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范围讲，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研究包括几层涵义：第一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道路的设想与社会主义国家具体实践的研究；第二是指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在具体实践中，不同模式、不同特色的研究。由于历史上出现过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所以，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理论研究的实质是要回答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
很多学者指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的探索，始于毛泽东，后经挫折，成于邓小平。有的论者说，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可以追溯到50年代中期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创造性的实践，以及根据这一实践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十大矛盾，正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与中国国情实际的矛盾。从那时开始，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同志进过三次比较切合实际的探索，邓小平始终是这三次探索的参加者。（李君如：《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论”》，《解放日报》1991年6月5日）
有的论者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前，毛泽东开始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但从1957年夏季之后，由于对国内形势作了错误估计，“左”的错误日益严重，直至严重，直至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其正确的探索。（朱竣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伟大探索》，《解放军报》1999年1月14日）
一些学者对周恩来（陶一桃：《从“中国型的国家资本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周恩来的探索与邓小平理论）》，《特区理论与实践》1998年第6期）、刘少奇（张云钢、邬农：《论刘少奇同志对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邓小平理论研究》（云南）1998第4期）、陈云（《当代思潮》编辑部：《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陈云文选>的总体思想》,《当代思潮》1995年8月）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宋才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溯源与评析》，《贵州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欧阳雪梅、刘琴：《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求索》1998年第5期）探索建设社会主义作出的突出贡献进行了深入研究。
还有学者认为，在中国，提出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设想始于孙中山。孙中山在寻找一条中国式的独特道路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又要发展“集产社会主义”，节制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最终达到“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主观社会主义。（马启民：《从孙中山的“避免论”到毛泽东的“超越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胡绳曾对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给予积极的评价。（胡绳：《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载人大复印资料《科学社会主义》1987年第4期）
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党的十二大和十四大报告都做出过明确定义。十二大报告的定义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四大报告明确规定“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90年代以来，理论界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深入思考新情况、新问题，对这一理论展开了较深入的研究。
怎样从整体上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理论界研究的一个重点内容。有论者指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有根本道路和具体道路之分，既有统一性，又有多样性；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在社会主义发展根本道路问题上，一些基本原则，诸如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工人阶级政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的基本要求等，都是共同的。但在具体道路问题上，涉及有关途径、方法、步骤等等，都可以从各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探索不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路子，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主要内容应当包括七个要点：①我国社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②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力量是共产党，主体力量是全国各族人民，这是我们的事业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和力量源泉；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这条基本路线的主体内容；⑤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途径和必需的精神风貌；⑦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朱竣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伟大探索》，《解放军报》1999年1月14日）有的论者指出，仅从理论上实践说明了为什么要“走自己的路”，也全面深刻地阐述了如何“走自己的路”，提出必须遵循的原则要求，这些原则可归纳为六条：①“走自己的路”，需要搞清本国实际；②需要学习马列主义；③需要依靠人民群众；④需要吸收国际经验；⑤需要进行认真试验；⑥需要坚持正确方向。（严恒江：《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空军政治学院学报》1997年第6期）有的论者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根本上找到了一条中国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工业化社会、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独特道路，从而使中国由于多种复杂的历史原因被迫游离于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之外的历史结束了。（李良瑜：《论邓小平理论的时代意义》，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编《邓小平理论与实践研究》，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郭加复主编的《邓小平——走自己的路》一书，从十六个方面对“走自己的路”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郭加复主编《邓小平——走自己的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在既精练又全面地概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方面，不能不看逄先知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理论研讨会的文章。此文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主要标志、战略布局、核心内容、基本观点的形成、有何新发展，以及江泽民新领导集体的新贡献都作了提纲挈领式的概述，思路清晰，层次清楚。（逄先知：《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贡献》，《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理论研讨会》大会发言之四，1998年12月）
如何准确地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的论者认为，应着重领会三点，首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由来，其次是这一理论的地位，第三是这一理论的主线。文中对这三方面进行概括论述，并指出，这一理论的着眼点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主线，基本着手处是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关键的环节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突出的问题，一是加快发展，二是市场经济。关于加快发展，有三层含义，一是上速度，二是上档次，三是上台阶。（郑必坚：《党的十四大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人民日报1992年12月12日）
有的论者指出，要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必要从哲学层面上对“走自己的路”进行认识：①这条道路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从实践中创新理论，又以新的理论指导实践，同时，又在理论指导实践中，检验、丰富、发展理论的生动认识发展过程。形成一套能够使理论实践化的实践理性，是形成自己道路的关键，新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确立并在执行中的成功，是“走自己的路”形成的客观标志；②“走自己的路”强调了历史主体的主动性、选择性和能动性。从思想方法上说，就是坚持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既反对把前苏联模式惟一化，又反对把西方模式惟一化，真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探索自己的路；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群众利益标准，是“走自己的路”的哲学支撑点。（邱少全：《走自己的路----20年历程的哲学反思》，《中国青年报》1999年1月3日）
有论者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首先是社会主义，其次要有中国特色。这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的有机的整体，不可分离。我们讲中国特色的前提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特色才是有意义的。离开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就无从谈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建设的道路、目标、步骤和方法上既体现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又体现中国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规律；既吸收别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又有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经验。也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理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具体化，形成具有中国特点，适合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整套的指导原则、方针和政策，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金羽主编《邓小平思想宝库》，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393页）
中国特色或特点到底“特”在何处？有论者指出，它的最大“特色”突出地表现在：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缔造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黄范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在哪里》，《中国改革报》1998年4月1日）也有人指出，关注人的现代化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鲜明特色。（陈祥骥等：《试论邓小平对人的现代化的关注----兼论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机制》，《全国第三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文集》，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1997年版，第1167、1168页）有的文章在论述邓小平从苏联模式中吸取教训，推进中国改革开放新阶段时指出，“中国特色”本来就是相对于“苏联模式”而言的。（刘鹰、刘志范：《社会基本矛盾对抗非对抗性问题新探》，《怀化师专学报》1998年第6期）方军对如何认识中国特色提出独到看法。他说，有一种倾向，一谈中国特色、民族性，就是中国传统，而且是古代传统（如孔孟或老庄），似乎不这样，就无法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民族精神，无法体现中国区别于他国的特色。按照这种理解，中国近代的革命传统构不成真正的中国特色，不能成为体现民族性的内容，马克思主义更因为是外来的，不能成为我们的传统。事实上，民族性与时代性并不是截然分开的，特别是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世界各民族普遍交往、相互作用日益加强的条件下就更是如此。在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是最大的“中国特色"，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特色。（方军：《试论邓小平价值观的中国气派与时代品格----纪念中国改革开放20年》，《哲学研究》1999年第1期）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必然还是偶然的，这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要问题。有关的论争时紧时松，从来没有停止过。如有的论者曾将马克思所设想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通过阶段斗争建立起的社会主义，称之为必然社会主义。把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建立起的社会主义称之为偶然社会主义。（李持权：《必然社会主义和偶然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库》，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上册，第738页）有论者指出，这样的逻辑结论暗示了在落后的俄国、中国等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不是历史的必然，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而实际上这些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样的，无所谓“必然”和“偶然”的区别。在这两种不同前提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彼此当然会有所不同，但这个不同只是成熟程度、发展水平、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不同，不是“必然”和“偶然”的差别。（刘全乐：《简析必然社会主义和偶然社会主义》，《真理的追求》1994年第5期）
有的论者以中国近代历史为例，说明中国不能在自身基础上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中国近代历史上至少有五种社会势力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先后失败。近代史上还出现过三种空想社会主义，同样以失败告终。资本主义行不通，空想主义行不通，中国的道路只能是通过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额尔敦扎布：《三个主义学脉渊承新论》，《前沿》1999年第1期）有的论者对近代社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国际环境方面的种种国情进行分析，指出中国选择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有其历史必然性，也有直接的现实原因。（夏曰云：《论中国选择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聊城师范学报》1998年第2期）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经阶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不可少的内容。同样是实现现代化，其性质和路径、起点和具体过程都是有所区别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于社会主义国家进入现代化，由此引出许多问题，并成为多年来的世界性热门话题。邓小平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提出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如何理解中国式的现代化？有论者认为，“现代化”当然要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条件，但是另一方面，它必然是紧密联系当代世界人类文明，同当代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相比较而存在和发展的。我们今天要搞的“现代化”，不是18、19世纪的“现代化”，也不是20世纪前半期的“现代化”。因而我们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双重的历史性挑战。我们不但要在今后60年左右时间内，急起直追，缩短和消除过去两三个世纪、至少一个多世纪所造成的差距，完成工业化；而且要在这同一个60年内，奋力拼搏，跃入新技术革命洪流，向着21世纪中叶新的现代化水平前进。（郑必坚：《党的十四大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人民日报》1992年12月2日）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容，有论者认为，至少应包含三个方面：首先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轨；其二，是一种后发的现代化，是一个摆脱自己在世界体系中不利的政治、经济地位、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发展差距的过程；其三，其实质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相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殊之处在于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搞两极分化。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是阶段性目标。（童建挺：《中国式的现代化——邓小平现代化理论初探》，《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8年第4期）有的论者指出，如果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看作是对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否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达到否定的否定。走出了一条有可能把现代文明发展的两条道路中发现的社会进步成果加以综合的新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陈国新：《世界现代文明发展的新道路》，《思想战线》1999年第1期）还有论者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走出西方范式的局限而赋予民族性的新义，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李曼华、卞谦：《最优存在方式与最优演化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涵义新解》，《广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4期）有的论者指出邓小平现代化理论具有浓重的中国特性、显著的时代特性和突出的实践性。（张艳国：《简论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特色》，《社会科学动态》1998年第11期）
按照学术界的分类，现代化的种类有“先发型”、“后发型”、“赶超型”、“内源型”，“外源型”之说，其理论主要有以西方为中心的“依附论”和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世界体系论”等。不少文章认为，中国现代化类型是后发型赶超型，外源型。有论者指出，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总是看重工业化。工业化并不等同于现代化。我国也经历过由片面现代化观到全面现代化观的转变，这一转变得益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刘宗发、张艳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光明日报》1999年2月19日）有的文章论述了我国属于赶超型现代化是源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殊社会形态。这一类型的特征是起步晚，起点低，历时态矛盾共时态解决，要实现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双重跨越。这一时期，改革与发展矛盾、效率与公平矛盾、利益群体之间矛盾等都是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刘崇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发展》，《学习与实践》1998年第11期有的文章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即社会主义社会、后发社会、落后社会、东方社会和超大社会。指出，这些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独特之处，体现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陈尧：《论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特殊性问题》，《理论与现代化》1997年第10期）还有论者明确指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地回答了现代化是否为资本主义所独有以及能否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统一的问题。认为它从四个方面将现代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这四个方面是现代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制度巩固的统一，现代化目标与社会主义标准的统一，现代化道路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统一，现代化的实现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统一。（荣长海：《把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统一起来的典范》，《天津师大学报》1997年第4期）
在党的文献中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要坚定地走这条路，首先应弄清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
一般地说，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面对的历史任务是论证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他们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发展不愿意也不可能作出明确的判断。他们通过批判研究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种种弊端，并依据人类社会自然历史发展进程的一般规律，对未来社会提出了科学的构想。一百多年来，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理论的认识也有变化。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理论的产生正是以这种变化作为根据之一。过去人们都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没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国家消亡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这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有论者指出，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仅仅指出了社会主义的特征，这是莫大的误解。其实，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是三位一体的，即价值目标、科学体系、制度设计。马克思对未来新社会的概括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这个定义概括了社会主义的两大目标：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特征，是这实现其价值目标，按唯物史观提出的对未来社会的制度设计。《薛汉伟：《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6期）还有论者提出，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未来社会，人们通常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是无产阶级将通过革命在欧美几个主要国家取得共同胜利，进入共产主义的新社会。
马克思晚年曾经考察了俄国的农村公社制度，认为像俄国那样的欠发达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即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灾祸和痛苦，而利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性成果，进入新社会。（周尚文：《联结经典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的理论之桥——兼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上的地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1期）
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思想，首先是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产生，而且可以在落后国家产生。这是列宁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上的最重要成果。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和思想，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的又一重大突破。新经济政策是针对原来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提出的，是列宁对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探索，有关这方面的论著比较多。关于文化主义的理论是列宁对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进一步探索，目前对此进行专门研究的不多。有论者认为，从列宁的思想发展过程来看，他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对文化制约问题的看法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实行新经济政策初期，特别强调的是文化水平对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限制作用。第二阶段则是在他最后的著作里，试图在现有的文化水平条件下，找到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具体方法。在这一时期里，列宁所要探索的是如何在文化落后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如何在现有的文化条件下着手对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姬金铎：《文化主义——列宁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考》，《中国青年政治学报》1999年第1期）
关于斯大林领导建立起来的苏联模式的特征，论著不少，观点也多，有的说是三条，有的说是五条，有的人侧重从发展战略方面揭示苏联模式特点，有的从经济体制或政治体制方面揭示。这些归纳到一起，主要是：产生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实行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高速度粗放型发展、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实现自给自足为重要目标、高度集权化、加强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部门管理、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党政企机构功能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缺乏监督、没有法制等。（薛汉伟：《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6期；薛汉伟：《时代发展与中国特色：当代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8—99页；孔令栋：《历史的抉择》，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5—87页；武克全：《社会主义与斯大林模式》，《复旦学报》1998年第2期；刘京希：《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学界“苏联模式”研究述要》，《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8年第1期）有的论者指出，斯大林经济体制和准斯大林经济体制是“国家垄断社会主义”。（陈华山：《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之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库》（上册），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有的论者将邓小平理论形成之前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体制、模式等称为“传统社会主义”的观点和模式。（李恒瑞：《社会主义理论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岭南学刊》1998年第6期）荣长海所著《重铸辉煌—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模式研究》一书，是近年来在此专题上有一定深度的代表性研究专著。书中分析了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传统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特征，肯定了这种模式在历史上的辉煌，指出这种模式的缺陷和弊端。书中强调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模式转换的必然性、紧迫性和可能性，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模式进行了理论探讨。（荣长海：《重铸辉煌—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模式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有论者指出，认为斯大林模式不够重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这种认识，在学术界比较普遍，这是不准确的。如果说斯大林在经济建设方面有什么过失和错误的话，不是在忽视发展生产力，而大多是对发展生产力太重视、太急迫所产生的急躁和简单化。在发展生产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斯大林注意维护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社会中的支配地位，以确保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但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对立起来，追求有公有制纯而又纯，是形而上学思想。苏联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种种失误及经济体制的僵化趋向，均可部分归因于此。（徐恕：《斯大林论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真理的追求》1998年第12期）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们把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作了非历史的理解，从而把苏联模式的体制、模式的许多政策当作社会主义原则。邓小平说，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突破了。有论者认为，这些框框并不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对苏联模式的神圣化；是指不从事实出发，而是从原则出发，只讲原则，不讲这些原则能否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以致出现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的荒唐口号。（薛汉伟：《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6期）有的论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中国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计划有步骤地对社会主义的重塑，就是要扬弃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对象就是斯大林的国家垄断计划经济体制。有人以产品经济和计划经济在苏联和中国行不通为由，指责马克思提出这个理论是最大的失误、是错误的。实际上应当说，计划和产品理论不是老祖宗的过错，而是后人搞了教条主义。斯大林搞国家垄断计划经济，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任登第：《关于中国第二次革命对象的思考》，《理论前沿》1999年第8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在哪些地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哪些突破和建树？这方面已有很多研究成果。如邢贲思从十个方面论述了十四大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邢贲思：《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哪些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校论坛》1993年第3期）岳华庭主编的《邓小平的重大突破与建树》一书反映了1995年以前我国改革开放对传统模式的突破和建树。（岳华庭主编《邓小平的重大突破与建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一些作者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突出邓小平理论对马列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有的将列宁新经济政策与邓小平经济改革思想进行比较，指出两者在哲学基础、逻辑起点、价值取向和实现经济目标的“办法”上等都具有一致性。（张振岩、扬洪江：《论列宁新经济政策与邓小平经济改革思想的统一性》，《邓小平理论研究》（云南）1998年第3期）有的对列宁和邓小平经济改革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指出其中的内在联系和不可忽视的差异性。认为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创立了系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唐万年：《列宁与邓小平经济改革思想的比较研究》，《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8年第6期）
从苏联模式中吸取教训必然涉及对苏联模式的评价，学术界对此主要有两种评价，第一种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并提出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持此观点者为多数。（刘希京：《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学界：“苏联模式”研究述要》，《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8年第1期）如有的认为，斯大林模式和理论既有符合马列主义，又有发展马列主义，还有教条式照搬马列主义，更有背离马列主义的方面。（高放：《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三次重大飞跃》，《东岳论坛》1996年第4期）还有的认为，斯大林模式在有些方面有功，在有些方面有错，在有些方面还有严重扭曲。（赵曜：《一部具有鲜明特色的探索成果——评《苏联兴亡的沉思》，《科学社会主义》1997年第4期）第二种基本上全盘否定，认为斯大林模式完全违背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它的形成是列宁逝世后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发生的悲剧性转折。正是它的误导作用，成为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发生重大挫折的主要根源。论者认为，这种模式的选择是可以避免的。（武克全：《社会主义与斯大林模式》、《复旦学报》1998年第2期）
有的论者进一步指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犯了两个把特殊当作一般的错误：一是把经济落后的俄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当作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概括的社会主义的一般；二是把苏联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体制当作社会主义的一般。过去我们在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观的影响下，出现了一系列失误；一是急于求成、盲目求纯；二是企图跳过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三是把经济建设这个现阶段的中心任务推到次要地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些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薛汉伟：《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若干问题》，《邓小平理论研究》（河北）1997年第4期）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来源于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从发达资本主义生出的，而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是从落后国家生出的。斯大林模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过辉煌的作用，但许多落后国家将斯大林模式作为社会主义样板，照搬照抄，不但没有出现苏联式的辉煌，甚至被世界历史甩下很远。“把斯大林模式作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普遍模式是错误的”，这是从苏联模式研究中得出的重要经验；必须实行改革开放，实行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从苏东失败中得出的重要教训。什么样的模式是正确的？没有统一模式，把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得出的结论。
苏东剧变以前，社会主义国家最多时达16个，苏东剧变以后还有5个，即越南、朝鲜、老挝、古巴和中国。虽然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低潮，但关注和研究社会主义的人却增多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探索更深入了。很多人认识到，关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取得政权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需要很好总结和探索的重大历史性课题，是一个世界性课题。近年来在综合系统进行此专题研究方面，当属肖枫和曾枝盛的文章。肖枫在《关于世界共运的形势及其发展趋势》一文中，首先介绍了苏东剧变以来各国共产党的活动由受挫、受冲击，到重新恢复和发展的重要变化，用大量事实对西方反共的宣传进行驳斥，说明社会主义思想有其存在的土壤，没有灭亡，也不会灭亡。文中强调指出，近二十年来马克思主义的进步，集中表现在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三大转变”上。当代社会主义面临“三条路”，即借口改革而放弃社会主义是死路，不搞改革也是死路，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又坚持改革开放，才是繁荣富强之路。（肖枫《关于世界共运的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科学社会主义》1997年第4期）曾枝盛在《90年代以来国外社会主义研究述评》中，对90年代以来国外社会主义研究的基本状况和特点进行了归纳总结，认为，90年代以来相关的国际会议和活动频繁举行，其频繁程度和活动规模是90年代前所未有的，其特点出现多流派、多成果、从趋向，并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剧变与社会主义理论问题而展开的。这些研究的主流是好的，但也不容忽视其极右的、趋同论的、民主社会主义化的、极“左”的等倾向的危害性。（曾枝盛：《90年代以来国外社会主义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3期）还有一些文章从某一方面入手进行论述。如有的文章根据一次国际马克思研讨会情况，分析最近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特点。（李其庆：《国外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研究新动向》，《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1期）有的文章则把视角集中对准经济文化不发达国家进行研究，通过分析现存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前苏联东欧地区国家共产党正在恢复和重建，亚、非、拉不发达国家非执政共产党活动走出动荡时期开展活动等情况，指出在21世纪，经济文化不发达国家的共产党，经过苏联东欧剧变的猛烈冲击和严峻考验，头脑会变得更清醒，对“西化”和“分化”会保持更大的警惕性，采取措施会更有力。（李兴中：《二十一世纪经济文化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理论前沿》1999年第2期）还有的文章提出观察21世纪社会主义前景的新视角，包括用新的标准（即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衡量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要从新科技革命角度考察世界社会主义进程等五个方面。（胡林辉：《21世纪社会主义前景的新视角》，《理论导刊》1997年第12期）
关于第三条道路理论是自上个世纪末产生的一种社会改良主义理论，曾在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论争，近年西方又打出第三条道路的旗号，并在理论、主张上作出一些新的修改。“第三条道路”现象作为一种重建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及其所代表的“中左”道路，不是一种孤立现象。它引起有关学者的关注。有论者对民主社会主义改良观演变的四个阶段进行了深入研究。（罗云力：《民主社会主义改良观演变的四个阶段》，《科学社会主义》1999年第2期）有的学术研讨会专门探讨“第三条道路”情况。一些学者对它进行了进一步介绍和研究。（徐洋：《“90年代末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综述》，《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4期；同期还刊登了杨冬雪编《吉登斯论“第三条道路”》；史志钦：《新“第三条道路”与中左政党》；徐洋：《英报刊登关于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的书评》。另外，在《现代国际关系》1998年12期，区冰梅也撰文介绍和分析了有关“第三条道路”问题）最近又出现拉丁美洲第四条道路之说（杨建编写《拉丁美洲的第四条道路？》，《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3期）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在未来的发展是多样化的模式。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社会主义发展的主流和主体形式。（刘志敏：《社会主义复兴运动中的多样性发展》，《延边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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