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第五章教案

第五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

帮助学生认识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性；认清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的重要意义；深刻理解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

【教学重点和难点】

第一，在讲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时，要讲清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涵义、基本特征和主要矛盾。要结合中国国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讲清楚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第二，在讲授“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时，要讲清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形成及其内涵；“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的关系；改革的地位、作用和性质以及对外开放的地位和作用；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第三，在讲授“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时，要讲清楚：我们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关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的提出、内容和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

第四，在讲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时，要讲清楚：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条基本经验以及这十条基本经验之间的内在联系；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之间的关系。

1、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质及其长期性？

2、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包含那些内容？

3、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强调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党在今天的最低纲领是什么？

4、如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邓小平文选》第2卷

《邓小平文选》第3卷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

第五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

国情内涵非常广泛，是一个国家的社会状况与自然状况的综合。从结构的角度看，国情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它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人口因素、民族构成以及传统、阶级状况、文化教育、历史特点、地理状况、自然资源、国际环境等。

现实的国情，是由各种因素错综复杂地构成的，且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认清国情，必须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透过现象揭示本质。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及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是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综合反映，它最能客观地、全面地表明一个国家的发展现状和发展要求，因此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的性质及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是认识我国国情的本质和关键所在。

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这样做，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而是在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广大人民从切身感受中更加拥护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419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犯了“超阶段”的错误。而之所以出现“超阶段”的错误，原因就在于我们始终没有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

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对中国这样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时间不长的过渡时期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怎样认识它的基本国情？从那时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党对此作过有益的探索，但总的来说，一直处在不完全清醒的状态。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毛泽东和我们党就开始了对我国变化了的国情的认识，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他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了我国“一穷二白”的状况。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召开的党的八大，指出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在我国已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尽快改变我国生产力落后的状况。党的八大虽然没有提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但上述论断是符合实际的。

而后来，由于国内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加上在此之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动乱，我们党对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论断发生动摇。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前的讲话中，重新肯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混淆了过渡时期与社会主义时期质的区别。另一方面，发生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急于求成的思想迅速泛滥。由于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思想准备不足，对基本国情认识不清，就提出了在发展生产力方面，争取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在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美超英，提出了在生产关系方面，快则三、四年，慢则五、六年完成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这样，在“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口号下，“左”的政策出台，浮夸风和“共产风”刮了起来，有的人还主张弃除商品、货币。这就混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

毛泽东在总结经验教训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再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的设想，但是却没有能够联系中国的实际作进一步的论证。1962年，又错误地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遭遇的挫折归结为没有抓好阶级斗争。并提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之前，都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错误论断。认为这一“过渡时期”的主要内容是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由于认识上的失误，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并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极端。

总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我们曾一度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在较长时间里，又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激烈斗争的“过渡时期”。这是发生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错误的一个重要认识根源。

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纪念建国30周年讲话，使用了“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幼年时期，......它还不成熟、不完善，......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的判断。

1980年，邓小平谈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时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来搞现代化建设的这些论述和经验总结，标志着我们在基本国情的认识上，转入基本自觉和比较清醒的状态。

但一些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认为我国由于过渡时期结束得太早，所以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挫折，现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意味着我国还是处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针对这种误解，在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208页）这是在党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的论断。这一论断及其相关论述，不仅从理论上明确划分了社会主义时期与过渡时期的界限，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政策作了理论上的说明，表明改革开放并非意味着我国还处于过渡时期，或要回到过渡时期；而且对我国当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作了明确回答，有了一个比较科学的概念。

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247页）这对我国社会所处发展阶段作了更为准确的概括，而且说明了它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物质文明不发达。

1986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进一步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决议在讲到道德建设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历史发展时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423-424页。）这段话及其相关论述，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特征，指出了我们应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映了对我国基本国情在理论认识上的深化。

对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系统阐述，是党的十三大。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按照邓小平的思想，十三大首次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系统论述，深刻指出正确认识这一点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全面论述了它的历史必然性、基本含义、基本特征、历史地位、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等，并以此为立论基础，明确概括和阐发了党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大政方针，提出了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等任务。这就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深刻说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立足点。

党的十三大以来，邓小平和我们党始终坚持和强调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认识和教育，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并在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深入发展中不断深化这一认识。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再次重申：“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380页）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概括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并将其放在了这个理论的基础的重要位置。

党的十五大报告围绕“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再一次强调指出，“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我们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还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下，第41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报告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又一次进行了论述。

总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来的，是从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而来的，是从研究国情、探索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而来的，是从全面改革开放、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新体制而来的。一句话，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对社会主义和我国国情进行再认识的结晶。

从我国情况来看，这个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即从本世纪中叶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到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

第一，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

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不发达的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层含义是紧密相联、缺一不可的。

第一层含义，表明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性质，表明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而不是过渡时期或别的什么社会发展阶段。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个社会的性质是由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我国在1956年以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因此，我国无疑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那种认为我国现阶段还处在过渡时期的观点，显然是不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是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但这个阶段不是“过渡时期”，而是与“过渡时期”存在本质的区别。其一，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剥削阶级已经不存在；其二，过渡时期存在多种经济成分，但公有制经济不占主体，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确立起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其三，过渡时期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所以，我们确认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决不是要重回“过渡时期”。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断的第二层含义，表明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程度，即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生产力还不发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不完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还不成熟。邓小平把这种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说成是“事实上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事实上的不够格，主要就是指在我国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社会主义还没有获得自身应有的发达的生产力基础。

毫无疑问，决定社会性质的是生产关系。但是，在同一社会内部划分不同的发展阶段，则主要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大机器生产这几个不同阶段的划分，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发展程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由于生产力落后而必然要经历的一个特定发展阶段。比较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确定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客观依据。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科学论断包含了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另一种是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

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经济不发达，没有实现现代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人口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主要工农业产品人均仍处世界后列。第二，地区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一部分经济较发达地区同广大经济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第三，没有完成工业化任务，80%的人口在农村，相当广大的农村地区基本上还是靠手工劳动搞饭吃。第四，产业结构比较落后，高新科技产业发展不足，一般技术的传统产业重复建设过多，一部分现代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化水平几十年的工业同时存在，生产力的科技含量还比较低，科学技术对生产增长的贡献率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关于现代化的发展程度，现在国际上常用的是美国斯但福大学的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提出的现代化十项指标。下面是我国1998年现代化发展国际比较一览表：

就业结构是农村人口多，城市人口少；

产业结构是传统农业多，现代工业少；

技术结构是低技术多，高技术少；

地区结构是不发达地区多，发达地区少。因此，中国在总体上还属于不发达国家之列。我们今天仍然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远没有实现现代化。

由于生产力不发达，就决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还很不完善。在生产关系方面，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需的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还比较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还占相当的比重，商品经济和国内外市场还不发达，实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任务还很艰巨。在上层建筑方面，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党政领导机构中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还严重存在。再加上我国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还不发达，文盲和半文盲人口仍占不少比重，国民的文化素质、科学素质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改变这种不发达的过程。从发展过程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归纳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这是总的特征。这种不发达不仅表现在生产力上，而且表现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上。由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从不成熟，不完善到成熟和完备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生产力的落后是最基本的特征。

二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

三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的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过去，我们曾经以为可以在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的基础上，越过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去建设社会主义，结果极大地妨碍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现在我们认识到，改变这种状况，实现生产的商品化，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

四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科学技术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现代化进程又是以人的现代化为基础的。因此，有必要从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的过程和科学发展的过程来概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

五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这里说的是人民生活从贫困经过温饱，小康逐步走向富裕的过程，是社会主义本质逐步充分体现的过程。

六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中国的经济文化不仅总体落后，而且发展极不平衡，一部分比较发达的地区同不发达的地区同时并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不平衡的基础上，由发展较快的地区，带动发展较慢的地区，逐步实现相对地区平衡，逐步实现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协调发展的过程。

七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曾经经历了二十年的动荡，停滞和缓慢发展，起根本原因就是在体制上存在弊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巨大发展，其根本原因是体制改革推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是在改革中不断前进的过程。

八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这里说的是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过程，说的是整个阶段需要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九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这是从世界历史比较中和从中国历史发展中来看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担当的历史任务。曾经为古代文明作出伟大贡献的中华民族，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定将对世界现代文明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总之，这几个方面，既展开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又全面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目标，也从不同方面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逐步实现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成熟、完善，上述基本特征也会随之变化，其中，先进的、积极的因素将会不断扩大，消极的、落后的因素也会逐步缩小。

在这9个方面中，头尾两条，表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完成历史性转变的总任务；中间7条，表明了历史性转变的基本内容。这样一个历史进程，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和历史任务的动态展现。

对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认识，是全世界共产党人经过坚苦卓绝的奋斗和无数次失败的血的代价换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预言，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期，这就是社会主义时期。但是，在实践中，这个过渡时期究竟有多长，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形态，各国的社会主义将产生哪些不同的特征和区别，却成为各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性难题。每当无产阶级革命高潮来时，革命者总是渴望社会主义早日实现。但是，实践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社会主义不可能在几十年内建成。在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时间比发达国家更要长得多。巴黎公社仅仅存在了72天，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存在了70多年。它们的失败，都不应当看成是科学社会主义本身的失败，而是社会主义实践在探索中的挫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课堂和实验室。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政党可能以几十年的时间完成夺取政权的革命，但是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却需要几百年的时间！

承认我们的社会主义仍处于整个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并不意味着我们悲观失望，而是使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历史定位有着更深刻的认识，更好地看清我们所处的时代环境，所面临的矛盾和任务，更好地调整我们的政策，更好地应对资本主义的一切挑战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有益的成果和经验，更好地调动起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创造丰富多彩的形式，探索人类社会健康、合理、有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完成无产阶级对人类社会所承担的神圣历史使命。

我国现阶段社会存在着各种矛盾。从经济领域来说，有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旧的经济体制同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及新旧体制之间的矛盾，中央和地方、整体和局部、速度和效益、积累和消费、供给与需求、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收入不平衡以及各种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矛盾，等等。从思想、政治、文化、社会领域来说，有政治、教育、文化、科技体制某些环节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生产力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旧的习惯势力、传统观念及其片面认识同社会进步之间的矛盾，“左”的思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矛盾，官僚主义、腐败现象、拜金主义、腐朽生活方式以及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同广大群众利益之间的矛盾，等等。但是，在所有这些矛盾中，起决定性、支配性作用的，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种起决定性、支配作用的矛盾就是我国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一主要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显然是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面，因而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中心任务。由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中心任务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完全一致，都是发展生产力。因此，我们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落实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必须首先准确把握我国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上，我们有过沉痛的教训。1956年，党的八大科学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国内形势。但是，随后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左”的错误，仍然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结果导致中心任务移位，动摇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阻碍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首先必须准确把握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否则，就会人为地造成“中心任务”与“根本任务”不一致，偏离以经济建设中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就是以对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把握为根据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所有这一切，都得益于我们对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这一历史阶段社会众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它的存在和发展，决定和制约着其他矛盾，规定和支配着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和趋势。只有牢牢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和工作中心，才能清醒地观察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解决。

总之，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都说明，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科学地把握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和平时期的任何情况下始终把经济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

第二节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一是1952年提出的“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1952年党和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过渡时期“一化三改”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指引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性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此后，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主要矛盾、根本任务、发展动力、领导和依靠力量、主要实践手段等问题，制定正确的基本路线，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新的历史性课题。在探索这一问题上，党经历了曲折的过程。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正确地分析了国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党在今后的根本任务。但是，党的八大路线在实践中未能得到全面坚持与贯彻

二是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它虽然反映了党和人民希望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良好愿望，但却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助长了急于求成的“左”的倾向，导致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刮“共产风”的严重的失误。

三是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1969年的党的九大正式把这段话确定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内乱，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损害。

第二，党的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三大形成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1978年12月召开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使用“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这是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全会还提出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新方针等。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邓小平同志针对社会上的一些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此时，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的基础得以奠定。

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

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十三大对基本路线的表述，规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和奋斗目标、完成任务的根本途径、根本保证、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这一概括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研究当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路线、方针、政策的总结与升华。此时，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正式形成。

“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是对我国现代化事业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的概括，是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由先进分子组成的，是现代中国无产阶级的最高阶级组织，是全国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首要前提条件。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充分相信和依靠人民，是实现党的坚强领导的基础，也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力量源泉。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我们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集中概括了党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和总政策，是这条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

党的基本路线科学规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是经济建设，经济发展是解决其它一切问题的基础，扭住经济建设不放，加快发展生产力，促进我国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也是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让人民共同富裕起来的现实要求。所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是实现根本任务的政治保证与动力。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它从领导力量、经济制度、国家政权和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科学而完整地回答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和方向问题，因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政治基础。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当代中国的一切，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在社会主义社会，促进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是改革开放，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通过开放，引进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都是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保证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两者统一起来，共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集中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是我们完成现代化任务的立足之点。革命和建设都要把我们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点上，都要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现在，我们要改变中国经济文化不发达的状况，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同样需要发扬这种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并不排斥外援；艰苦创业，也不是主张过苦日子。而是要求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中国的事情，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感和主人翁姿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包含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总要求，是我们的宏伟目标。

上述基本路线的各项，都是为了实现这一总的目标。富强，就是生产力发达，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人民生活富裕；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法制健全，依法治国，建立起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文明，就是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空前提高，造就出一代代社会主义“四有”新人。这是一个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各方面，包括物质文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实现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奋斗目标。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缺一不可，实现这一目标，要靠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奋斗。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虽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但邓小平第一个把以上四条作为一个整体提出来，并首次使用“四项基本原则”这一概念。他后来又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一个重要基本点，从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此后，邓小平又多次谈到四项基本原则。

1980年，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又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坚持党的领导。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又讲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阐明贯彻党的思想路线与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邓小平以坚持毛泽东思想为原则，直接领导我们党制定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建议》。1980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时，邓小平又以改革与党的关系为话题，讲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问题。1980年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调整，邓小平又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调整成功或失败的关键。

1981年7，邓小平针对思想文艺战线的问题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思想文艺战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

1983年10月，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精神污染，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

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邓小平主张写进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

1986年底，一些城市发生学潮，邓小平发表《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谈话，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89年春夏，邓小平针对动乱，再一次强调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动摇。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他杰出的政治活动、政治思想的总结。可以说是最后一次，从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角度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从以上可以看到，对四项基本原则，确实是邓小平讲得最多，而且是最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从它的提出，到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到我们全体人民的自觉维护，是一个逐步发展成熟的过程。1980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出，对于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党的十二大修改了党章，在总纲中，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全党团结一致的政治基础”。在1982年新修改的宪法中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公民的行为标准。至此，四项基本原则载入党章和宪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就成了每个共产党员和每个中国公民必须遵循的政治准则和行为标准。

在四项基本原则中，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前进的根本方向，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事业胜利的保障，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因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尚不成熟和不完善，也由于在国际上长期存在着反对和敌视我国社会主义的势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和行动将长期存在。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同时，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保证改革开放的政治方向。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能够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如果动摇了四项基本原则，或者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得不好，就会在政治方向、政治保障上出问题，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就不能成功。正如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的那样：“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应当看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根本区别于历史上的封建主义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标志。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改革的中国，发展的中国，稳定的中国，更没有现代化的日益繁荣富强的中国。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写进了我们党的章程，写进了我们国家的宪法，已经成为全党的共同意志，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每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也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自觉地、始终不渝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末，不论国际风云怎样变幻，不论征途上有多少困难、多大风浪，我们都能够做到“我自岿然不动”，不断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雄辩地证明，实行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完全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是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征。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的革命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革命的目的和本质是解放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邓小平同志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5页）改革同第一次革命的作用一样，也具有解放生产力的同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第二，改革是政策的重新选择和体制的重新构建，是对旧体制全面的深刻变革。

从改革引起的社会变革的深刻性这个意义上讲，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十四年来，我们从事的事业，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三，改革这样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必然引起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观念、精神状态等方面深刻而广泛的变化

这种变化，无疑具有革命性质。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

总之，改革虽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但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对体制的重新构建，从引起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观念、精神状态等方面的深刻变化，从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来说，其实是又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它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革命性作用不亚于我党领导的第一次革命。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它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改革的实质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变革旧体制。通过改革具体体制来完善基本制度。改革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与第一次革命的重大区别在于：两次革命的条件不同；两次革命的内容和对象不同；两次革命的形式和手段不同。

总之，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与世界各国进行广泛的经济、贸易、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交流，对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作用。我们要继续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地搞改革开放，这一点绝不能动摇。

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我国是经历了长期封建社会的国家，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闭型的制度。从历史上看，中国长期处于闭关自守状态，经济不发达。纵观中外历史和现实，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在对外开放问题上，“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而恰恰是在中国自我封闭的二三百年时间内，西欧封建制度迅速瓦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了很大的发展。长期的闭关政策，一方面使我国长期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情况缺乏了解，尤其对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状况缺乏了解；另一方面，由于根深蒂固的、落后的、闭塞的封建意识和统治阶级的百般阻挠，扼杀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致使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渐趋落后。在西方用炮舰轰开中国的大门以后，中国的封建君主们仍然抱残守缺。“脱亚入欧”的日本赶上去了，中国却沦为了半殖民地，任列强宰割。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强调：“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但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中国早已不能闭关。”

第二，这是敏锐把握当代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趋势的结果。

世界是发展的，也是开放的。由于生产力的巨大进步而引发的生产、资本、金融、交通和信息国际化，使得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愈益密切。中国只有积极主动地对外开放，才能成为相互依存的开放的世界的一个有机部分，以赢得经济的不断发展。正在发生的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更加深化了世界经济的国际化程度。中国只有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实现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资源配置和互接互补，才能在经济发展上不落伍于历史时代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分工和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加速，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一是生产国际化；二是资本国际化；三是金融国际化；四是交通、信息国际化。这都反映了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形成了互相依存的关系。在这种环境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取决于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第三，这是清醒判断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情和长远发展目标的结果。

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疑是处在当今世界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最前列。因此，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通过对包括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管理、文学、艺术等在内的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学习、吸收和借鉴，既会促进我们的物质文明发展，也会促进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

对外开放作为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将它贯穿于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而不仅仅是权宜之计。吸收和利用了全人类的文明成果，社会主义才会更加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也才会不断增强。

第一，在对外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这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

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发展自己，使自己壮大起来，这是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因此，在对外开放中一定要自己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脉，确立本国的发展道路，自主地决定和处理本国的事务，不受别国的控制和干涉，实现经济独立，保证政治独立。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引进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但是，“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中国人民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屈从于任何外来的压力，决不会放弃民族独立来听任别国的摆布或求得别国的施舍。

第二，在对外开放中坚持自力更生，这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这一国情就决定了我国不可能像世界上一些小国那样，在一个时期主要依靠外国的资金、技术和其他援助使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更不可能像有的国家那样，一些资源和食品长期依赖进口，依赖国外市场。特别像粮食这样的战略物资，中国决不能也不可能依靠国外得到解决。中国的事情要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包办代替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这样拥有12亿多人口的大国，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也无法为我们的经济建设提供全部的资金和技术。单靠外部力量的帮助不可能使我国富强起来，基本的途径，只能是依靠我国人民自力更生。邓小平说：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上。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基本上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主要靠自力更生，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还发射了人造卫星，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过程中，我们要尽可能地引进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但主要还是靠自己的科技基础和力量，而且要把引进与开发、创新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优势。我们既要通过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国际市场，国外资源来加快发展，同时更要坚持面向庞大的国内市场，针对潜力巨大的国内需求，以内需为主来拉动经济增长。

第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实行对外开放是辩证统一的。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对外开放的基础；对外开放是为了增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

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这样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处理好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江泽民同志理论论述大事纪要》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第78页）对外开放是获取补充经济资源、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手段。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将使我们既能有效利用国内的优势资源，又能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经验等资源；既能发挥国内市场的优势，又能积极利用国际市场，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但是，认真学习和借鉴外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必须按照自己的国情，作出自己的取舍，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只有坚持自力更生，充分调动国内的各种积极因素，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对外开放才能有强大实力为后盾，才有稳固的基础。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对外开放使我国与世界市场和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外部世界任何重大的动荡必然会通过各种渠道程度不同地传递到我国，对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冲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就能使我们站稳脚跟，有效地抵御外来的冲击，缓解消极影响，避免社会经济生活发生重大动荡。我国才能在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中居于主动地位，顶住别国的压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还应看到，在今天的世界上，还存在某些敌对势力，不愿意中国迅速发展和强大起来，他们总是利用种种借口企图卡我们的脖子，从西方发达国家取得资金和先进技术是不容易的。只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才能增强我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的实力，打破西方国家的垄断，限制和制裁，才能真正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而不受制于人。

总之，没有自力更生作为立足点，对外开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国自力更生能力越强，国家经济规模越大，经济实力越强，我国的对外开放就会搞得越好。而只有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和借鉴别国的先进成果，才能提高自己，增强自立和自主的能力。由此可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实行对外开放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决定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长期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到“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转变过程。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这是坚持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客观依据。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忘掉我们的基本国情，以为可以很快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政策，是不对的。即便在进入小康社会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仍然要继续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仍然需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前进道路上无论出现什么问题和矛盾，遇到任何困难和风险，我们都要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

1、“两个基本点”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江泽民同志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都是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66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决定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生产力不发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形成尖锐的矛盾。要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力的落后状况，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就必须集中力量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现阶段我国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尤为突出，尤为重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只有坚持发展经济，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才能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保持稳定局面；才能顶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才能从根本上摆脱经济落后状况，跻身于世界现代化国家之林。因此，经济建设是党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国当前最大的政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路线。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我们都必须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除非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离开这个中心，更不能干扰这个中心。

2、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也离不开“两个基本点”。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离不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的经济建设，是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保证、以改革开放为强大动力的”。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和丧失动力。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经济建设顺利进行和我们各项事业健康发展的政治前提和根本保证。四项基本原则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主要起着三方面的政治保证作用：一是保证有一个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保证有一个团结稳定的环境；三是保证有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行动。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的事业就没有根基，没有方向。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推进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只有通过改革开放，才能不断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经济体制，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提供更优越、更广阔的条件。不开放不改革，经济发展没有出路，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3、“两个基本点”之间相互贯通，相互依存

一方面，四项基本原则规定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是改革开放健康发展的保证。邓小平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所谓“立国之本”，指的是：国家的各项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制度，都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础来确立、完善和发展；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措施，都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依据来制定、贯彻和实施；我们的言论和行动，都不能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政治基础，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丝毫不能动摇的基本政治立场。因此，我们的改革开放，必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这是一个政治方向问题。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将失去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就会背离社会主义的方向，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危害社会主义事业。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作为社会主义的强国之路，它又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坚持和发展四项基本原则开辟了新的途径。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指出：“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5页）“但是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却都有新的意义，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9—180页）这就告诉我们，不能把四项基本原则看做一成不变、凝固僵化的东西，而应当根据新的形势，丰富和发展它的内容。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意味着我们现在所讲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与改革开放紧密相联的、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四项基本原则。而正是改革开放给四项基本原则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使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为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并且发展四项基本原则开辟了崭新的途径。

总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相辅相成、内在统一，两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种统一性，反映了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规律，反映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只有坚持“两个基本点”的辩证统一，才能使经济上的繁荣发展同政治上的安定团结互为条件，互相促进，排除各种干扰，经受种种考验，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

在把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问题上，邓小平提出，在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左”和右，是政治概念，指的是偏离党的政治路线的错误倾向，是动摇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因素。在今天，就是指对党的政治路线的偏离。右的表现主要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或“全盘西化”；“左”的表现主要是怀疑甚至否定改革开放，认为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中所作出的重大决策和采取的重大举措，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子，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种错误倾向，就其认识根源来说，都在于背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右的倾向主要在于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和要求；“左”的倾向主要在于背离了“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改革开放以来，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曾不同程度地干扰过我们的事业。所以，邓小平同志历来主张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但在“左”与右两种错误倾向中，邓小平认为“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他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而改革开放主要阻力来自这种积习，所以，反对这种积习和僵化思想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同时，“左”的东西容易迷惑人，“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象越“左”越革命。我们党的历史上主要是“左”的倾向干扰更严重。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们党坚决贯彻了邓小平同志关于“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重要思想，坚持排除了“左”右两方面的干扰，我们才经受了各种考验，保证了党的基本路线的全面贯彻执行。

目前，我们不能说已经没有任何“左”右干扰或影响了，只要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就始终有一个防止“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问题，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是我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江泽民同志指出：“改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江泽民同志理论论述大事纪要》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第70页）我国近20年来在经济建设等各个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是在改革中实现的。要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建设三项奋斗目标，关键仍在于深化改革。既通过改革，推动当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又通过改革，逐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下世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

发展是改革的目的。发展首先是经济，但不仅仅是经济，包括政治和文化诸方面全面进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我们必须开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还存在种种矛盾。只有牢牢抓住主要矛盾，在解决主要矛盾中才能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因此，在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靠自己的发展。

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发展和改革必须要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江泽民同志指出：“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发展和改革必须要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这是我们付出了代价才取得的共识。……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一切无从谈起，多么好的规划、方案都将难以实现。”（《江泽民同志理论论述大事纪要》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第70页）稳定指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包括国家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稳定，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稳定，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以及基本国策的稳定，全党和国内各民族人民的团结。没有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什么事也干不成。当前，我国正处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同这种经济体制转轨相适应，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等也有一个转轨的问题。从而必然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逐步转变，并且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变动较大，人民内部矛盾会明显增多，有的还会日益突出起来。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和改进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化解各种矛盾，避免出现大的政治社会波动。必须严厉打击破坏社会秩序、危害社会安定的各种犯罪活动；警惕国际国内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不论这些破坏社会安定的因素来自哪里，我们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并坚决把它们消除在萌芽状态。

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发展和改革又是稳定的基础。江泽民同志指出：“如果不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实行改革开放，没有经济的发展，也不可能有巩固的团结和稳定。”（《江泽民同志理论论述大事纪要》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第60页）保持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从根本上讲要靠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发展。邓小平曾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而我们之所以稳定，就是有发展，发展很明显。所以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这种速度要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上。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因此，我们必须依靠发展经济来为社会基本制度的巩固奠定物质基础。不管出现什么问题，都不能放松经济建设，不能动摇和削弱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同时，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当务之急，也是长远大计，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只有坚决地进行改革，为发展生产力扫除障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量存在的各种新旧矛盾，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坚定可靠的基础。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力度”、“速度”、“可以承受的程度”的统一点，或者说结合点，也就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关键点。

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就要正确把握改革的力度与保持社会稳定的关系。改革是长期稳定的基础，是有利于稳定的。改革要坚定不移。但任何重要的改革，都必然要涉及各方面的利益调整，都会遇到阻力，甚至产生一些矛盾，造成一定时期、一定范围的不稳定。因此，每一项重要改革都要审时度势，权衡利弊，不能贸然行事、急于求成。必须注意社会的承受程度，努力把可能引起的社会震荡减少到最低限度。特别是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面对体制转变中的深层次矛盾和关键问题，需要加大力度，深化改革。但是，改革深化到什么程度，力度加大到什么程度，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既要大胆，又要慎重。改革的方案、措施，要以人民群众心理上和经济上可以承受为限度。改革力度如果超出了人民群众可以承受的程度，就会增加不稳定的因素甚至引发社会和政治动荡。这就要求改革的方案、措施应注意配套。只有使改革的力度大又不超出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才能保证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就要正确把握经济发展速度与保持社会稳定的关系。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并不等于简单的数量增长，更不是不顾客观条件和经济规律的追求高速度，也不能盲目攀比，搞“泡沫经济”。发展要立足于已有基础，考虑客观可能和社会的承受能力。如果经济过热，就可能造成物价上涨过快，甚至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也会危及稳定。因此，加快发展的紧迫感必须与科学求实的精神结合起来。国民经济的发展，要做到速度和效益相统一，做到国民经济各部门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经济、政治、文化也要协调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质量，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全面进步，就可能出现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出现社会的畸型发展。这种发展速度，同样会超出社会的承受程度，引发不稳定因素，从而是不利于加快发展的。

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就要正确把握改革的力度与经济发展速度的关系。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经济发展，因此，改革与经济发展从根本上讲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改革不能等同于经济发展，并不是每一项改革的实施都必然会立即产生相应的经济效益。改革是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因此，改革的作用往往需要一个过程才能发挥出来；有时还会出现暂时的局部的经济发展速度的减缓。改革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经济增长速度过高、过低，往往会伴随着经济环境的紧张，这也会给重大改革的推进带来困难，使改革难以深入，社会也难以稳定。

坚持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辩证统一，是我们党在纲领问题上的一条重要经验。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党既有每个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也有确定长远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1922年，我们党的二大第一次明确区分了中国革命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实现新民主主义。毛泽东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提出了我们的一般纲领即基本纲领，并把它作为最低纲领，论述了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关系。把党的纲领区分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注意它们的区别和联系，体现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的统一，有助于在不同的时期完成不同的任务，也有助于通过现实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我们要正确认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辩证关系。我们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始终不变的；党的最低纲领则是根据革命和建设不同发展阶段的客观实际制定的，客观实际不同，党的最低纲领也有所不同。最高纲领是最低纲领的最终归宿，最低纲领是最高纲领的具体分解。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是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在现阶段的具体实践目标。在实践中，我们要把崇高理想和脚踏实地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我们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进行的每一项工作，都是为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正是通过完成革命和建设的各个阶段的一个又一个具体目标而实现的。

过去，我们在纲领和理想问题上，或多或少有过一些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现在，当强调实现共产主义的长期性时，也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种认为可以不讲理想、目标的倾向。对这两种倾向，都需要加以注意和防止。要有针对性地解疑释惑，正确地进行党的纲领教育。我们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使命、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三者之间的关系，把它们统一起来。既要放眼未来，又要立足当前。坚决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从实际出发，切切实实地把当前的各项工作做好。通过实施现阶段的纲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而朝着更远大的目标前进。

1991年，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在总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特别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及国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成败兴衰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代表党中央从总体上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作了阐述。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根据邓小平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阐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以及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概括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于是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1、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目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基本政策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

2、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目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社会安定，政府廉洁高效，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睦，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基本政策是：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3、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目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基本政策是：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在建设，繁荣学术和文艺。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这些年来最主要经验的总结。这个纲领，既有长远目标又有近期要求；既有努力方向，又有具体任务；既有战略性构想，又有政策性法规。它浓缩了党的基本理论，延展了党的基本路线，目标宏伟而又任务明确，内涵丰富而又简明扼要，从不同层次、不同侧面构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

十六大报告总结13年的基本经验，第一条就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这是十条经验的核心，涉及党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指针。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13年来最重要的经验，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风险都不动摇，并且在实践中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得到不断的推进。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的开拓创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和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从经济、政治、科教、文化、军事、统战、民族、宗教、外交、党的建设等许多方面不断推进政策和理论的创新。

十六大报告总结13年的基本经验，第二、三、四条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是基本路线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的行动纲领。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实现的路线转变，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发展是硬道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的这些名言，激励和指引我们党把我国的经济发展驶进了快车道。党中央紧紧地把握住这个硬道理，并且强调：发展要有新思路。新思路要不断开拓。十六大报告总结13年，突出了三条新思路：一是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外需内需都推动着经济发展，中国这样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势必以扩大内需为主，在外需受到世界经济低迷影响的时候尤其是这样。二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这是我们自己发展经验的总结，也是世界发展经验的总结。三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既是吸取当代世界经验的成果，又是对中国发展的得失进行深刻的战略反思的成果。只有克服盲目和近视的发展观，树立可持续发展观，才能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而经济发展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实现的路线转变，最根本的又一条，就是从僵化半僵化转变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转变到对外开放。改革开放是新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实现现代化的强国之路。改革包括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教育科技文化改革和其他各项社会事业的改革，要从实际出发，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循序渐进，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经济改革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后，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四项基本原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一直强调的立国之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坚持的。而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又赋予这些基本政治制度以新的时代内容，要求它们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地完善和发展。这就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保障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和其他各项公民政治权利与经济社会权利。

十六大报告总结13年的基本经验，第五条是：“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第六条是：“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两条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根本保证。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改革开放最初10年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在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比较软。针对这个情况，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13年来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上采取了许多实际步骤，取得了许多重要经验。

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总的说是在稳定中前进的，这是总结和吸取了反右派运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教训的结果。同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连续不断的动荡和破坏相比，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仍然未能防止和避免1989年那样的政治风波。有鉴于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特别注意稳定，提出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从而保持了十三年持久的稳定。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是因为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实惠，人民支持和拥护我们党；是因为我们党大力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因为我们党反复强调，对任何可能引起不稳定的因素都要把它们化解在基层，制止在萌芽状态；最根本的是我们党中央是团结一致的，全党是团结统一的，遇到了什么问题，大家按照中央的要求，统一步伐，齐心协力地加以解决。我们所珍视和追求的稳定，不是消极的稳定、静止的稳定，而是推进着改革和发展的稳定，是由改革和发展支持着的稳定，从而是能够保持21世纪改革和发展顺利前进的稳定。

第七、八、九、十条基本经验，涉及治党治军治国和内政外交国防，是阐述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重要保证。其中第七条“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安全保证；第八条“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力量源泉保证；第九条“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外部环境保证；第十条“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保证。

十条基本经验，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一道，对于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回顾十三年的奋斗历程，我们党在治党治国这个最根本问题上，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无论是指导思想、方针政策，还是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都始终坚持与时俱进，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