的科教兴国思想》,《湖北社会科学》1995年第10期;

  6.曾德聪:《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再认识》,《福建学刊》1995年第12期;

  7.余源培:《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深层次思考》,《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5年12月;

  8.段瑞春:《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与科教兴国发展战略》,《全国第三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文集》,学习出版社1995年版:

  9.王人东:《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长白论丛》1995年11月;

  10.《人民日报》评论员:《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论“第三条方针”》,《人民日报》1995年10月21日;

  11.《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论述》编写组:《重视科技教育,认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论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

  12.朱开轩:《科教兴国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997年第2期;

  13.滕福星:《科教兴国的理论意义和实践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4期;

  14.路甬祥:《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求是》1997年第24期;

  15.董丁诚:《邓小平在教育科技问题上的远见卓识》,《陕西日报》1997年2月26日;

  16.秦杰:《江泽民对科技工作作重要指示》,《人民日报》1997年8月26日;

  17.龚育之:《邓小理论和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科技日报》1997年11月1日;

  18.温家宝:《认真学习邓小平科技思想》,《人民日报》1997年6月11日;

  19.周小川:《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十五大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0.丁维栋:《科教兴国战略与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科技论坛》1997年5月;

  21.高智瑜、林华:《邓小平理论与科教兴国战略》,《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l期。

             (七)

  1.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人民日报》1992年10月12日;

  2.李瑞环:《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人民日报》1993年12月12日;

  3.高德占:《围绕全党工作大局开拓改革发展稳定的新局面》,《人民日报》1994年5月2日;

  4.宋一秀:《实事求是——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哲学基础》,《理论学习与探索》1994年5月;

  5.龚育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二十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6.顾海良、张雷声:《邓小平的经济思想》,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

  7.魏礼群:《学习和掌握邓小平经济理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宏观经济管理》1997年6月;

  8.侯远长等:《邓小平发展思想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9.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

  10.舒惠国:《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求是》1997年第19期;

  11.宋一秀:《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2.张文知:《试论邓小平的转型发展理论》,《社会主义研究》1998年第3期;

  13.《李瑞环在云南考察》,《天津日报》1999年3月30日。

             (八)

  1.张诚:《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主要体现》,《学习论坛》1991年第6期;

  2.李强:《关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3.费孝通:《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人民日报》1992年6月19日;

  4.王玉思:《共同富裕的战略思考》,《求知》1992年第7期;

  5.刘维佳、董建华:《共同富裕要有基础和条件》,《学习论坛》1992年第9期;

  6.傅七宝、高德良:《部分地区先富是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解放军报》1992年10月7日;

  7.杨晋川:《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研究》1992年第11期;

  8.朱虹进:《“先富共富”规律探述》,《南通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

  9.支大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实现共同富裕》,《吉林日报》1993年6月24日;

  10.春阳:《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共同富裕》,《高校理论战线》1993年第4期;

  11.孙连成:《论先富与共富》,《新长征》1993年第7期;

  12.周荧:《实现共同富裕要注意的两个突出问题》,《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93年第7期;

  13.张诚:《谈谈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科学构想》,《求是》1993年第7期;

  14.项南:《谈先富帮后富》,《人民日报》1993年4月5日;

  15.高健生:《从目的性与条件性的统一中认识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理论探讨》1993年第1期;

  16.吴广良、吴国柱:《全面理解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光明日报》1994年5月20日;

  17.祝强:《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湖北日报》1994年7月14日;

  18.何新芳:《邓小平关于部分先富到共同富裕构想的科学性》,《理论与改革》1994年7月;

  19.孔庆友:《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最集中体现》,《学术交流》1994年第6期;

  20.马壮昌:《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实现》,《理论探讨》1994年第4期;

  21.荣开明:《论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科学构想》,《湖北社会科学》1994年12月;

  22.曲春郊:《邓小平同志论坚持共同富裕和防止两极分化》,《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4年12月;

  23.金喜在、齐晓安:《实现共同富裕应注意的几个理论问题》,《新长征》1994年6月;

  24.孙关宏、李经中:《共同富裕与政府的作用》,《社会科学》1994年7月;

  25.梁国英:《坚持共同富裕的发展观》,《人民日报》1995年6月12日;

  26.吴国衡:《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北京日报》1995年6月20日:

  27.杨国占、甘岭:《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研究述要》,《河北日报》1995年5月2日;

  28.曲青山:《邓小平的致富思想及其实现意义》,《青海日报》1995年11月18日;

  29.陈金甫:《如何理解“先富”,实现‘“共富”》,《改革与理论》1995年12月5日;

  30.膝春海:《谈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社科纵横》1995年第1期;

  31.王玉嵩:《论邓小平先富共富思想的深层意义》,《经济改革》1995年12月:

  32.甄作武:《应重视研究和解决共同富裕问题——兼论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本质》,《党建研究》1994年4月;

  33.梁国英:《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5年第3期;

  34.王建华:《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途径》,《浙江学刊》1995年第二期;

  35.秦利娜:《试论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科学社会主义》1995年第2期;

  36.廖茂林:《试析邓小平的共同富裕论》,《广东行政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37.张伯汉:《全面理解和把握邓小平波浪式共同富裕的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现代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38.许振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贵州日报》1996年5月29日;

  39.樊百华:《邓小平关于防止两极分化的思想略论》,《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40.李安义、李英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再谈“共同富裕”内涵及实现方式》,《理论探讨》1996年第6期;

  41.辛向阳:《关于共同富裕的几个理论问题》,《东岳论丛》1996年第3期;

  42.桑志达:《邓小平的信念: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兼论脱贫致富和贫富差距》,《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6年第6期;

  43.张华全:《邓小平的共同富裕理论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科学》1996年第12期;

  44.聂永国:《论邓小平的共同富裕观》,《长白学刊》1996年5月;

  45.王崇献:《“先富”带“共富”体现社会主义本质》,《河南日报》1996年1月14日;

  46.庄祖武:《共同富裕和部分先富》,《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2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47.李新建:《邓小平共同富裕的理论体系》,《求实》1997年第11期;

  48.武晟:《论邓小平以共同富裕为取向的社会主义公正观》,《邓小平理论研究》1997年第5期;

  49.罗时法:《坚持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黔南民族师专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2期;

  50.宗寒:《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学术月刊》1997年第5期;

  51.何成学:《论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四大特色》,《学术论坛》1997年1月;

  52.唐春元:《邓小平共同富裕论的理论特色》,《湖湘论坛》1997年5月;

  53.候远长:《邓小平发展思想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54.叶文振:《先富政策和两极分化:论邓小平的“先富”思想及其实践问题》,《中国经济问题》1997年第1期;

  55.王业本:《简论邓小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2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56.谢俊忠:《试论“先富”与“共富”》,《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2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57.陈军、朱志杰:《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若干理论观点》,《理论月刊》1998年第4期;

  58.宋一秀:《邓小平理论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9.杨亮:《简论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60.汪青松、操申斌:《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构想的提出》,《学海》1998年第5期。

            (九)

  1.徐炳文:《再论“一个半重点”的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天府新论》1990年第1期;

  2.肖宁灿:《区域发展战略研究应注意的几个原则》,《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2期;

  3.吴解生:《论我国区域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与完善》,《社会科学》1990年第9期;

  4.吕沛:《论我国经济的区域性倾斜战略》,《经济学家》1991年第1期;

  5.于光远:《略论中国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国社会发展战略》1991年第3期;

  6.厉以宁:《贫困地区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

  7.张文合:《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模式与战略的探析》,《学术界》1991年第4期;

  8.刘建国:《发展中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若干理论探讨》,《江淮论坛》1991年第5期;

  9.张可云:《中国区域经济运行问题研究》,《经济研究》1992年第6期;

  10.蒋清海:《论叨年代的区域经济发展与改革》,《人文杂志》1992年第6期;

  11.魏世华:《中国区域发展研究:主要议题和近期发展》,《经济地理》1993牟第4期;

  12.沈立人:《区域不平衡的市场改革策略》,《市场经济研究》1993年第4期;

  13.魏后凯:《区域经济的新发展观》,《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93年第5期;

  14.田成平:《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学习、研究、参考》1993年第12期;

  15.李盈福等:《论我国沿海和内地经济的差距与对策》,《郑州大学学报调哲社版)1993年增刊;

  16.张可云:《区域市场理论再探》,《学术研究》1994年第2期;

  17.吴俊卿:《著名学者费孝通、厉以宁、张顺江等提出区域发展战略新思路》,《西北信息报》1994年3月9日;

  18.魏后凯:《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和政策》(上、下)《经济纵横》1994年第3期;

  19.陈淮:《90年代中、后期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对策》,《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94年第3期;

  20.黄桦桦:《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问题讨论的回顾与前瞻》《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21.胡平:《商品、市场、商人——在“近代市场和沿江发展战略”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商业经济研究》1994年第8期;

  22.徐华:《我国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增长及其社会选择》,《中国经济问题》1996年第6期;

  23.邓洪平等:《邓小平思想研究大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4.信华:《中国经济重心继续南移》,《期货导刊》1995年第1期;

  25.张锐:《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理论与实践的重新揭示》,《经济学动态》1995年第1期;

  26.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长江商贸走廊》课题组:《关于建立“长江商贸走廊”的初步构想》,《长江论坛》1995年第1期;

  27.孙尚清:《关于长江开发开放的战略研究》,《管理世界》1995年第3期;

  28.于光远:《关于杭州湾北岸带形城市(新上海)的设想》,《科技导报》1995年第5期;

  29.宋林飞:《区域共同发展的动力与途径》,《南京社会科学》(经济、哲学版)1995年第7期;

  30.黄仁伟:《论区域经济与“诸候经济”》,《社会科学》1995年第8期;

  31.孙尚清:《长江开发开放》,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

  32.翁君奕:《非均衡增长与协调发展》,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

  33.李世华:《中国区域经济的现状与前瞻》,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

  34.刘再兴:《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中国物价出版社1996年版;

  35.李晓西等:《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变化成因及协调发展战略》,《经济研究参考》1996年第7期;

  36.温强洲:《邓小平的共富空间布局思想与江泽民的运作实践》,《学习与实践》1996年第11期;

  37.田江海:《关于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思路》,《经济学动态》1996年第12期;

  38.张可云:《论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几个基本问题》,《开发研究》1997年第5期;

  39.陈文晖等:《中国生产力布局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探索与争鸣》1997年第10期;

  40.向春玲:《关于缩小我国东西部差距的对策思考》,《理论前沿》1997年第19期;

  41.魏昆明:《试论邓小平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理论》,《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2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42.李冀兰:《当前区域经济理论研究应跨越的几个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1期;

  43.张建功:《非均衡发展与东中西部差距》,《人文杂志》1998年第1期;

  44.张可云:《中国区域经济格局演变趋势分析》,《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

  45.贺星庚:《邓小平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构想探析》,《毛泽东思想研究》1998年第2期;

  46.李善同等:《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外经导报》1998年第3期;

  47.刘建国:《我国地区差异扩大的成因及区域政策的协调》,《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5期;

  48.林家彬:《改革开放以来地区发展的回顾与展望》,《经济研究参考》1999年第9期;

  49.贾俐贞等:《区域经济政策的三大理论基础》,《改革与战略》1999年第1期。

            (十)

  1.周道炯:《大力提高效益》,《人民日报》1990年2月19日;

  2.张俊萍:《过几年上一个台阶是经济发展的规律》,《求是》1992年第7期;

  3.周文夫:《战略·速度·举措》,《理论学习与研究》1993年2月;

  4.胡冬原:《“台阶”式发展是邓小平对加快发展理论的内涵的深化》,《河北日报》1993年11月17日;

  5.贾征宜:《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新发展——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经济发展要“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观点》,《学习·探索》1993年8月20日;

  6.侯才、乔清举:《邓小平思想精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

  7.张朝尊、李克明:《邓小平同志关于国民经济“跨台阶式”高速发展的理论: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一点体会》,《理论参考》1994年1月;

  8.俞芳林:《邓小平的经济发展“台阶论”,《桂海论丛》1994年12月;

  9.杨晓达:《经济增长台阶论的内涵与限量》,《黑龙江财专学报》1994年6月;

  10.张景荣:《邓小平运用矛盾理论的高超艺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巡礼》,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刘多斌:《中国经济台阶式发展的时空结构与运行机制》,《晋阳学刊》1995年1月;

  12.李京文、刘树成《积极驾驭和主动利用经济周期波动——学习邓小平关于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的思想》,《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5年2月;

  13.何平:《邓小平“台阶式”发展经济的思想初探》,《桂海论丛》1995年5月;

  14.郭代模、陈志楣:《跨世纪的命题——加快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15.朱坚真:《正确处理结构、效益、速度三者关系,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广西日报》1995年11月2日;

  16.冯世新:《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17.唐丰义:《经济形势·经济增长及其他——对若干热点的一些看法》,《江淮论坛》1997年2月;

  18.卢希悦等:《邓小平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论》,《山东社会科学》1997年5月;

  19.蒋济雄、李慈军:《邓小平台阶论的现实思考》,《学术论坛》1997年9月;

  20.关振良、劳顺球:《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客观经济规律的精辟概括》,《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2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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