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邓小平机遇思想的研究，是在90年代才开始的，尤其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是90年代邓小平理论研究中一个富有成就和的机遇思想，实际上在80年代已有很多论述，但在80年代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中还没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一方面可能与机遇这一问题在我国学术界一向并没有多少研究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与邓小平正式使用“机遇”概念是在90年代有关。
邓小平机遇思想研究虽然开始较晚，但开始后的发展很快。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迅速形成了高峰，并且呈现长兴不衰、日益深入的良好趋势。90年代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并多次阐述中国发展的机遇问题，这对于机遇研究的长兴不衰和日益深入，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这一方面的研究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1）1992年、1993年为研究起始阶段。在阐发和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精神的文章中，相当明显和突出地提出了邓小平的机遇思想。《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强调了邓小平的机遇思想；《光明日报》举行了“如何把握机遇”的座谈会；大量论文涌现：1992年出现一大批以“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为主题的文章，1993年以后又出现直接以“邓小平的机遇思想”为专题的论文；在不少专家学者发表论文的同时，一些实际部门的领导也开撰写理论结合实际的心得体会文章，这方面文章1992年已有出现，1993年后几乎持续不断，有些报刊还为此开辟了专栏。
（2）1994至1997年为研究逐步深入阶段。表现在，逐渐明确地把“机遇”放在邓小平的发展论中来加以研究；逐步明确地由“经济机遇”的概念上升到“历史机遇”，机遇研究也由主要是经济发展领域的研究，扩展到哲学研究和其他领域的研究；出现较全面阐述邓小平机遇思想的论文和较全面阐述机遇的一般论文。
（3）1998、1999年为研究进一步深入和拓展阶段。表现出的新的特点是，把邓小平机遇思想的研究与对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机遇思想研究相结合；运用邓小平机遇思想分析新形势下我国发展的历史机遇；一些高层领导人如重要省市领导总结抓住机遇的经验并作出相应决策。一些信息表明，像“邓小平机遇观”、“机遇论”以及“机论”等学术专著，有可能在不久出现。
邓小平机遇思想研究的重要特点是：
第一，研究体现出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明显特征。
第二，研究队伍的广泛性。这一研究的研究并不限于学术界，而是既有理论工作者又有实际工作者，既有各级领导人又有广大干部和群众。队伍的广泛性，是由研究院的理论与实际高度结合带来的；反之，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队伍的广泛。
第三，研究的多学科性质。90年代邓小平机遇理论研究，主要是在以下这样的视角展开的：在哲学上，作为历史机遇，是作为邓小平历史观的重要问题来考察；在经济理论上，是作为邓小平发展观的重要特征和核心内容来考察；在领导学上，作为邓小平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的突出特色来考察。
第四，整个研究具有开拓性质。由于机遇问题在我国是个新问题，而且，由于机遇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也是长期受冷落的，并不像有的问题早已形成比较明朗和稳定的看法，所以邓小平的机遇思想，以及对这一思想的研究和由此引起的关于机遇问题的学术探讨，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和发展，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开拓性质，一方面带来研究的重要性，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研究的初步性质，不成熟、不完备的性质。
邓小平机遇思想的内容相当丰富，相应地，对邓小平机遇思想的研究，从研究的内容范围看也是比较广泛的。大体包括了三个层次：一个是研究邓小平机遇思想本身的，如邓小平机遇思想的形成、邓小平机遇思想的特色、邓小平对中国发展机遇的阐述、邓小平机遇思想的贡献等；一个是由邓小平机遇思想引出在更一般层次上对于机遇的研究，例如机遇的定义、机遇的特性、怎样识别机遇和怎样利用机遇等，这些研究也并非完全离开邓小平的论述，而是在邓小平论述的指导下进行的，有的甚至就是在阐述邓小平机遇思想过程中论及机遇一般的；另一个是由对邓小平机遇思想在各种不同时间、地方和条件应用而展开的研究，其内容所及十分广泛，并不一定为邓小平直接阐述过的。本文所列问题都是属于前两层次的，而不包括这后一层次。
1、形成的历史过程
这方面认识较接近，一般抓住两个环节：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1993年9月石柏年、励永庆较早明确地在阐述邓小平机遇思想的形成时表达了这一认识，认为三中全会前已“初露端倪”，三中全会后“逐步形成和完善”，南方谈话后“臻于成熟”。（石柏年等：《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学习邓小平的机遇思想》，《文汇报》1993年9月17日）也有以80年代划分阶段的：认为80年代前为“准备阶段”，80年代“初步形成”，90年代“成熟”。
2、形成的实践基础
有的文章论述邓小平机遇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指出了两个方面：对时代的科学判断，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验教训的总结。（石柏年等：《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文汇报》1993年9月17日）庞元正指出邓小平机遇思想有着显明的时代特色和科学的思想内涵，特别在体现“当代科学精神”方面作了较早的阐述，后来又著文作了补充。（庞元正：《论邓小平的历史机遇思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巡礼》，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房良钧认为邓小平机遇观，与中国特殊的历史进程相联系，又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是现代经济发展和现代科学发展，把机遇问题提到了重要位置。（房良钧：《关于邓小平机遇观的几个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3、形成的理论前提
有的论者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机遇观的深厚思想渊源，并较详细分析了毛泽东机遇思想。（房良钧：《关于邓小平机遇观的几个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邓小平机遇思想，及时提醒和极大激励全党全国人民“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大大促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因而它的伟大的实践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公认的，也是十分久远的。
邓小平机遇思想的理论意义、理论贡献，也为研究者所重视。
研究大多侧重于哲学贡献。主要是指两个方面：一是认为邓小平的机遇思想，深刻阐述了必然与偶然的正确关系，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一是认为邓小平的机遇思想，把机遇引入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克服了形而上学的机械的历史观，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这方面的研究较多，如有的论者认为，“邓小平的历史机遇意识突破了教条主义式的历史必然性观念”。（李含琳：《邓小平的历史机遇意识与改革开放》，《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房良钧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机遇观的自觉、明确提出，是邓小平机遇思想的第一大贡献。（房良钧：《关于邓小平机遇观的几个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有的研究认为，邓小平的机遇观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有的论者提出，邓小平的发展理论包含有“机遇论”、“快速论”和“台阶论”三论，这是一个崭新的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在当代最卓越的理论创造。（廖丹青：《科学的“机遇论”、“快速论”和“台阶论”》，《湖北日报》1994年2月24日）
在邓小平机遇思想对领导艺术、政治谋略和工作方法方面的贡献，也有一定的研究。
机遇的定义，是机遇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只要是谈到“机遇”，都会内含对“什么是机遇”的回答。因而，不少涉及机遇问题的论文，表述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在机遇的各种定义中，大体包括几个方面的意思：①机遇是一种条件、环境；②作为条件、环境，是一种有利的、好的甚至最佳的条件、环境；③这种条件能对事物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引起重大变化甚至突变；④机遇是一种偶然性，机遇是由诸多因素偶合而成的，等等。各种机遇定义在内容上所包括的方面有所不同，既表现出视角的不同，也表现出涵义宽窄的不同。如认为机遇是一种好的环境和条件，比较宽泛；认为机遇“对一特定事物的发展而言并非必定出现，但一经出现就可能改变事物现存状态的事件和条件”（庞元正：《论邓小平的历史机遇思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巡礼》（上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的定义就比较严格。
“机遇”与“机会”、“时机”是否一样，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认为“机遇，通俗地说是一种时机或机会”（熊家学：《论抓住大发展的国际机遇的依据》，《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它与“机会”、“时机”是同一系列的。这种见解较普遍。一种认为不完全等同，“通常把机遇也说成机会，严格讲机遇不等于机会。机会可以是不期而会，也可以是预期而会、有期而会，不期而会的机遇只是机会中的一种”。（房良钧：《机遇论》，《人文杂志》1995年第5期）
机遇定义主要是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来探讨的，也作为历史范畴、经济范畴、科学范畴。科学领域的探讨较早，在90年代以前主要是在这领域；90年代初还在经济学的意义上有一定研究；提出“历史机遇”相对来说较后，但却是最大量的，它既可视作哲学范畴亦可视作历史范畴。“机遇表现于社会历史领域，我们不妨称之为历史机遇。历史机遇，说到底，是社会获得的一种突破性发展的契机或有利条件。”（罗妮丽：《历史机遇及其得与失》，《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6年）年第5期）
机遇特性的研究，与机遇定义的研究，可以说互为表里，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所以研究是相伴相随的。
特性的研究展开得比较充分。提出的特性不下30余种，主要有：时断性、流动性、非常住性、瞬变性、不确定性、不可逆性、不可重复性、时效性、风险性、价值性、根据的外在性、对主体的依赖性、可知性、隐秘性、模糊性等等。总的说来，提出这些特性，是很重要的。当然，其中相近的、甚至重复的不少。
有的进行了“捉对”的研究。如李映青提出机遇的主要特征为：经常性与时断性、普遍性与特殊性、隐秘性与公开性、长在性与瞬逝性。（李映青：《论经济机遇》，《当代经济科学》（西安）1993年第3期）这种方法本身，包含了机遇在特性上具有对立的性质的认识。
必须指出：有些作者在实际上把“特性”研究的题目扩大了，变成了关于机遇各种“性质”的研究。例如把“客观性”、“普遍性”一类也作为机遇的特性。这些“性质”研究对于了解机遇不能说没有好处，有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如果都把它们说成是“特性”似有不妥。
在一些问题上，例如在“偶然性”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一种理解较宽泛，认为“在哲学上，机遇与偶然性是同等意义的概念”。（朱瑞基：《论邓小平的历史机遇思想》，《贵州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一种认为，偶然性是多种多样的，只有“对事物发展起积极作用的偶然性”才是机遇。（李友松：《论机遇》，《江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一种认为机遇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是同必然偶然相关的概念。后两者理解都比较窄。
机遇分类的研究并未展开，只不过有的文章有所涉及。
曾德聪主伙，机会群是当代机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形式，他集中论述了机会群的特征。并在关于特征的论述中，提到了机会可分为战略机会和战术机会，当前机会和未来机会，现实机会和潜在机会，直接机会和间接机会，暂时机会和长远机会，必然机会和偶然机会，这些可看作机遇分类上的认识。（曾德聪：《论企业管理思想的革命》，《中国经济问题》1992年第2期）徐宪君认为，机遇就其存在的时间长度看，一般可分为长时机遇、短时机遇、瞬时机遇，就其存在的范围广度看可分为全局性机遇和局部性机遇。（徐宪君：《论机遇与经济发展》，《理论探讨》1994年第1期）罗妮丽提出，历史机遇可以分为两大类型：社会变革型和生产力发展的类型。（罗妮丽：《历史机遇及其得与失》，《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6年第5期）房良钧提出历史机遇的形成因素和基本类型有两种：一种是由比较单一的因素形成的单一型机遇，一种是多种因素复合而成的综合型机遇。（房良钧：《当代中国发展机遇的分析》，《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分类研究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只有进入分类研究，机遇研究才不至停留在一般的层面上。分类研究并未展开，从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整个机遇研究的尚待深入。
这一研究是机遇研究的又一大重点。这并不奇怪。弄清机遇的重要性，是认识把握机遇的前提，是研究机遇的前提，也是认识邓小平机遇思想在邓小平理论中的重要地位的当然前提。
研究中普遍注意了邓小平有关机遇重要性的论述普通强调了抓住机遇对于当前中国发展即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意义。针对通常认为偶然性只对事物发展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的见解，庞元正指出，在邓小平看来，我国能否抓住历史机遇，不仅关系到我国发展的快慢，而且关系到能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庞元正：《论邓小平的历史机遇思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巡礼》（上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从历史的角度来阐明抓住历史机遇的重要，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有的总结我国近百年中在抓住历史机遇上的经验教训；更多的是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有的总结国际上的有关经验教训；有的指出，从世界现代史看，凡大国的发展皆与抓住历史机遇有密切关系；有的指出，社会主义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同历史机遇的把握联系在一起的。
从理论的角度阐述机遇重要性，是研究的又一重要方面。这类文章认为能否把握机遇是实现转化的关键所在。抓住机遇，被动可以变主动、落后可以变先进、劣势可以变优势，反之，就会发生相反方向的转化。
确切讲，是怎样识别机遇、寻找机遇、发现机遇的问题。
识别机遇，概括地说可以分为两个角度。一个角度是从主观方面来研究，或者说从我们应该具备怎样的方法方面来研究，着重指出要用唯物辩证的思维和方法。另一个角度，是从客观的方面为研究，即指出要注意事物的哪些方面来识别机遇。如从事物的变化、矛盾、联系等方面来识别。
注意探讨邓小平是怎样寻找和发现机遇的。其中，对邓小平所说“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的观点，对邓小平、江泽民强调“大转折就是机遇”的观点，给予了高度重视。郑必坚的文章阐发了这个观点，并且从当前中国面临的新形势，分析了当前中国面临的机遇。（郑必坚：《抓住机遇与理论武装》，《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
不少实际部门的同志提出了很好的见解。例如，1993年《河北日报》的“换脑筋，抓机遇”专栏中，就较早地提出应把握本地机遇的特殊性，把宏观机遇本地化、具体化这一重要问题。（侯磊：《机遇是加快发展的历史性必契机》，《河北日报》1993年4月3日）
关于机遇与挑战的关系的论述非常突出。问题很早就提出，几乎可以说1992年开始注意机遇问题时起，就已经把这一关系提了出来。从一些提法来看，有的比较侧重两者的对立，例如就，某某对甲是机遇对乙则是挑战，某某与其说是机遇不如说是挑战，既“有”机遇又“有”挑战，等等。有的则更强调某某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早在1991年任国钧就提出，“新科革命对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我国来说，是一次机遇，也是一次挑战。”（任国钧：《向新科技革命进军》，《人民日报》1991年5月2日）这种认识更趋两者对立的统一，逐步地为更多人所注意，所强调，所阐发。
在认识机遇的讨论中，机遇的预测问题也提了出来。有文认为，对机遇的态度有多种“境界”：从麻木不仁到认识机遇的重要，是为第一境界；从认识机遇到能抓住机遇，是为第二境界；从抓住机遇到能预测机遇，在它躁动于母腹之中时就作好一切准备以及时高效地抓住，这又是更高的第三境界。（《善于预测，抓住机遇》，《上海经济研究》1994年第10期）
这方面文章较多。理论上的学习体会与实践中的经验总结，交相辉应，相互补充。其间区别，更多在于抽象与具体、理性与感性的程度，深浅多于正误。
在这方面的讨论中，最突出的，几乎为大家一致强调的，有以下三点：一是要有强烈的机遇意识，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冲破各种思想障碍；二是要快，抓得及时，要科学决策，这是由机遇的特性所带来的；三是要实，所谓“实”，既是指要真抓实干，也是指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
机遇思想史的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展开。
一些文章有零星涉及，如认为在我国“时机”最早运用于军事领域，“天时、地利、人和”包括有机遇思想。（徐宪君：《论机遇与经济发展》，《理论探讨》1994年第1期）还有一些关于机遇的语录，出现在诸如名人格言一类的材料中，但通常编得很不准确。
在这方面较早较多涉及是庞元正。他指出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是机遇的重要体现；但在近代哲学史上，机械决定论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潮，这种机械决定论否认机遇和偶然性，认为它们只是人们掩饰无知的权宜说法；而进入20世纪，自然科学向现代科学转变，终于把机遇问题推向了哲学研究的前沿。（庞元正：《论邓小平的历史机遇思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巡礼》（上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房良钧认为人类对于机遇的认识史，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在自然科学长期否认机遇和偶然的同时，在社会历史研究领域却是另一景象，那里往往很讲机遇、偶然，但在总体上又不能给予它们以科学的解释。（房良钧：《关于邓小平机遇观的几个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中外机遇思想史的研究是机遇理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这样的思想史领域中，才能真正深刻准确把握邓小平的机遇观的意义。这一领域内容丰富，资料浩大，迄今没有进行过全面细致科学的整理，非常值得下功夫研究。
1、评论员：《抓住有利于时机 尽快发展自己》，《科学社会主义》1992年2月3日；
2、《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如何“把握机遇”理论座谈会纪要》，《光明日报》1992年4月30日；
3、社论：《中国改革的新阶段》，《人民日报》1992年6月9日；
4、《牢牢抓住历史的机遇——本刊记者“两会”述评》，《了望》1992年第14期；
5、严强等：《试论战略性政治决策的权威性、时机性和果断性》，《江海学刊》（南京）1992年第4期；
6、林兆木：《抓住有利时机，加快经济发展》，《学习与研究》1992年第5期；
7、李德忠：《九十年代中国面临的历史机遇》，《社会主义研究》（武汉）1992年第5期；
8、成源：《机遇与新的飞跃》，《百科知识》1992年第5期；
9、冷相发：《加大改革力度 把握发展机遇》，《理论与实践》1992年第18期；
10、马洪：《抓住有机时机 集中精力把握经济建设搞上去》，《求是》1992年11期；
11、曾德聪：《论企业管理思想的革命》，《中国经济问题》1992年第2期；
12、侯磊：《机遇是加快发展的历史性契机》，《河北日报》1993年4月3日；
13、李月辉：《经济欠发达地区更要抢抓机遇》，《河北日报》1993年4月22日；
14、李映青：《论经济机遇》，《当代经济科学》（西安）1993年第3期；
15、卜晓业：《抓住时机：邓小平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特色》，《领导科学》1993年第7期；
16、蒋洪元：《学习邓小平关于“抓住机遇”的思想》，《科学社会主义研究》1993年第8期；
17、石柏年等：《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学习邓小平的机遇思想》，《文汇报》1993年9月17日；
18、石柏年等：《论邓小平的机遇思想》，《社会科学》（上海）1993年第11期；
19、申志诚：《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河南大学学报》1993年第11期；
20、阎正：《我们就是要这个雄心壮志——学习邓选第三卷关于抓住时机加快发展的论述》，《大众日报》1993年11月23日；
21、徐宪君：《论机遇与经济发展》，《理论探讨》1994年第1期；
22、李荫森：《抓住机遇 加快改革 促进发展》，《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
23、李含琳：《邓小平的历史机遇意识与改革开放》，《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24：郁家树：《把握邓小平时代的主旋律——学习邓小平同志有关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论述》，《新华日报》1994年1月14日；
25、廖丹青：《科学的机遇论、快速论和台阶论》，《湖北日报》1994年第2月24日；
26、俞新天：《机会与限制——邓小平同志对中国现代化条件的把握》，《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
27、马自炎：《“机遇”是“发展论”的基础》，《商业研究》1994年第3期；
28、徐久刚：《论邓小平“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思想》《苏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29、何玉长：《快速、机遇、台阶：邓小平经济发展三论》，《南昌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30、潘熙宁：《论把握机遇》，《工人日报》1994年7月27日；
31、熊家学：《论抓住大发展的国际机遇的依据》，《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
32、《善于预测 抓住机遇》，《上海经济研究》1994年第10期；
33、房良钧：《简论机遇的特性》，《理论与现代化》1994年第11期；
34、庞元正：《学习邓小平的历史机遇思想》，《文汇报》1994年12月3日；
35、潘忠歧：《论邓小平历史选择的方法原则》，《理论学习月刊》1994年第7.8期；
36、李明华：《社会历史领域中的统计决定论和系统决定论》，《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37、李友松：《谈机遇》，《江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38、房良钧：《机遇论》，《人文杂志》1995年第5期；
39、庞元正：《论邓小平的历史机遇思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巡礼》（上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0、罗妮丽：《历史机遇及其得失与失》，《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6年第5期；
41、吴汉钧等：《邓小平机遇思想的特色》，《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42、朱瑞基：《邓小平的历史机遇思想》，《贵州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43、陈哲：《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机遇论》，《毛泽东思想研究》1997年第3期；
44、汪寿祥：《试论邓小平的历史机遇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库》；
45、文锦菊：《试论邓小平抓住机遇的领导艺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库》；
46、庞正元：《机遇——哲学研究的前沿问题》，《人民日报》1998年7月25日；
47、房良钧：《关于邓小平机遇观的几个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48、郑必坚：《抓住机遇与理论武装》，《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
49、房良钧：《江泽民关于中国发展机遇的认识与实践》，《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50、房良钧：《当代中国发展机遇的分析》，《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51．《机论——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论》，《光明日报》1999年4月9日；
52．房良钧：《毛泽东的时机和机遇思想初探》，《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
|
|
|
| 上一篇 | 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
| 下一篇 |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